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熱津斯基逝世：告別「智者」一代

北京時間5月27日早間（美國東部時間26日晚間），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鷹派戰略政治理論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去世，享年89歲。

前《時代周刊》總編輯和CNN總裁沃爾特·伊薩克森在他1986年撰寫的《六位友人與他們締造的世界》一書中提出了一個美國外交史概念：「智者」（The Wise Men）。按照他的看法，自從1945年杜魯門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接手合眾國總統一職，繼而不得不直面戰後世界秩序這一重大命題的挑戰開始，白宮在國際事務方面的判斷就極為倚仗一個由東海岸資深外交官、律師和銀行家組成的「智者」圈子。「智者」們大多曾經擔任過政府公職，具有超越黨派偏見的眼界、不被意識形態激情所左右的務實態度和基於外事歷練形成的精準眼光；在確立對蘇聯的「遏制」政策和撤出越南的決策過程中，他們的建議曾經對白宮和國務院產生過重大影響。

第一代「智者」僅包含艾奇遜、查爾斯·波倫、艾夫里爾·哈里曼、喬治·凱南、羅伯特·洛維特、麥克羅伊六人，嗣後又加入了羅伯特·施特勞斯、亨利·基辛格、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要角。而在布熱津斯基於5月26日病逝於弗吉尼亞之後，「智者」一代最終結束了他們近70年的輝煌歷史。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

有意無意地，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充當了彼此作為學者和國務家職業生涯的鏡像。他們都出生在歐洲，前者是德國猶太人，後者是波蘭人，受納粹上台和「二戰」進程的影響而隨父輩流亡到北美。兩人都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基辛格精研梅特涅時代的歐洲外交史，布熱津斯基則專註於解析斯大林治下的蘇聯政權；在1959年，他們甚至為角逐哈佛的副教授資格展開過直接競爭，最終基辛格勝出，布熱津斯基則轉往哥倫比亞大學。

他們都曾與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位成員建立過深厚友誼：基辛格是與紐約州州長、共和黨重要領袖納爾遜·洛克菲勒，這為他躋身共和黨人尼克松的內閣奠定了基礎；布熱津斯基則是與納爾遜的弟弟、大通曼哈頓銀行總裁戴維·洛克菲勒，在此過程中他結識了民主黨籍的喬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並在1977年最終加入後者的政府。在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期間，兩人都與當時的國務卿關係不睦，也都擅長利用媒體宣傳來增加自己的個人光環。甚至在結束政治生涯之後，他們依舊會為美國外交政策界的元老地位展開隱性競爭：基辛格轉向了熟悉的歷史研究和中美關係分析，布熱津斯基則熱衷於對世界秩序的未來走向做出預測。就連他們擅長使用的學術工具也是純歐洲式的：基辛格推崇均勢理論，布熱津斯基則鍾愛地理政治學。

美國著名外交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如果說這兩個人存在一項根本性差異的話，應該說：基辛格作為猶太人的「非國家化」背景使得他更樂於把權勢政治本身、而不是任何一個具體的國家視為絕對效忠的對象，而布熱津斯基的波蘭人血統和命運，從一開始起就決定了他在美蘇關係上的基本立場。

老塔德烏什·布熱津斯基曾是波蘭第二共和國派駐德國、法國和蘇聯的資深外交使節，參加過1920年抵禦紅軍西進的華沙保衛戰，也在30年代後期的莫斯科近距離旁觀過「大清洗」。當他在1938年升任波蘭駐加拿大蒙特利爾總領事之後，先是目睹其祖國被德國和蘇聯攜手瓜分，接著是希特勒的全面吞併和雅爾塔會議上波蘭被劃歸「鐵幕」以東。為解決斯大林擔憂已久的東歐民族和領土分布交錯問題，波蘭版圖被迫在1945年整體西移，布熱津斯基家族的發源地加里西亞被併入烏克蘭。老塔德烏什因此決定長居加拿大，終身拒絕返回紅色政權統治下的華沙。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也是在加拿大名校麥吉爾大學取得了他的學士和碩士學位，隨後才在1950年去往哈佛大學做進一步深造。

