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哭梁湘

編者按：梁湘去世近20年，重評梁湘之聲不絕如縷，刊此文，以供參考。

　　1998年，我身陷囹圄。有一天，我看到12月21日的《海南日報》，在報紙第二版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有一個「豆腐塊」的消息，說梁湘去世了。一看標題，我的腦子一下子就蒙了，眼鏡也霧了，我木然地坐了很久，待我緩過勁來，一幕幕往事，就像放電影一樣，在我眼前展現。

　　我認識梁湘同志，是在1965年。那年夏天，我從中共中央中南局辦公廳調到廣州市委工作。那時，他是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主管全市的工業、交通和城市建設，我在市委辦公廳當一個正縣級的機要秘書。除在市委的一些重要會議和重要活動見面以外，有兩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件是，朱森林、繆恩祿、鄒爾康和我等一些同志，1965年下到廣州鐘錶廠及其下面的分廠、配件廠，搞城市「四清」試點，有時為運動和生產上的一些問題，向梁湘同志彙報請示。我發現他對工業很熟悉，思路也很開闊。再一件是，1965年末，我們市委辦公廳幾位同志對幾個老工廠的技術改造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寫了個材料，送給他看。他看了很重視，又批請別的領導同志看，看後以市委文件轉發，並上報到中南局和廣東省委。很快省委又將此件批發全省，梁湘同志更為重視，在他的倡議和指示下，我們又組織了更多的同志，對全市工業內部的各行各業技術改造問題進行調查。當時，按工業內部的不同行業，按工廠的大中小和好中差等不同類型，挑選了一百來個工廠企業，名曰「廣州百廠調查」。可惜的是，工作進展到三分之二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革」剛開始不久，我奉調北京。在臨走前夕，梁湘同志還專門聽了一次彙報，並表示一定要繼續搞完。

　　自此之後，我們各自南北，多少年也沒有見面。在「文革」期間，我們都遭了罪。他在廣州，聽說先是被批鬥，後來下放到工廠里勞動。恢復工作後，先在市革委生產組幹了一段，後又到粵北的韶關地區幹了一段。我在北京，先忙乎了一陣，後來被關押了一年，又去大西北勞改了四年。有人告訴我，梁湘同志曾幾次打聽我的下落和處境。在當時那種四周都是冷漠眼光的情況下，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裡是很熱乎的。

　　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國實行了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政策。梁湘同志沖在前頭，主政深圳市，幹得挺不錯，有一年還成為全國十大新聞人物之一。在那時候，有一件事情使我難以忘懷。1985年，我在國家林業部當辦公廳主任，一位副主任有個親戚大學畢業了，學的是無線電專業，想去深圳闖一闖。我麻著膽子，給梁湘同志寫了一封便信。後來他們告訴我，梁湘同志看了信之後，說這種人才深圳要，不僅很快作了批示，還讓秘書帶著跑，直到把工作崗位和戶口、糧食關係落實為止。我聽了很受感動。

　　1988年2月，我調來海南省工作，才又見到梁湘同志。見面之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時間過得真快，一晃就是二十多年，過去叫你小辛，現在要叫你老辛了。

　　根據中央的任命，開頭我只在省委做宣傳工作。不久，梁湘同志鄭重其事找我談，說省政府這邊人手少，文教工作沒人管，你就一起管好了。所以有一段我是比較特殊的，既在省委有辦公室，在省政府也有辦公室。

　　他作為海南這個新建省的第一任省長，那種改革開放的思想，雷厲風行的作風，一往無前的氣魄，給了我們很大的感染力。對於海南這個經濟特區，中央發了文件，給了一些優惠政策，他認為一定要結合實際情況具體化，搞出能操作的具體條款，不然就是空中樓閣。為此，在他的親自倡議和指導下，搞了個較為具體的若干規定，簡稱「三十條」，以省政府的名義頒布。在頒布的那一天，他作了熱情洋溢而又慷慨激昂的講話。

　　他來海南的時候，已是近七十歲的人了，但是他那股熱情和幹勁，仍然不減當年。他單身一人，住在招待所，不分白天黑夜，日程排得滿滿的，一直連軸轉地工作。

　　對於群眾生活，他是很關心的。我親身經歷的，有這樣兩件事。一是1989年元旦、春節快到了，政法戰線的幹警為了讓大家過一個平安、祥和的節日，要加班加點。在當時工資收入很少的情況下，想給每個人連獎勵帶補助發一百元錢。為這筆錢的籌措，找省財稅廳，被頂了回來，找分管財政的副省長，也不給批。我當時在省政府還聯繫政法工作，政法辦的同志找到我，要我直接去找梁省長。我到了他的辦公室，「將欲言而囁嚅」。當他弄清了情況之後，很快就批了。他邊批邊說，政法戰線的同志們很辛苦，剛剛建省，一下子來這麼多人，社會秩序搞到這個樣子，真不容易，補助點是應該的。我曾提出可能有個連鎖反應的問題，他即說，出了問題，我擔著好了。再一件是春節前夕，他專門把我找去，說這次過年我要出差，哪也不去慰問、拜年，就是環衛工人我放心不下。為此，他要我代表他專門去海口市的環衛單位，慰問環衛工人，並同他們座談。我照辦了，並把我謅的一首打油詩：「椰城何以清，環衛工人勤。寧以一人臟，贏得萬人凈。」抄給了他。他看了之後，十分高興。在他臨走前，他專門請環衛工人的代表吃了一次團年飯。在吃飯的時候，他向環衛工人一一敬酒。他說，你們是城市的美容師，為了城市的乾淨，自己干最臟最累的活，「寧願一人臟，換來萬人凈」，社會上還有人看不起你們，這是不應該的。吃完團年飯，他就匆匆上路了。

