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的「邪」「毒」本源：五月五日，竟然是惡月惡日

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的76個項目中，「端午節」赫然在列，中國新聞網稱：「端午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節期在農曆五月初五。迄今已有二千五百餘年歷史。由祛毒避邪的節令衍生出各地豐富多彩的祭祀、遊藝、保健等民間活動……」（2009年10月13日）道出了端午節的「邪」「毒」本源，這一本源內涵貫穿端午節發展始終，並與各類節俗活動、觀念相聯繫。

端午節俗稱「惡月惡日」，但「惡」的初意應指仲夏炎熱或濕熱之毒，乃是自然環境條件所致，並與天體信仰有一定的聯繫。顧炎武云：「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民眾對天文的熟知和對現實生活的感受相適應，《禮記》載：「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載：「亢為疏廟，主疾。」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玄戈》載：「五月東井，七星大凶，胃、參致死。」仲夏之月的天象昭示著這是個疾病多發的時節，它折射著人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與感受。那麼，此時社會環境條件如何？人們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行為呢？《夏小正》反映的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物候，其載：「蓄蘭。為沐浴也。」（《大戴禮記解詁》）其佚文云：「此日(指仲夏之午日)蓄采眾葯,以蠲除毒氣。」夏曆五月，大約在陽曆的六月，正值炎熱的天氣。據研究，夏商時期的五月更為炎熱，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有大量的熱帶動物，如大象、貘和水牛，是中國的第一個溫暖期，氣候十分濕熱。所謂的「毒氣」正是濕熱之氣。王充《論衡·言毒篇》云：「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太陽火氣，常為毒螫。」「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同上）似乎太陽是萬「毒」之源，可見人們對炎熱危害的認識。而土地燥濕的差異會生成不同類型的毒物，如生於濕熱之地的蝮、蛇之類和燥熱之地的蜂、蠆之類。氣候環境的濕熱和由此滋生的各種瘟病、毒蟲嚴重危害了人體的健康，才使民眾視之為「毒」。這應是「惡月惡日」的最初含義。

隨著陰陽觀念的產生和社會的發展，端午節中的「惡」與陰陽觀念相結合，被解釋為陰陽相爭帶來的不安寧。《夏小正》對五月的記述並未明顯涉及陰陽觀念，但戰國時期受陰陽五行觀念的影響，「惡月」的記述變化為：「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漢代以後的端午節融合了五月「惡月」信仰和夏至節氣的相關禮俗、觀念，節日時間也由原來五月「午日」而確定為五月五日。這一時期，人們對一些端午民俗觀念和事象的解釋仍帶有濃厚的陰陽色彩，如《論衡》對「五月五日生子不舉」的解釋：「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此月）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如《風土記》對粽子的解釋：「先節一日又以菰葉裹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包裹未分之象也。龜表肉里，陽內陰外之形，所以贊時也。」人們對端午「惡」的理解也隨之變化，或歸之於「盛陽」，如上述五月生子不舉的解釋；但多數情況下，人們都將其視為「陰」性，這與陰陽家對陰、陽的定位有關，董仲舒云：「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貴陽而賤陰也。」，「惡之屬盡歸為陰，善之屬盡歸為陽。陽為德，陰為刑。」與之相應，構成端午節俗的重要元素如雄黃、菖蒲、艾草、粽子和競渡等，也都具有「扶陽抑陰」的性質。

另一方面，「惡月惡日」中「惡」的所指也日益廣泛和衍化開來，除了上述因濕熱環境而流行的各種病毒、疫癘和以蟾蜍、蠍子、壁虎、蛇和蜈蚣等「五毒」為代表的各種毒蟲，還包括各種鬼祟、靈怪之類以及其他種種「不祥」之物。

五毒

首先，在後世的傳承中，人們將鬼祟靈怪與端午節之「惡」聯繫起來。《後漢書》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即桃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桃符是克制鬼祟的法物。《清嘉錄》提到：「截蒲為劍，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頭，懸於床戶，皆以卻鬼。」還有文獻提到民眾於端午節懸鐘馗像以驅鬼祟。一些地方志則敘及了端午節間民眾以各類形式「遣送」瘟神、邪魅的習俗，江紹原在《端午競渡本意考》中列舉了多個這樣的例子，如岳州府「端午罷市競渡，以為禳災疾病——就水際設盤祀神，酒肉犒鼓櫂者，或為草船泛之，謂之送瘟」。如新興縣「端午各就其近屬神祠，鼓吹迎導，巡麻人家；師巫法水貼符，驅逐邪魅」。如懷寧縣「日晡時婦人以水浸殘花擲街頭，雲送赤眼神」。有些記載則將端午節與水中神怪為惡相聯繫，如吳均《續齊諧記》中所說，五月五日在投水粽子上附上楝葉和彩絲以防止蛟龍為惡。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端午之「惡」則形象化為各種「妖兵妖將」，如河湟地區藏族的《「俄哇伊」節傳說》中，五月五日為惡的是從魔宮裡走出的魔王和他的妖兵妖將。