從1953年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到1966年加入國務院政策規劃署，長達14年時間裡，布熱津斯基都在推動美國對蘇研究的規範化和系統化。從他出版的一系列專著的標題中，便可窺見此際他所關注的核心命題：《俄羅斯—蘇聯民族主義》（1950），《蘇聯軍隊中的政治控制：對原蘇聯軍官報告的研究》（1954），《持久性清洗：蘇聯全能主義下的政治》（1956），《全能型獨裁與專制》（1956），《蘇聯政治中的意識形態與權勢》（1962），《蘇聯集團：統一與衝突》（1967）。今日歐美主流學界對全能主義（Totalitarianism）或曰極權主義的定義，最早便是由他系統建構，並被用來分析斯大林模式下的蘇聯政治運作過程。而他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證實了凱南提出的「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基於國內統治邏輯，蘇聯在對外政策中的進攻傾向不可能被美國的緩和主義所化解，而只能持之以恆地從軍事、經濟和文化上加以反擊。這構成了他後來倡導的「冷戰」戰略的基礎。

布熱津斯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與時任國務卿塞勒斯·萬斯討論工作

作為學院派知識分子出身的國務家，布熱津斯基的某些個人特質在他的青年時代已經展現得淋漓盡致。為了追求理論的形式自洽，他拒絕根據現實變化對其作出修正，例如在蘇聯與南斯拉夫、中國乃至東歐部分國家的分歧已經逐漸暴露的1962年，布氏依舊堅持整個「東方集團」乃是鐵板一塊，可以一致對待。他也不追求取得被「書蟲」式知識分子視為榮耀的終身教職，而是在多個學術機構之間頻繁跳槽，並從1960年起就為歷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充當外交事務顧問。作為約翰遜總統任內國務院的一員，他是美國知識界支持越戰政策的少數人之一，並公開指責學生反戰運動可能導致美國民主政體的傾頹。不過當約翰遜在有計劃地撤出越南一事上與他意見相左時，布熱津斯基退出了規劃署，加入副總統休·漢弗萊的團隊。當漢弗萊在1968年大選中落敗後，有將近5年的時間，布熱津斯基游離於華府圈子之外，主持洛克菲勒創建的「三邊委員會」。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位「智者」屬於食古不化的書獃子。在1977年被民主黨籍總統卡特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之後，布熱津斯基的政見發生了意味深長的變化：昔日他曾堅決反對尼克松和基辛格從亞洲戰略收縮的決策，如今則毫無困難地延續了蘇美中「三角外交」，以之為基礎建構對蘇聯的新一階段「遏制戰略」。1978年他力排眾議訪問北京，確定了與中國正式建交的「最後一英里」安排，次年又在華盛頓家中熱情歡迎了來訪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

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

在對蘇關係中，布熱津斯基倡導意識形態和文化攻勢，以人權和宗教問題為突破口挑戰沉溺於「勃列日涅夫主義」的莫斯科，從而和更重視核軍備控制以及「緩和政策」的國務卿萬斯發生了矛盾。布熱津斯基通過自己與熟絡的新聞記者取得了單向媒體發生通道，對萬斯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批評，最終迫使後者在1980年主動辭職。而他在波蘭和德國問題上的強硬立場，足以令任何一個共和黨人相形見絀。

然而不分軒輊地示強，總須付出代價。1979年11月4日，為抗議紐約一家醫院接受廢王巴列維前去治療淋巴癌，2000名狂熱的伊朗宗教學生衝進了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將66名外交官、警衛和家屬扣為人質。卡特總統最初選擇與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的代表進行談判，但布熱津斯基認為：此舉將令伊朗低估美國對外政策的堅決程度和硬實力基礎，並成為德黑蘭最終倒向莫斯科的誘因，當務之急是以有限但強硬的軍事手段作為回擊。

1979年2月14日，美國總統卡特（前中）在國務卿萬斯（前右）、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前左）陪同下走向直升機

1980年4月24日，美軍發動了代號「鷹爪」的人質救援行動，派遣180名突擊隊員乘坐直升機和運輸機秘密潛入伊朗，試圖混進德黑蘭並救出全部人質。但由於有2架直升機在中途就發生故障，行動被迫中止。美軍在撤出降落點時被伊朗人發現，慌亂中有一架直升機與C-130型運輸機相撞，其餘人員被迫丟下5架尚未加滿油的直升機逃走。最終，伊朗軍隊在沙漠中找到了美軍拋棄的5架直升機、兩架飛機的殘骸和8具屍體，而人質無一名被解救。此舉導致卡特政府顏面掃地，最終在當年11月的大選中凄慘落敗。

