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讓毛主席點將自己親家挂帥，周總理和多位將軍鼎力支持

周總理在「八一」獻禮展覽上觀看反坦克導彈樣機

「二戰」之中，坦克異軍突起，叱吒風雲，凸顯了陸戰之王的威風凜凜，對戰爭的勢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使反坦克作戰成為現代戰爭中的一個突出的重大課題，反坦克導彈因此應運而生。「二戰」末期，德國率先研製成功了世界上第一枚X--7反坦克導彈，「二戰」之後，反坦克導彈猶如雨後春筍，聯邦德國的柯布拉、蘇聯的AT-1、法國的SS-10、英國的警惕者、美國的龍式等相繼面世。白手起家新中國成立初期，國防工業的基礎差，底子薄，在反坦克導彈武器的研製方面更是「一無所有」。1957年9月，聶榮臻率團訪問蘇聯，10月15日簽訂了《中蘇新技術協定》，蘇聯先後向我國提供了地空、空空、地地、潛地、岸艦、艦艦等6種戰術導彈的實物和資料，唯獨沒有導彈家族中最小的小弟弟反坦克導彈。

1958年，軍委常規兵器專業組將反坦克導彈的研製任務納入了發展規劃，決心獨立自主地發展中國的反坦克導彈。隨之，軍械科學研究所、北京工業學院、三機部三所分別開始收集資料和方案論證。北京工業學院的原理樣機曾經在國防部舉辦的1958年「八一」獻禮展覽會上展出，周恩來總理仔細觀看了樣機。北工後來也曾經進行過一些試驗，但由於技術問題較多而終止了研究。1960年5月，軍械所、東北機器製造廠、慶陽化工廠組成了協作組，以東機廠為基地開始了反坦克導彈的研製工作，但不久也下了馬。（轉載請註明，轉自《總說裝甲》）

J-201反坦克導彈

1960年5月，軍械所劃歸軍委炮兵建制，炮兵以該所為基礎，於1960年11月成立了炮兵科學技術研究院。炮院一所在所長盧偉如（後來升任廣州軍區副政委）的帶領下，決定重啟反坦克導彈的研製工作。1962年1月，盧所長專程赴北京向國防科委三局唐局長彙報導彈的論證情況，申請立項，唐局長同意開展研究。於是，1962年2月代號為J-201的反坦克導彈正式上馬，總體方案論證和零備件研究以及相關的建設也相繼展開。1963年1月張愛萍副總長來炮院參觀，指示炮院要好好抓一抓反坦克導彈。10月，盧偉如所長帶著模型又一次進京向張副總長和國防科委彙報論證進展情況。1963年11月，國防科委正式批准將其列為國家項目。不久炮兵研究院正式任命王昌仁為總設計師，曹翟、趙家錚為副總設計師。

盧偉如和王仁德陪同孔從洲參觀J-201實驗室

我是1962年底畢業後分配到炮院一所的，一來就知道有個J-201，全所重點，壓倒一切。其實，當時剛成立的一所條件很差，我們住的是張作霖時代的兵營，沒有暖氣燒火牆。與導彈有關的試驗實施一個沒有，人員都是搞火炮、火箭、彈藥、引信、火工品以及火炸藥的，基本沒有導彈專業的人才，也沒有可供借鑒的樣品。可以說，當時的一所根本不具備研製導彈的條件，幾乎是白手起家。J-201是炮院一所建所後第一個獨立擔綱的大項目，也曾有些非議，有人認為搞導彈是五院的事，不屬炮院一所的職責範圍。剛從蘇聯炮兵指揮學院學成歸來的老炮兵師長盧偉如（後來調任廣州軍區副政委，1985年去世），他既懂技術又熱心炮兵裝備，盧偉如所長堅定而明確地指出，近程戰術導彈應該由炮兵來搞。於是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重擔，足見其遠見卓識。（孔從洲，軍委炮兵副司令，炮院第一任院長，王仁德，炮院一所政委，後調任湖北省軍區政委）

孔從洲原名孔從周（亦有稱原名祥瀛），字郁文，生於1906年10月2日，陝西西安灞橋人，中國共產黨黨員，與毛澤東結為兒女親家

曹剛川雪中送炭

國家正式立項了，該是大幹一場的時候了。可是這第一步怎麼邁？搞個什麼樣子的導彈？無疑成了擺在年輕的科研人員面前最迫切的難題。（轉載請註明，轉自《總說裝甲》）

當時他們手中只有一套德國的柯布拉反坦克導彈的勤務指南，對「柯布拉」的結構與性能參數有簡單的介紹，這就是他們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他們對比分析了柯布拉和法國的SS-10導彈的性能，認為柯布拉比在X-7基礎上發展起來的SS-10更進了一步，於是逐步形成了以「柯布拉」為主要參照的總體方案，這是在當時情況下唯一的選擇，這也就是J-201反坦克導彈酷似西德「柯布拉」的原因。有人以為，J-201是柯布拉的仿製品，其實，我國獲得柯布拉的實物樣品是1966年後的事，此時我們的方案早已初步確定，有控飛行試驗也進行兩年了。當然，有了實物對我們的幫助還是很大的，一是證明了我們方案基本正確，另一方面對於一些局部設計也有不少的借鑒。通過測繪分析，進一步調整了J-201的總體參數，改善了導彈的操縱性能。