五毒剪紙

其次，民眾還將端午之「惡」與兵禍相聯繫，《荊楚歲時記》云：「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以避五兵。令人不病瘟。」注者解釋「避兵」為「俗謂可避兵鬼之氣」。這實質上反映了當時民眾對兵禍的恐懼與無奈，這種心態和「兵鬼之氣」則在後世轉化為形象的端午節傳說表達出來，如河南民間故事中的《插艾》。當然，更多的是各類禁忌避諱背後種種神秘和令人戒懼的「不祥」，如民眾對「五月五日生子」和「五月五日曝床薦席」之類事項的忌諱，其實隱藏著民眾對於這一特定時間背後某種神秘因素的深刻戒懼。

最後，端午節「惡」觀念的發展與流衍又使其走向了人倫化，與人性本身聯繫起來，它與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的確立有關，並通過民間敘事和文人敘事鮮明地呈現出來。西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主導地位的確立，再加上屈原與端午節的聯繫，使端午節在整體上帶有了濃厚的儒家倫理色彩，「惡月惡日」觀念的人倫化趨向是與端午節的這一變化相一致的。《史記·孟嘗君列傳》是較早在端午節「惡日」觀念中注入人倫色彩的文人敘事，在司馬遷的筆下，圍繞五月五日出生的孟嘗君，使夫妻、父子和母子關係經歷了一番考驗。文學也是人學，端午之「惡」的人倫化在小說敘事中得到了十分形象的表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敘事中，端午節出生者的「惡」妨害他人這一觀念也有了變化，有時這種「惡」表現為本人命運的不濟，如宋元話本《陳可常端陽仙化》，文中頗有才華的書生陳可常生於端午，出家於端午，獲罪於端午，自傷命運不濟，於端午坐化而逝。遼人王鼎的《焚椒錄》敘述遼懿德皇后生於五月五日，其父謂其母「此女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小說中，懿德皇后賢良淑德，但為人所誣，終被皇帝賜死，結局之慘讓人扼腕。又如《金瓶梅》中的韓愛姐生於端午，未妨礙其父母，而自身命運卻是悲慘的。在另外一些小說中，敘述者會將端午之惡與人性相聯繫，如淫惡，《刎頸鴛鴦會》中，蔣淑珍不顧性命之憂在端午之夜與朱秉中肆意偷情；《金瓶梅》第六回中，端午之日潘金蓮與西門慶雲雨終日；《鴛鴦針》第三回中，齊氏、尤氏與姦夫王二瘋狂淫媾。如奸惡，《警世通言》之《況太守斷死孩兒》中，惡棍支助於端午日挑唆蠢仆誘姦其貞節主母；《林蘭香》第四十一回中，嫉妒的任香兒企圖以毒粽毒殺春畹，等等。

「惡月惡日」觀念更為廣泛的影響是促進了各類端午節俗生活的形成與傳播。民俗是傳承性的、模式化的社會生活方式，也是民眾應對各種社會生活問題所採取的一種基本的和傳統的方式。對端午節而言，各類節俗事項與活動主要圍繞祛毒辟邪展開，但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之間，這些應對性的節俗方式也有差異。從歷史上來看，最初人們應對「惡月」的方式主要是蓄葯、採藥、沐浴和「靜處」。以藥物和沐浴祛除「惡氣」的方式在《夏小正》中有明確記述；而《呂氏春秋》中則強調「靜處」的方式：「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勿躁，止聲色，無或進，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先秦以後，蓄葯、採藥的方式被保留下來，如采菖蒲、系五色絲等成為南北共享的習俗，以葯湯沐浴的方式在後來的文獻中也有記述，且至今尚存於廣東、湖南、廣西等地。但「靜處」的方式少有人述及，相反，魏晉以後，長江流域的「競渡」，北方社會的射柳、騎馬和登高，這類「運動」的方式逐漸成為南北端午避惡、驅惡習俗的主流。《荊楚歲時記》較早記錄了長江流域的端午「競渡」活動，其後記述代代有之，如明代的《武陵競渡略》等。而傳統以藥物辟邪的方式則在普遍的區域內流傳開來，從利用這些藥物的性質角度而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偏重其醫藥學性質，旨在祛除那些季節性的疫病或應時而生的毒蟲蚊蠅之類，端午節俗的重要元素如艾蒿、菖蒲和雄黃等都是中醫上常用的藥物。另一類是帶有宗教性、巫術性的，古代社會巫、醫不分，一些祛病的良藥也是巫術儀式中驅除邪魅的法物，如人們將艾草做成艾人、艾虎和天師艾之類的形狀，將菖蒲製為劍的形狀（稱作「蒲劍」），用以驅鬼辟邪，這便帶有了法物的性質。如南宋臨安的民眾會在端午節「以艾與百草縛成天師，懸於門額上，或懸虎頭白澤」（《東京夢華錄》）。在民間信仰、宗教的影響下，民眾還會以專門的法物來驅鬼、驅邪，這類法物主要是各類符圖和各種五色絲、五色縷之類，如南宋杭州端午時諸宮觀會以「經筒、符袋、靈符、捲軸、巧粽、夏橘等送饋貴宦之家」（《東京夢華錄》），而一些唯利是圖的商販則製作符圖之類兜售，《燕京歲時記》云：「每至端陽，市肆間用尺幅黃紙，蓋以朱印，或繪畫天師鍾馗之像，或繪畫五毒符咒之形，懸而售之。都人士爭相購買，粘之中門，以辟祟惡。」

