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個人主義」是怎樣興起的

天下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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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西閃

個人主義是西方現代政治的支柱之一，乃至很多人把它看作西方傳統里的固有事物。這一認知如果說不算全錯，起碼偏頗甚大。正如托克維爾所言，作為一個術語，它的歷史並不久遠。雖然法國人率先使用了它，但「我們的祖先並沒有個人主義這個詞，它是我們為了方便自己使用編造出來的。因為在他們的時代，實際上並沒有不隸屬於任何團體而自行其是的孤立個人。」他又說：「個人主義使每個公民與其同胞大眾隔離，同親屬和朋友疏遠，它是一種只顧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跟利己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於，利己是本能，個人主義則源自錯誤的判斷。它的根源，「既有理性缺欠，又有心地不良。」

最早用文字書寫「個人主義」的可能是哲學家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他在1820年寫到，在政治和宗教的權威日漸衰落之際，「個人的意見」卻在驚人地增長。一旦自由有餘信仰不足的個人意見大行其道，社會秩序必定崩壞，陷入無政府的混亂。這種「本質上是所有共同體的死敵」的新思潮，邁斯特稱之為極端的「個人主義」。

像邁斯特和托克維爾一樣，同時代的法國人大多在消極意義上使用個人主義，甚至把它看作一種思想的災難。但是當這個詞傳播到鄰國，德國人的看法有些不同。他們逐漸把它與浪漫主義倡導的「個性」聯繫起來，從而用「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特定個體」取代了個人主義原有的極端、孤立、利己等含義。

英國的情況比較複雜。一方面，個人主義的術語出現較晚——實際上它是隨著《論美國的民主》的英譯本進入英國的；另一方面，如果把人身自由和經濟獨立看作基本條件的話，這樣的個人主義卻出現得相當早，並最終與自由主義的含義交織在一起。關於這一點，艾倫·麥克法蘭的《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寫得特別精彩，他把個人主義的歷史一直追溯到了13世紀的英格蘭。

還有一本書不得不提，那就是丹尼爾·沙拉漢（Daniel Shanahan）的《個人主義的譜系》。這位捷克傳播學教授獨闢蹊徑，試圖擺脫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框架，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個人主義的演化史。我個人覺得，他的文字雖然不及麥克法蘭有趣，卻同樣具有啟發性與爭議性。

沙拉漢首先重新界定了個人主義的定義，以便他接下來的分析。這個定義把個人主義看作是一個信仰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個人不僅被賦予了直接的地位和價值，而且也成為了真理的最終裁決者。沙拉漢給出的定義，比較偏向德國人對個人主義的理解。在這樣的理解中，一個人的獨特性，或者說個性，乃是「自我」之所以存在的核心。

傳統上個人的價值是由社會賦予的，無論中西皆是如此。既然個人主義認為，個人的價值是由獨特的自我賦予的，那麼我們要考察這種自我授權的新奇念頭始於何時，關鍵在於找出那個聲稱自己能夠就真理做出獨立判斷的內在「自我」什麼時候出現的。

循著這一邏輯，沙拉漢從心理學家朱利安·傑恩斯（Julian Jaynes）的研究中發現了「自我」的歷史起點——後者的研究不僅在20世紀80年代風靡學界，對其他人文學科也有深遠的影響。

大多數學者認為，就心智而言，今天的我們與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別無二致。然而傑恩斯的看法與主流不同。他認為現代人類的心智出現得相當晚，晚到公元前2000年，其標誌就是自我意識的誕生。他還指出，自我意識之所以出現得比公認的晚，是因為這種有別於動物，也有別於早期人類的意識，必須建立在自我指稱的能力之上。而這種能力的獲得，離不開大腦的神經生理學改變。簡言之，大腦必須經歷一個層級化的過程，從而為「自我」的登場騰出空間。

而自我登場之前，大腦里的那個空間被神諭（the voice of God）佔據著。為此傑恩斯從史詩《伊利亞特》里找到了不少有趣的論據。他提醒人們，當希臘英雄們說，是復仇女神或命運之神發出命令，讓他們做出某種決定或行為時，那絕不是一種修辭。事實上在當時的人腦中，充滿了幻聽與幻覺——一個半腦訴說，一個半腦服從，那是自我意識的前身，它讓英雄們不假思索地以為，神明在對自己發號施令。

傑恩斯把自我意識誕生之前的生理階段稱為「二分心智」（The Bicameral Mind，也譯作「心智的兩院制狀態」，或「心智兩開說」）。這一理論不僅能夠較好地解釋精神分裂症的幻聽和幻覺，也成為《西部世界》等科幻作品的靈感源泉。

公元前2000年左右，隨著人口、社會、戰爭等環境壓力的劇變，二分心智崩潰，自我意識逐漸取代神諭的位置，佔據了大腦的某個空間（傑恩斯猜測，那就是掌管語言的布羅卡區）。一開始，是所謂「模擬自我」（the analog self）的產生，其標誌是隱喻在文字中的使用量逐步增加。因為在傑恩斯看來，隱喻是「想像」自我的第一步，而自我是最終的隱喻。照我的理解，有了自我這一終極的隱喻，人類終於可以用哈姆雷特的方式說話：「在我的內心，我承認我和自己的關係並不像我以前想的那麼融洽。」

在《個人主義的譜系》里，沙拉漢把傑恩斯的理論運用到了極致。他認為，在中世紀西方人的自我意識有了更大的變化。原先空間化的「模擬自我」在基督教文化的反覆鍛造中，演變成一種兼具時間化的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包含了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的成分，沙拉漢稱之為「外在授權的自我」。

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西方人的自我意識又起變化，出現了「自我內在授權」的跡象。這主要牽涉到自我意識的時間觀念——如果說以前的基督教強調時間是上帝的計劃，是通往永恆的步驟，那麼改革後的基督教則讓人們把注意力集中於時間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實際上，正如韋伯指出的那樣，新教倫理從上帝的手中將時間竊為己有，轉換成世俗化的財產和商品，這樣的佔有觀對自我意識的影響相當大。從此，自我主張、自我判定、自我支配的成分，放大了自我的維度，擴張了自我的範疇，繼而為個人主義的時代奠定了信念基礎。

當自我成為衡量一切的終極尺度，真理的客觀性也就不復存在了，這正是個人主義的詭異之處。一個內在授權的自我，註定會異化成一個循環論證的幻象自我。沙拉漢覺得，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就會把人拖入一個越來越深的孤立狀態。那麼，假如抽掉個人主義這根支柱，如今的西方政治體系會不會坍塌呢？在《個人主義的譜系》的最後，他借麥克法蘭、許烺光等人的思路對此做了一些探討。然而就像他在中文版序言里說的那樣，他無意書寫一篇個人主義的訃告：這一信念體系曾經在西方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幾乎在最近的一個世紀里耗儘力量，不過如果某些非西方文化的要素（譬如互惠性、多元主義等等）能提供補充，個人主義依然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