在方案選擇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導線」問題，許多人對有線制導心存疑慮，不太相信「這小孩放風箏似的東西也能打坦克？」有的擔心導線被樹枝掛斷了怎麼辦？總之，對這個「小辮子」很不感興趣。大家正為搞有線制導還是搞無線制導爭持不下時，1963年，曹剛川同志從蘇聯列寧格勒炮兵工程學院學成歸來，帶回了3M-6（AT-1）反坦克導彈的教材和使用說明。真是雪中送炭，如獲至寶。

3M-6反坦克導彈是車載的，雖然不能直接運用於J-201攜帶型導彈，但是，它也是有線制導，這在徘徊於有線和無線之間難以決策的時刻，無疑對有線方案的確定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此外，這套教材對於我們了解掌握反坦克導彈的結構原理和操作使用都有參考價值。

王昌仁和曹翟向炮兵副司令陳銳霆彙報J-201

求真務實循序漸進

J-201在總設計師王昌仁、副總設計師曹翟、趙家錚、朱列旦等的帶領下，在炮兵和五機部的領導下，歷經炮院、五機部七所、11院、20院多次體制變遷，歷盡文革動亂的磨難，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闖過了一道又一道技術難關，J-201終於於1973年1月批准設計定型，並榮獲了全國科學大會獎。（轉載請註明，轉自《總說裝甲》）

J-201導彈的研製工作嚴格遵循科學研究的程序，從部件到整機，都是先地面試驗再飛行試驗，先無控飛行，再有控飛行，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地前進。在無控飛行試驗時，又分為三個階段，P1彈只裝起飛發動機，P2彈增加線管與陀螺等部件，P3彈再增加續航發動機、加速開關、點火線路等，經過10多次試驗，初步解決了起飛問題、陀螺啟動、導線放線、續航發動機等技術問題，然後才開始有控飛行試驗，第一次有控飛行於1964年底實現。

反坦克導彈設計的元老、J-201副總師曹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1964年12月18日，第一次有控飛行試驗在瀋陽德勝營子進行。那時的氣溫零下10度，準備工作全部在帳篷里進行，試驗當日凌晨3點最後一發導彈才完成對接。這次試驗一共發射3枚導彈，只有一發聽控飛行了600米。然而，這一發600米的有控飛行，卻凝聚了近百名科技工作者3年的心血，它證明了我們的方案可行，象徵著我國反坦克導彈進入了新的階段，給我們帶來了信心和希望。」

1965年7月軍委炮兵與五機部聯合召開了技術審查與協作會議，會議期間又進行了有控飛行試驗，孔從洲副司令等首長參觀了試驗，會議肯定了方案與研究方向。1969年8月25日，J-201再次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反坦克武器表演，參試代表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9月24日，「823會戰」指揮部決定，J-201反坦克導彈在改進操作、命中率提高到70%以上，並解決自炸後，可生產一小批交部隊試用。要求1969年底完成設計定型。(陳銳霆，軍委炮兵副司令、五機部副部長）

1969年12月設計定型試驗開始，1970年5月完成了補充定型試驗，全面達到了戰術技術指標。1971年5--7月在三個軍區進行了部隊試用，經過十幾個小時模擬訓練的士兵，平均命中率達60%，有的能首發命中，收到部隊歡迎。1973年1月總參、總後聯合批覆，同意設計定型。從1962年12月立項到1973年1月定型，J-201導彈經歷了10個春秋，歷盡艱辛，在領導機關的正確領導下，在兄弟單位的積極配合下，中國自己設計的第一枚反坦克導彈終於誕生。

鋪路的石子

但是，J-201反坦克導彈最後並沒有列入裝備體制，也沒有大批量生產，其原因有多種猜測，有的人則把它歸咎於一次表演試驗中的一發故障彈。

1977年8月10日、17日和9月15日，J-201在北京南口靶場進行了三次彙報試驗，對1400米固定目標和活動目標的射擊，取得了21發15中，命中率達75%的驕人戰績。其中有一名射手取得了十發九中的好成績。試驗的組織者與參試者都很高興。但是就在最後一天，發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故障。一發導彈在飛行中意外墜地，失去了控制的導彈，突然掉頭向陣地方向飛來，此時，在觀禮台上就坐的有徐向前、王震、粟裕、羅瑞卿等多位軍委領導，多虧導彈自行墜落在靶場的空地上，雖然沒有產生嚴重後果，但是著實讓人後怕。

出現這次故障固然是J-201項目的不幸，但並不是J-201沒有裝備部隊的根本原因。因為當J-201定型之前，我國已獲得了蘇聯「賽格」反坦克導彈的實物樣品，到1977年時「紅箭-73」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即將定型。並在這次彙報試驗時，與J-201同場競技。競爭結果「紅箭-73」勝出。

儘管J-201反坦克導彈沒能裝備部隊，這對於參與研製工作的人們來說多少有些遺憾，其實，大可不必。因為，由於它的研製成功，掀開了中國反坦克導彈事業新的一頁，它表明中國人已經具備了獨立自主設計製造反坦克導彈的能力。盧偉如所長當年在炮院一所種下的反坦克導彈的種子，如今已經成長為參天大樹。J-201用碎石鋪就的道路，如今已經變成了一條金光閃閃的大道，在這條大道上造就了一支特別能戰鬥、作風科學嚴謹的團隊，他們累戰累勝；造就了王興治、楊紹卿兩位工程院院士；在這條大道上建成了中國唯一的設備精良、水平一流的反坦克導彈研發中心。在這條大道上，一個個新型反坦克導彈脫穎而出，碩果累累。面對如此的輝煌，J-201所付出的那麼一點點學費又算得了什麼？（轉載請註明，轉自《總說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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