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70年，我們走訪了8位國際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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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熱愛電影節的影迷來說，在戛納電影節就是在麥加朝聖。而巧合此時你碰上了周年大慶，你真的要每天的虔誠跪拜了。

在這個平時安靜的南法小鎮，到了每年的5月份，都會變得人聲鼎沸。很多電影書本上的名字都會在這裡活生生地跳出來。

往前翻，你能看見胖乎乎的希區柯克在海邊溜達騎自行車或怒懟鏡頭，他先後六次入圍戛納電影節卻始終沒獲獎分毫。

那時候還年輕、還沒奇裝異服的大衛·鮑伊西裝革履的來跑趴，時光交錯說不定還能碰上大野洋子和列儂。

老科波拉扛著8歲的小女兒索非亞·科波拉，興沖沖參加自己執導的《現代啟示錄》的全球首映，而20多年後小女兒也帶著自己的作品闖進主競賽單元。今年，70周年，她帶來的叫《牡丹花下》。

而在戛納，除了這些你耳熟能詳的大人物外，還有一群你不知道名字的人群，他們數量龐大，是電影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上面這些故事的記錄者——他們就是每年同樣會蜂擁而至的全世界的記者們。他們有的光鮮亮麗，有的灰頭土臉是吃土屌絲，他們掛著證件穿梭在電影宮的每個放映廳，新聞中心，發布會和論壇，而今年戛納70年，前來報道的記者是往年的三倍，可想而知各處是如何的人滿為患。所以在我們隨機街採訪的幾位不同國家的記者里，聊到最後大家都會提出同一個終極感受：排隊真「特么」長！安檢真「特么」麻煩！

戛納的盧米埃和德彪西放映廳是電影節最熱門的兩個觀看影廳，盧米埃上下兩層大概有2280個座位，德彪西則能容納600人。每天這兩個放映廳外不管如何暴晒都是甩著大長隊，尤其碰上大師熱門影片的首映場，隊伍就得繞上好幾個環路，今年連優先順序別至高的白證也要動不動排上個1個小時，屌絲藍證更是望洋興嘆。

我們的鏡頭裡，有持續來戛納35年的白髮蒼蒼的老記者，還有目前大二還是實習生身份就來闖的新鮮人。有人佩戴白證「有恃無恐」，有人揣著黃證橫衝直撞，他們面對鏡頭都侃侃而談，聊起經常見面的明星們就好像在聊自家的鄰居，聊起電影節真是又愛又恨。

MICHEL，比利時攝影記者

我們在新聞中心碰到了架著眼鏡精神矍鑠的老先生MICHEL。他就是前面說的最年長的，連續第35年來到戛納的老記者。我們表達了想要採訪的意願，他眼睛一亮表示很願意和我們聊聊天，但是又可惜地說是他不太能聽懂英文，就在我們遲疑的時候，他立刻拉來了新聞中心的工作人員當翻譯，真是相當機智。

他佩戴的是攝影記者的橙色證件，憑藉著對攝影的熱愛從1982年每年都會來到戛納拍攝，戛納今年70歲，也就是說他經歷了它中年後的每一年的歷史。1982年主競賽評委主席是世界重要的導演之一，義大利戲劇大師喬爾焦·斯特雷勒，卓別林的女兒也是其中的一名評委會成員，而恰巧也是這一年，內地第一部華語片入圍了主競賽單元爭奪金棕櫚，那部電影是岑范導演顏開順主演的《阿Q正傳》，當時還差一點被選入開幕片。

隨後華語片開始陸續進入戛納電影節，11年後陳凱歌《霸王別姬》拿下了「金棕櫚」，同年侯孝賢的《戲夢人生》也同場競技，這些歷史老先生都是見證者。

正在我們採訪的時候，旁邊的工作人員指著牆上的屏幕，此時電影節的總監弗雷茂帶著工作人員出現在盧米埃電影宮前，為剛剛發生的英國曼徹斯特恐怖襲擊事件默哀一分鐘，新聞中心所有的人都停下來，MICHEL老先生也默默低垂著頭，這是戛納電影節第一次舉行這樣的儀式。可能受到這個氣氛的影響，老先生情緒有點低落，後來在談到來戛納那麼多年結識的老朋友只剩下了自己時，他神情更加悲傷。歐洲電影節，在這裡你能看到很多這樣白髮蒼蒼的老年人來報道，和亞洲媒體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背後有文化的差異，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還有個人對於電影節的持久熱愛，這是在國內電影節很少看到的，顯得十分珍貴。

