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一段佳話還是一場孽緣，民眾似乎非常願意將狀元和公主撮合在一起。

歷史上獨一的狀元駙馬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被以為是帝國時期一名男性可以享用的至高幸福，但假如把兩大幸事都推到極致的話，那麼就變成了我們所熟知的「狀元駙馬」的傳說。在民間戲曲中，狀元總是標配一名公主，而皇帝也一定總有個女兒要嫁給狀元。從喜聞樂見的包公戲《鍘美案》到紹劇《狀元打更》，包括那出男扮女裝令人啼笑皆非的《女駙馬》，無論是一段佳話還是一場孽緣，民眾似乎十分願意將狀元和公主撮合在一同。

但這種小說戲曲重複鼓吹的狀元駙馬傳說，更大水平上只能是一個傳說。真正歷史上狀元成為駙馬的個案只要一個，唐會昌二年狀元鄭顥。鄭顥是宰相鄭絪之孫，能夠說是門閥高第，當「尚文學，尤重科名」的唐宣宗命宰相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婿時，白敏中立即引薦了當時曾經是起居郎的鄭顥。

依照民間傳說的模板，那麼鄭顥應該對這場皇帝恩賜的婚姻感恩戴德才是。但鄭顥卻十分惡感這樁強加在他身上的婚姻。他原本曾經與另一個世家大族盧氏訂婚，「行至鄭州，堂帖追還」。不得不承受皇帝旨意與萬壽公主結婚。

公主駙馬成怨偶

鄭顥的不情不願有其緣由，即便到了晚唐時期，世家大族的權力依然勢焰熏天，不只累世在朝中佔領高位，更經過聯姻構成了錯綜複雜的權力，因而與世家大族分離乃是為久遠打算。與之相比，天子之家固然尊貴無比，但是在閥閱世家的權力面前依然有一種的自卑感。唐代士人也以與世家聯姻為榮，並不以與皇族有戚為傲。更何況公主出身尊貴，養尊處優，難以侍奉。

《錦繡萬花谷》載萬壽公主下嫁鄭顥後，「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忤時勢。』又曰：『安定、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每次進見都被父皇如此訓誡，能夠想見狀元駙馬與公主之間的關係終究如何。一個細節足以顯現出鄭顥與公主之間的慌張關係。鄭顥的弟弟鄭顗身患危疾，皇帝遣使訊問，得知萬壽公主居然在慈恩寺看戲。得知此事的皇帝大怒，「亟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嘆道：「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對公主厲聲切責。公主如此侍夫。鄭顥自然也心胸怨憤，但他無法向公主發泄，只好將怨怒發泄到保媒拉縴的宰相白敏中身上，「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

歷史上獨一一樁狀元駙馬的故事就以一對怨偶的相互嫌憎告終。有了這種前例，也難怪自此以後，狀元駙馬的故事只能呈現在戲曲和小說中，卻難以再現。

被公主厭棄的狀元

宋代險些呈現第二位狀元駙馬。但依據《宋季三朝政要》所記，這一次不是狀元厭棄公主，而是公主厭棄狀元：

宋理宗開慶四年的時分，殿試當年的進士，剛好呢遇到了公主選駙馬，所以就讓她在一旁偷偷地看兩眼。當時的命考官呢覺得有位叫做周震炎的青年，人品文采不錯，所以也是竭力地推薦他為狀元，但是公主看了，不是很喜歡，有點厭棄，所以不光駙馬沒當上，狀元的名頭也沒有了，降到了第五名。

不過即便公主願意，周震炎也一定樂意娶公主為妻，由於這會影響他日後的開展。宋代懲漢唐外戚專權之禍，所以對外戚一向防微杜漸，由於當時的避親制度，外戚「崇爵厚祿，不畀事權」，一旦成為駙馬被歸為外戚，那麼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侍從官、尚書、侍郎、學士、監司、郡守這些有實權的高官要職就全都與本人絕緣了。所以「士人乃畏尚主」。

而明清兩代更是威福皆出於上，無論是對外戚還是對皇族都加以警戒，厚祿贍養，但是不許有任何事權，以免起覬覦權利之心。而狀元是科舉考試中的佼佼者，是天子門生，皇帝未來可能會重用之人，自然不會讓兒女私情捆綁住手腳。除非皇帝想削弱某人權利，才會將公主嫁至其家，讓其絕滅權利之想。乾隆皇帝固然寵信和珅，卻將本人最溺愛的和孝公主嫁給其子豐紳殷德，其隱含的寓意即在此中——權利到你為止，不可再傳給下一代。狀元亦復如是，光彩僅及於己一身，子孫若要上進，只能親身來考場上比權量力，搶奪名器了。

最後的狀元

對科舉中人來說，狀元是個幻想，但對美夢成真的人來說，狀元又是過去的光彩，既無法給本人的未來提供承諾，更無法傳之子孫。而隨著科舉制度的衰落，就連新科狀元的榮典也消逝殆盡。當年繆彤在皇帝恩賜進士的恩榮宴上嘗遍「奇珍異味，極天廚之饌」，而1904年最後一次殿試後的恩榮宴，卻是敷衍了事：

「果餚皆出裝飾，粗瓷竹箸，十餘席羅列堂下東西，方式極為粗陋，讀卷大臣執事各官亦無至者，除一甲三名外，其他二工甲進士屈指可數，是日派恭親王為主席，到時進禮部大堂倥傯一坐，諸進士謝恩後，親王即起立出門……諸人隨親王甫離席行，堂役閑人爭進，將宴席之盤、碗、杯、著爭奪一空，瓷器墮地聲，笑語喧嘩聲，轟然紛亂，亦鹿鳴之搶宴相同。」

雖然狀元一定與未來的仕途有必然聯絡，但科舉自身曾經落拓至此，那麼狀元的身價也隨之一瀉千里。被稱為「第一人中最後人」的末代狀元劉春霖所取得的只要咨政院議員、記名福建提學使、直隸法政學校提調、北洋師範學校監視之類閑職，重生的共和國不再有科舉，自然也不再有狀元的名號，他只能靠大總統府內史、總統府秘書幫辦兼代秘書廳廳長這些閑差從事文字應酬工作。授館賣字成為了這位末代狀元暮年的主要收入。

1937年抗戰迸發，逃亡天津英租界的劉春霖聞聽北平遭受日軍踐踏的音訊，潸然淚下：「京城父老慘遭踐踏，我卻當了逃兵，愧對先祖之訓導。」1942年1月18日早晨，家人沒有看到劉春霖像往常一樣起床漫步，進屋一看，才曉得他曾經因心臟病猝發在睡夢中安但是逝。狀元的故事也在風聲鶴唳的北平畫上了最終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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