另一項至今仍有爭議的政策則是全力支持穆斯林「聖戰者」抵抗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1979年蘇軍攻入喀布爾之後，布熱津斯基是第一位倡導立即停止軍控談判、集中全力實施戰略遏制的美國國務家。出於對越南教訓的總結，他並不主張美國直接出兵，而是由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巴基斯坦軍方提供軍火和訓練支持，中東各盟國作為資金援助方，將分布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反蘇穆斯林集中送往阿富汗，遂行對蘇軍的長期游擊戰。長期以來在巴勒斯坦、埃及、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等國遭到合法政府壓制的激進宗教勢力乘機向東方聚集，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形成了一個孵化器。日後成為恐怖主義巨頭的本·拉登、扎瓦赫里等人正是在此過程中嶄露頭角。美國和巴基斯坦政府提供武裝，宗教團體承擔組織和動員，沙特政府和民間資助者負責資金籌措，中東數量巨大的失業青年群體則提供成員，一個潛力巨大的軍事—政治共同體開始逐步成型。在對蘇戰爭結束前的1988年，「基地」組織在巴阿邊境城市白沙瓦誕生，13年後實施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襲擊；而阿富汗恐怖主義孵化器的影響一路延續至今，在2011年以來的阿拉伯政潮中仍發揮了關鍵作用。

布熱津斯基並不為當初的決定感到後悔。「9·11」事件之後他曾公開宣稱：「在當時，你們認為哪件事更重要？是『聖戰者』的威脅，還是讓蘇聯解體？」顯然，他是站在後一派立場上的。作為「鷹派」民主黨人，在結束卡特政府任內的任職後，布熱津斯基繼續為共和黨人里根的外交情報顧問委員會和老布希的總統競選班子服務，並且如願以償地看到了蘇聯的崩潰和波蘭政權的劇變。但他並非單純的樂觀主義者：以1997年著名的《大棋局：美國優勢及其地理戰略使命》為標誌，布氏開始為後「冷戰」時代乃至後單極霸權時代的世界秩序提供建言。在2007年的《第二次機會：三位總統與美國霸權的危機》和2012年的《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勢危機》中，他提前預見到了伊拉克戰爭和中東政局動蕩對全球格局的影響，並開出了「藥方」。

在政治和學術生涯的後半段，布熱津斯基和他的鏡像人物基辛格一樣，最終回到了歐洲關係研究的傳統路徑上。如果說基辛格對均勢的執念延續了蘭克以來的中歐歷史學傳統，那麼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就是對麥金德以降英國地理政治學流派的復興。通過重回麥金德對「心臟地帶」的重視，他強調了「北約」在東歐和烏克蘭建立戰略屏障的地理必要性；而通過思考尼古拉斯·斯皮克曼關於「邊緣地帶」戰略潛力的遺教，他又重申必須正視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及其遠期影響。而《大棋局》提出的關於「全球巴爾幹」陷阱的預警，則是麥金德關於「邊緣地帶」的陳述的反向運用：因其權勢難於集中性，故而帶有傳導動蕩的巨大風險。

而復歸歐洲傳統，恰恰是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這兩位外來「智者」一切的長處和缺陷所在。到21世紀初為止，自16世紀以降的歐陸—英國系統是唯一一段可以為海洋強國操控大陸均勢以及遂行大規模戰略收縮提供鏡鑒的歷史。是故越是處在類似越戰後期和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失敗後困境中的美國，越是需要這樣的歷史教益和洞見。然而局限於歐陸一隅的均勢系統和最終未能避免慢性衰竭的英帝國模式，畢竟無法直接化用於「冷戰」之後的世界；是故儘管布熱津斯基曾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美國優勢」這一概念、並期待霸權地位可以長期維持，但最終仍無法避免小布希政府因陷於權勢的自我迷信而走向過度擴張。而他對理論自洽性與現實政治之複雜多變之間張力的理解，多少也帶有一種天真的固執。他終究是傳統的延續者，而非開創者。

而隨著高壽的凱南和布熱津斯基相繼逝世，以及基辛格漸趨老去，「智者」一代的黃金歲月最終走向了終結。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和地理政治學的遺教仍將在歷史旋律的不同韻腳中反覆鳴響，但美國、乃至全球各國在21世紀初面對的畢竟已是一個更加複雜，並且缺少先例的世界。布熱津斯基在2012年曾率先提出「全球政治覺醒」這一概念，並認為這意味著國際政治學研究層次的重新微觀化趨向，但已無法為之開出足夠自信的藥方。而在他去世的這個星期里，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其3位前任始終無法化解糾葛的中東地區訪問。歷史依然在重複和變奏，但一代人終究只能完成一代人被賦予的使命。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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