DEVIN，倫敦留學生

和老先生道別後，我們在角落裡看到坐在地上看排片表的中國女孩DEVIN。她是名在倫敦一家華文報紙實習的大二學生。這是她第二次到戛納參加電影節，上次拿了影迷證在這裡短暫地待了幾天，這次拿的是和藍證一樣級別不高的黃證。作為報社來戛納的獨苗，她一個人既做攝像又寫稿件，經常搞得後半夜才能休息，第二天再早早的5、6點多起來坐火車從其他的城市趕過來看片——由於所在的報社對戛納電影節的關注一般，所以她是自費來報道，而戛納期間市裡的房價貴到乍舌，她就租了周遭的房子往返戛納。聽起來很辛苦，她卻看起來很輕鬆。談到喜歡的電影也很興奮，像《聖鹿之死》，雖然評分不高，她依然表示很喜歡。她還去采了一種關注單元入圍的《路過未來》導演李睿珺，同時感到「好可惜這次主競賽單元沒有華語片入圍」，雖然她在戛納的經歷不多，但談起近幾年的片子，她也是很熟悉——「今年的片子和60年的相比還是弱了一些，像60年有王家衛等等」。

她身上有同齡人身上少有的淡定，有天看電影和於佩爾，洪尚秀和金敏喜擦肩而過，身邊的人忙著拍照，她很淡定，她說洪尚秀的電影拍來拍去就是這些故事，看多了沒有什麼驚喜，但卻總能把喜歡的女人拍得很美。喏，大家的想法是一樣的。

Baz Bamigboye，白證！

新聞中心外我們遇到了讓人驚喜的白證。說到戛納的白證，就要和大家說說戛納記者證的三六九等之分了。

戛納的文字記者證有嚴格的等級要求。白證是大BOSS（聽說還有宇宙無敵寂寞的大金卡，至今未見），在觀影和各種活動上享有至高優先權。其次是粉加點，粉證，藍證，黃證，還有技術證件橙證和綠證。要想拿到粉加點已是非常困難，而白證更是尖端金字塔。目前基本都是歐美記者持有白證。電影節會根據記者和影評人的報道資歷，和所在媒體的重要程度，來給證件。想要拿白證，沒個十年、八年是不行的。我們誤打誤撞碰到的這位Baz Bamigboye來自倫敦的《每日郵報》，是英國著名的專欄作家，曾獲得過英國年度娛樂新聞報道者獎。

這是他第32年來到戛納。來戛納這麼多年，他和很多採訪者變成了好朋友，像妮可基德曼、安吉爾·阿諾（製片人，音譯）等等。他經歷過早期那批電影大師的時代，像約翰·休斯頓，大衛·林奇等等，他見證了他們在戛納的起步和走紅，並榮耀的參與其中。

他說年輕的時候來戛納，就是去派對、去看電影、去派對、去看電影，幾乎不睡覺的。早上派對結束六點回酒店，先洗個澡，又去看下一場電影，現在年紀大了，派對只是參加個一兩個，現在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電影里。看他依然很興奮的樣子，我們忍不住想要問他的年齡，他神秘地說，今年九月份我就要步入一個重要的年齡段了。但是不能告訴你們。說完爽朗大笑。好吧，你是白證你都對，你大聽你的。

Guillaume，法國攝像記者

我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忙裡偷閒坐在外面的地上喝咖啡，看起來很累依靠在門背上。說要採訪他的時候他直起身體有點害羞。這是他第五次參加戛納電影節。但今年他卻一部電影都沒看，每天在外面拍攝個7、8個小時，然後回去剪輯素材。談到今年和往年大的不同時候，他倒挺淡然。沒什麼大的不同，他說，然後，剩下的就是秘密了——我猜他是不好意思吐槽這兩天煩人的安檢。可能是累了，他是我們採訪中最不HIGH的同行，畢竟扛著攝像機長時間站著工作7、8個小時實在是辛苦的體力活。不過拍照的時候他還是很開心的，看多像「高司令」。

