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廟裡供和尚

最新 05-28

元朝的國師宰相劉秉忠留給人們的印象一直是個足智多謀的大和尚。眾所周知，他曾在邢台大開元寺掛單，又由海雲禪師引薦，作了忽必烈的「入幕之賓」。在金蓮川幕府中，他也總是「緇衣示人」。因法號「子聰」，還得了個「聰書記」的諢名。明初的著名「妖僧」姚廣孝更是出於對劉氏的崇拜才落髮出家的。至今，其家鄉邢台的「紫金花園」內還塑有劉秉忠的僧人銅像。一頂圓光，鬚眉皤然，一看就知道是位年高德劭的「有道高僧」。

但就是這麼位如假包換的「禪和子」，卻在去世數年後，被供入了上都和大都的「靈應萬壽宮」。對，沒錯，是「宮」而不是「寺」。而且這兩個「萬壽宮」還是當時的「北方三大道教」中「太一道」的總壇！劉秉忠的身份更加弔詭，他是作為「太一道」的首代宗師去享受香火的！「和尚」佔了「老道」的窩兒，不知道太上老君知道這事會不會氣得親自下凡，和劉大師PK一番。可事實上，無論僧、道兩家都對此極為淡定。劉秉忠的神像安然無事地在香煙繚繞、《黃庭》聲聲的道觀中端坐了數十年，直到元朝末年「太一道」併入「全真教」為止！

劉秉忠和忽必烈

這種不可思議的「混搭」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中奧妙還要從兩方面說起。首先，是劉秉忠個人的原因。他出身官宦世家，早年學儒，後又入山學道。皈依佛門後不僅研習內典，涵泳三乘。更是打破教派畛域，拜著名科學家、郭守敬的祖父郭榮學習天文、星算、占卜等「術數」。到二十多歲就已經是一個「天下事如指諸掌」的經世奇才。忽必烈在和劉秉忠共事的33年中，每每為他的「言事必中」、「未卜先知」所折服。二人結下了「如魚在水」、「如虎在山」（徐世隆語）的深厚情誼。堪比歷史上的劉備之於諸葛亮，符堅之於王景略（王猛）。但這一切都隨著劉秉忠的去世戛然而止。最讓忽必烈頭疼的是，劉秉忠一身驚人的法術，特別是《易經》和《邵雍皇極》中的占卜術與遁甲術幾成絕響。不要說他的在俗弟子張文謙、郭守敬等人，就是他的釋門法嗣也只是繼承了其道統而非那些「玄之又玄」的法術。

這裡要多說一句，原始佛教的「天敵」是歷史更悠久的「印度教」。而「印度教」因亞歷山大的「馬其頓東征」吸收了不少「希臘神教」的因子。在希臘神話中，即使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奧林匹斯諸神也無一不是「命運」（佛教稱「業力」）的手下敗將。所以為表示更高一籌，佛教在誕生之初便打出了「神通無用論」的大旗。主張尋找能徹底消除「業力」的「涅槃」境界。在宋朝重視思維邏輯的禪宗興起後，僧人們更幾乎無一例外地將「法術」、「神通」斥為「外道魔障」。除了像劉秉忠這樣敢於「三教圓融」的「異類」，還真沒幾個能窺得其中的只鱗片爪。

而這時，「太一道」被急於找到劉秉忠接班人的忽必烈發現了。和道教其他理論性派別不同，「太一道」從創立之初便將「巫祝之術」作為「御世之方」、「立教之本」。《元史·釋老傳》說它「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是個迷信色彩極為濃郁的民間宗教。在僧人系統無法接盤劉秉忠龐雜的「法術」知識時，「太一教」無疑是最合適的選擇。果然，結合《元史》我們發現，歷代元政府交給「太一教眾」最多的任務便是「打醮」與「祭遁」。所謂「祭遁」，便是向「六壬遁甲神」上表祈福。希望能藉助「遁甲」蔭庇趨吉避凶，也是蒙古皇室最信服的一種漢族宗教儀式。皇帝的一力強推，再加上早年劉秉忠確實短暫學過道。所以即便是入主「萬壽宮」，在道教徒中也沒有激起多大的反彈。

還有，就涉及了忽必烈心中「不足為外人道」的小秘密。原來這「太一道」門戶之見極深，獨立性很強。首代教主蕭抱珍便作出了「後代教主非蕭姓者必改蕭姓」的教令，使得「太一道」幾乎成了家族式的私人產業。再加上它立身民間，影響極大。

《元史》上說它「遠邇響風，受籙為門徒者，歲無慮千數」，漸漸擁有了一呼百應的政治勢力。比如其五代祖師蕭居壽就曾經策動朝臣董文忠參與忽必烈的建儲問題，足見其能力之大。更讓忽必烈感到不安的是，「太一道」並不像「全真道」那樣，在蒙古草創之初便主動「投懷送抱」（丘處機見成吉思汗）。而是在元朝幾乎底定中原的情況下，通過皇帝下詔宣請才來和政府媾和的。一個如此「牛氣」的民間宗教會不會發展成「黃巾第二」，是誰也說不清的。所以很有必要在道統上給它來個「斬首行動」，以求瓦解其內部的獨立性，同時增加它對政府的向心力。果然，在劉秉忠成功入主「萬壽宮」後，據元人熊夢祥著、記錄大都風情的《析津志》（「析津」為「北京」古稱）所記，「靈應萬壽宮，元自開國始創建於西山，賜上名額，實自太保劉文正公之主也。第二代李，第三代張，第四代林，第五代林，第六代毛，第七代謝，第八代郭，第九代劉，第十代譚，第十一代潘」。劉以後的歷代教主都被恢復了「本姓」。所謂的二代「李教主」其實就是五祖「蕭居壽」，只不過他繼承劉秉忠的道統。而秉忠被派作「初祖」，他也就跟著破格超升，成了「新太一道」的二世祖。喪失「獨立性」後的「太一道」成了皇家馴服的愚民工具。但同時也為自己失去民間活力，終被「全真教」吞併種下了「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