朱軍說他堅決不洗碗，性別話題的天又被聊死了

摘要性別平權最終想爭取的，是保障女性有自由選擇人生，而不被社會偏見與制度歧視所制約的權利。

騰訊娛樂專稿（文/縉聞）

近日，北京電視台綜藝節目《音樂大師課》的一段內審視頻流出。視頻中朱軍誇讚一位帶著兒子前來參加節目的母親：「我們有句老話，『一個好女人，幸福三代人』，這個不是沒有道理。你看女人一生的角色，她是女兒，她是妻子，她是母親，上要孝敬父母，中要侍候丈夫，往下要照顧兒女……」其中「侍候」一詞，女性聽著心裡很不舒服。向來「光偉正」、春晚年年見的現名嘴朱軍，人設也面臨著崩塌。

不知朱軍有沒有意識到「侍候」一詞流露出的性別地位不平等，講到這個詞前，他有意識地猶豫停頓，我懷著最大善意揣測，他可能一時間沒有找到合適的字眼來形容夫妻間的幫扶關係，並非有意貶低抹黑女性；然而招致更大不滿的仍在其後。

朱軍說：「家務活兒我只做飯，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做完飯之後我堅決不洗碗，我真的覺得，那些應該是女人做的。」《人民的名義》中飾演劉瑞龍的演員馮雷直接反駁他：「一個好男人也能幸福三代人。」並稱自己「在家裡是洗碗的」。

有媒體分析，朱軍在節目中的這段話，經前後剪輯，可能有被「斷章取義」的嫌疑；但拋開文本語境本身不論，也不舉著女權的大旗對其言論加以鞭笞，我更想講講「洗碗」一說所代表的社會偏見，以及兩性關係對話當中常見的隔閡。

坦白講，僅從「家務活兒我只做飯」，我無法得出朱軍在家庭關係中位於絕對主導地位的結論。畢竟，朱軍此前在若干採訪和文章中的細節呈現，都能體現出夫妻間相敬如賓、共同扶持的樣態；而夫妻雙方在家庭關係中承擔的角色各有側重，比如一方偏重家務貢獻，一方偏重財務貢獻，也無可厚非。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朱軍「洗碗」說中的「應該」。

「應該」二字於社會群體，最可怕的就在於用群體屬性否定個體特徵的多樣性。

女人就應該洗碗嗎？不洗碗的女人就不配做女人嗎？再往大來說，溫柔體貼、賢良淑德是否就是女性該有的樣子？而舞刀弄槍、抽煙喝酒是否就是男人才有的特權？

反過來講，女人就不該洗碗嗎？家庭婦女就比職場女性更值得鄙視嗎？

有前者想法的人被稱作「直男癌」，有後者想法的則被稱為「直女癌」，現在也常常被人戲稱為「中華田園女權主義者」。兩者共有的特性，都是對「女性應該如何」有一套自詡正確的價值觀，而忽視了女性群體當中個體的千差萬別。

當今中國「性別對話」難以為繼的原因，不客氣講，最主要的可能就是「直男癌」和「直女癌」症候群對女性群體絕對自信的理想型想像。「直男癌」不必多講，對女性化標準有自己全套的評判體系，具體參照《紅樓夢》里的薛寶釵，《絕望的主婦》當中的布里，都是典型的Perfect Lady，但正常女性誰也不想既當情人又當媽，只為取悅某個男性。

需要警惕的是「直女癌」。在政治正確的女權旗幟下，以「獨立女性」形象打壓附庸於男權社會的女性形象，可能正在剝奪屬於弱勢女性的情緒發泄與生存空間。

前段時間，趙雷在湖南衛視唱《三十歲的女人》，立即有人指責其歌詞物化女性，講得好像只有愛情才能救贖女性。很多人附和，鬧得我內心惶恐許久，再三反思是否我的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不夠？捫心自問，獨自漂泊異鄉，午夜時分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非但沒覺得冒犯，倒反有種被深深理解的感動。每個人都有脆弱的時候，脆弱不值得讚揚，但也不該被鄙視。如果弱者的心聲總被強勢群體的價值觀壓抑，那弱者的權利又將何以安放？

在女性自我意識漸漸覺醒的當下，性別間的對話與女性權利的保障，最重要的可能並不是爭取相同，而是承認不同。承認女性與男性生理結構的不同，承認家庭關係中的女性天然要比男性承擔懷胎十月的生育成本，思考社會如何彌補女性生育承擔的生理成本。

承認女性個體間的不同。有人想出任CEO想當科學家，不該有人跳出來講「那只是男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有人想相夫教子，也不該被指責「窩在家裡沒出息」。

性別平權最終想爭取的，既不是號召女性回歸家庭，也不是鼓勵女性沖向職場，而是保障女性有自由選擇人生而不被社會偏見與制度歧視所制約的權利。你可以當林黛玉，也可以當花木蘭，沒有人會說哪種女性比另一種女性更高貴。你想攀事業高峰，不用擔心在能力相同的條件下因性別原因而敗下陣來；你想當全職主婦，不用擔心一腔心血全付出，卻在脫離家庭關係後因無法謀生而潦倒困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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