Sergio sozzo，義大利文字記者

電影宮裡的記者行色都很匆忙，接下來遇到的這位，因為他背著今年柏林電影節的包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叫Sergio sozzo，來自義大利。這是他第十年來到戛納電影節。雖然是第十年，但他依然佩戴的是藍色的記者證。有人調侃說戛納電影節發證完全看心情，心情好就給你粉證，心情不好就還是藍證。說到這些他倒沒有多大的抱怨，就是覺得今年的安檢實在太麻煩，但也說這是為了安全可以理解。

聊到歐洲三大電影節，他說相比之下更喜歡柏林電影節，因為柏林電影節相對更自由。說來也是，三大老牌電影節里，戛納雖然名氣最高，但是電影觀看門檻卻是最高，它是唯一一個不公開購票的電影節，看電影都要憑藉證件或者發放的邀請函入場。所以你會看到在新聞中心門口每天會有舉著各式各樣的牌子求邀請函的人群，就我看的情況奉俊昊的《玉子》和歐容的《雙面情人》是最熱門的。而大部分，能夠得到邀請函的運氣是非常小的。哪怕你最後扮成卡戴珊也只能增加點回頭率而已，有時候在樓下曬一下午也是徒勞。

Olha,烏克蘭記者

這位美麗的姑娘來自烏克蘭，今年24歲。採訪她的時候是戛納下午4點，正是當天天氣正曬的時候，離電影開場還有1個多小時，她沒有同伴，一個人坐在隊伍最開始的欄杆處，安靜地等待電影開場。她的打扮很有個性，我們就一樣坐著和她一起聊了20分鐘，沒過多久就半邊臉滾燙。這個隊伍還很長，她早早的佔了第一個。她說在柏林電影節一般她只需要提前去個10分鐘左右就能進場，而在今年的戛納通常她要提前一、兩個小時才可以，而且更慘的是，有時候排半天到最後被工作人員大手一揮：FULL！或者直接擋住說，你不可以從這裡！接連好多次，簡直要崩潰。這讓她感到很不受尊重。

第一年來戛納，她和前面的中國姑娘一樣是都是黃證，雖然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候還要見縫插針地排隊看電影，狀態很興奮。她很熱愛電影，這次最喜歡的電影是哈內克《Happy End》,不知道是擔心自己英文不流利還是害羞，她和我們溝通的時候一直很緊張，手一直在抖，問她目前看幾部電影，她認真地掰出手指在數，數著數著不好意思抬頭說，8部。但不包括我現在排的這部，隊再長我也會繼續排的！真是陽光燦爛，不過再加上戛納的太陽，撩完烏克蘭的小妹妹我們快曬化了。

最後這位Freddy SARTOR和第一位老先生是老鄉，同樣來自比利時。比起前面那位先生他看起來更年輕些，但是其實他也來戛納35年了。他在一家電影雜誌社工作，做人物和電影的深度報道。他說今年人太多，嚴重增加了他的工作難度。「以前25分鐘大概能採訪5個人，而現在同樣的時間可能要採訪20個人。所以現在是不太可能進行更深入的採訪。」而今年他只看了五六部的電影，這和他以往的看片量相比實在是太少了。

他聽說我們是中國的媒體，列出了很多中國電影人的名字：「我採訪過張藝謀和鞏俐，他們一起來參加《菊豆》的展映。」「還有陳凱歌，侯孝賢。」他認為和前幾年相比，中國電影的製作環境開放了很多。聊著聊著他著急和我們告別：我要去排隊了！把落的片子補回來！

隨機採訪的這些記者只是戛納上萬名記者的一個小小的縮影，我們能從他們的身上看到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們對電影有熱愛，對電影節又罵又喜歡，他們罵這片爛透了，又對喜歡的導演和演員獻上膝蓋。戛納電影節70年，在這裡，不管每天電影宮對面的酒吧夜夜笙歌到幾點，他們都知道，只有電影才是他們來這裡想要的食物。

（策劃/安琪 採訪/秦筱 攝影/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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