　　1989年那個事件中，他被召到北京去談話，過了幾個月的「談話」生活。那種「談話」生活的滋味我是嘗過的，不知道那幾個月他是怎麼挺過來的。然後，他被撤去了省長職務，先在海南閑住了一段，後來就到深圳閑居了。像他那種一輩子生龍活虎，忙慣了的人，一下閑下來，落差如此之大，其心情可想而知。

　　1991年7月，我和科技廳劉廳長去深圳參加國家科委召開的一個會。開完會，我和劉廳長去他家看望了他。他見到我們，那股高興勁可熱烈了。容不上我們插嘴，他問了我們好多海南的情況，對海南的一往情深溢於言表。接著，我們請他出去吃一頓飯，他很爽快地答應了。劉廳長是當過秘書長的，不到一天的工夫，他把所有在海南曾經做過負責工作的而當時又在深圳的同志，都請來了。裡面有當過副省長的鄒爾康，有當過三亞市市長的程浩，有當過華海公司老總的甄錫培，有負責過八所開發區的周寬等。長期當過深圳二把手的周鼎同志，剛從澳門工委書記崗位上退下來，也趕來了。那次吃飯，席設深圳國貿中心的頂樓上，坐滿了兩桌。順便說一下，那一次請客的飯費是深圳一家公司的老總贊助的，沒有動用公款。席間，氣氛十分熱烈。對於梁湘同志，除了我稱梁湘同志，劉廳長稱梁省長以外，其餘的人都是親昵地稱之為老闆，或者是梁老闆。那種戰友間的熱乎勁，幾乎到了忘形的地步。過後我聽他老伴鄺輝軍說，那一天是他這兩年來最高興的一天。還說，老頭子為了去吃這頓飯，一會兒刮鬍子，一會兒系領帶，著西裝。還叫人把積了一層灰的汽車擦洗了一遍，忙乎了小半天。他一邊忙著，一邊喃喃地說，海南沒有忘記我，還有副省長請我去吃飯。

　　後來就聽說他病了，在廣州住了院。1994年4月，我和文體廳陳克勤副廳長去浙江開會。我們路過廣州，專門在廣州停留了一天，去看望梁湘同志。他當時正住在第一軍醫大學的附屬醫院裡，病得不輕，下肢行動困難，不能站立和行走。但是見到我們，笑著說病不重。看得出來，他那笑是費了勁的。陳克勤很機靈，買來了一束鮮花送給了他，他笑得更起勁了。現在，我這裡還保留著他捧著鮮花，和我們在一起合影的照片。

　　以後，一會兒聽說他病好了一些，一會兒聽說又有些加重。1995年6月，我到深圳去開會，聽說他在深圳的福田區人民醫院住院，會後，我到醫院去看他。剛走出他住的那層樓的電梯，就看到醫護人員貼出的壁報，刊頭的字赫然在目，很像梁湘同志的筆體，一問，果然是的。醫護人員說，梁市長（他們還是那樣稱呼他）可好了，同我們像一家人一樣。那次，我看他的病情比在廣州時稍好一些，能夠站立，並且能很艱難地走幾步。我在他病房裡，和他及他的老伴一起聊天，互相詢問著，我問他的病情，他問我有關海南的省情。臨走的時候，他一定要送我到電梯口，我見他那樣艱難地一步一步地挪，幾次制止，他都不幹。到了電梯口，他又艱難地把手舉起來，眼眶開始濕潤了，我的眼睛也很快就霧住了。最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樣出的電梯，怎樣出的醫院。

　　我真沒想到，梁湘同志會走得這樣快。記得在深圳福田醫院去看望他時，他對治好病還充滿信心，並一再對我說：等病好了，我一定找個機會去海南看看，哪怕是自費旅遊我也要去。現在，他的這個願望再也不可能實現了。我離開福田醫院的時候，儘管心情凄然，但我相信，我還會見到他，也希望能再有機會見到他。現在，這個希望，不可能實現了。

　　我聽人說過，海南之所以能夠建省，能批准辦經濟大特區，梁湘同志是功不可沒的。1987年，他從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的崗位上退下來。一向關心海南開發建設的王震副主席，要他去海南看看，幫助出出主意。梁湘同志帶了幾位同志，很快就到了海南，實地進行考察。考察完後，他寫了報告，送給王震同志並上報給了中央。他在報告中建議，將海南從廣東分出去，單獨建省，並像深圳那樣辦經濟特區。中央對他的建議很重視，經過醞釀和研究，決定海南單獨建省，並辦經濟大特區。隨後就成立了以許士傑同志為組長、梁湘同志為副組長的海南建省籌備組，緊鑼密鼓地開展了籌備工作。1988年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便通過了海南建省和辦經濟特區的決定和決議。

　　想到這些，對梁湘同志過早地離開我們，深感惋惜。深圳市有一個拓荒牛的大型雕塑，我去看過。拓荒牛那種倔犟有勁的形象，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這個大型雕塑，是深圳的城徽，象徵著深圳，象徵著深圳人民。有人說，它也象徵著梁湘同志，我看也是不過分的。

　　（1998年12月寫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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