鍾馗像

從民俗學角度而言，民間傳說也是節日風俗的一部分，作為傳統社會的大節，端午習俗豐富，形成了龐大的「民間傳說故事群」（蕭放《端午民間文學的形態及其文化功能》，《民間文化論壇》2013年第2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端午節物習俗傳說，它圍繞端午節「避忌」主題構築故事，形成了「端午節掛艾型」故事，如河南的《插艾》，敘述唐末黃巢起義，百姓傳說黃巢青面獠牙，猙獰濫殺。黃巢帶義軍至鄧州城外時，見百姓攜老扶幼湧向城外，便向一婦女詢問情況，得知情形後，黃巢從路邊薅了兩棵艾草交給婦女，並讓她暗中帶話給城中窮苦百姓，將艾草插在門上，就會平安；當晚城中窮人們都在門上插艾。次日即端午，黃巢攻下鄧州，進入城中，殺富濟貧。從此每逢端午，鄧州百姓便在門上插艾（參河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研究組編《河南民間故事》（增訂本），河南大學出版社，1982）。這類故事還有湖北的《插艾免災星的來歷》、江西的《端午插青的傳說》、滿族《插艾蒿的來歷》和仡佬族《端午節掛艾的來歷》等。傳說故事在形象展示端午「避忌」的同時，也使端午「惡月惡日」的觀念滲透了濃厚的人倫色彩。

上面我們論述了「惡月惡日」觀念的種種表現和人們的習俗應對，但實際上，這一觀念在端午節的發展中是逐步淡化的。東漢時代，人們就對端午辟邪習俗有所質疑，如東漢的應劭、王充也不以端午節某些禁忌、忌諱為然。漢魏以後，屈原、伍子胥和曹娥等忠孝人物傳說與端午節密切聯繫，使之融入了濃厚的儒家政治倫理內涵，它較「惡月惡日」的觀念更適合傳統意識形態，易為大眾接受。而端午節慶化和娛樂化的發展趨向，也使「惡月惡日」的本源為人們所淡忘，唐高宗向許敬宗問詢：「五月五日，元為何事？」許以《續齊諧志》中的相關記載作答；高宗還對「五色絲可以續命」的說法表示疑惑（參《唐會要》卷二九）。皇帝、高官尚如此，普通百姓對端午節源起的隔膜可想而知。而與此並行的是日趨熱鬧的節慶活動，如競渡。至隋唐時期，端午節已經被人們視為良辰佳節，不再是「惡月惡日」，雖然相關的禁忌和應對習俗依然流行。從清末至當代，作為傳統節日體系一部分的端午節雖然傳承下來，但現代醫學與科學的發展，更使「惡」這一觀念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端午節及其習俗背後「惡」的觀念也便不為民眾所聞了。（本文原題為《端午節「惡月惡日」的流衍及其影響》，發表於《文史知識》2017年第5期「民俗志」欄目；作者單位：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熱文推薦

★局座不哭！中國海軍再也不會受窩囊氣了！

4月26日上午，我國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下水儀式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大連造船廠舉行。這艘航空母艦由我國自行研製，2013年11月開工，2015年3月開始塢內建造。目前，航空母艦主船體完成建造，動力、電力等主要系統設備安裝到位。出塢下水是航空母艦建設的重大節點之一，標誌著我國自主設計建造航空母艦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

★1644年：崇禎把房間打掃乾淨，李自成把床鋪好，張獻忠替人家寬衣解帶，最後多爾袞興沖沖地雲雨巫山，……而這一切都與我們有關

翻開一部中國歷史，1644年也許是最奇特、最不可思議的一年。這一年，在西安、瀋陽、北京、成都四地，分別有四個不同的年號：「大順永昌元年」、「大清順治元年」、「大明崇禎十七年」、「大西大順元年」。這一年，中國有四個皇帝：李自成、順治(其實是多爾袞)、崇禎、張獻忠。

商務合作、訂購微信號：ZGGJLS-307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