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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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諶旭彬

這是一場被清廷官員稱之為「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的大饑荒：從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續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上億人受災，至少1千萬人餓死。尤以1877、1878年為最烈，因這兩年的干支紀年分別為丁丑、戊寅，故而史稱「丁戊奇荒」。

這場饑荒，對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權而言，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傳統農業帝國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國之亂後支離破碎，近代社會救濟和保障體系又遠未建立。但弔詭的是，如此慘烈的饑荒，前後四年，雖有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民眾暴動，但最終竟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在政府控制力無法深入底層社會的晚清時代，這簡直是個「奇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蹟」？

李提摩太之問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於1870年來到中國。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東發端，李提摩太恰在山東傳教。

1、山東：饑民請求李提摩太做他們的領袖

災荒到來的那個夏天，李提摩太身處山東青州。災情在五月份已相當嚴重，平民已經開始群起「吃大戶」，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寫道：

「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記里留下這些搶大戶及賣兒鬻女的記載的同時，自身也未能置身饑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饑民們努力爭取的「寶貴資源」：

「六月三十日這天，兩位學者來拜訪我，他們都是秀才，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一個來自壽光，另一個來自益都。我太忙了，沒空接待，他們約定第二天再來。第二天，他們一進門就跪下了，請求做我的弟子。交談後，我弄明白了，他們兩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並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訴那兩位民眾代表說，我從來沒想到要幹這種事情，因為那只會加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暴動一旦開始了，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收場，但毫無疑問會造成大規模流血。我建議他們採取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破壞來改善人們的處境。」

類似的情節不止一次發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東面某個村鎮也派了代表前來，邀請李提摩太去做他們的起義軍領袖。

出現這種現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鎮壓饑民搶大戶，饑民則認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帶領他們搶大戶,可以抗衡來自官府的鎮壓——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沒有意識到，或者說，他不願意在日記里正視「洋人擁有特殊政治地位」這種原因。

李提摩太沒有答應成為饑民們的領袖，而是在山東做了一年多的賑災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嚴重的山西饑荒的消息傳來。

圖：李提摩太及其著作《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

2、山西：李提摩太「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

李提摩太日記所呈現出來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個真正的人間地獄：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飢餓。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後，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的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當我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內就看見了六具屍體，其中四具是女屍。一具躺在一個敞開的棚子里，赤身裸體，腰上纏著一條帶子；一具躺在小河溝里；一具浸在水裡，由於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裳，躺在路邊的一個洞口旁；還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鳥獸撕碎，吃掉了一半、還碰上兩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手持拐杖蹣跚而行，看起來就像九十多歲的老翁。另一個年輕人背著他的母親——她已經沒力氣走路了，看見我盯著他們，年輕人便向我求助，這是我離開太原後首次有人向我乞討。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揮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

長期行走於飢餓和屍體之間的李提摩太，為一個問題所深深地困惑：為何社會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終提供給自己的解釋是——

「我一直納悶為什麼沒有人搶劫富戶。今天這個疑問有了答案: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布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大家都聽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們流眼淚的場面是在母親們埋葬她們的孩子的時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東巡撫衙門採取了同樣的鎮壓措施，但仍有民眾不斷地在搶大戶，而且還希望找一個洋人做他們的領袖，充當保護傘。

圖：上海義賑紳商編輯繪製的《河南饑荒鐵淚圖·樹皮草根剝掘充饑》

3、天災背後的人禍：遍地鴉片，導致山西無儲糧富戶可搶

李提摩太未能窺見山西民眾不搶大戶的真實原因，是因為他並不了解此次災荒真正的起因。持續的大旱固然是饑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禍的權重同樣不容忽視。

1859年，清廷頒布《徵收土葯稅厘條例》，國內鴉片種植合法化。短短十餘年之後，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因為種罌粟比種糧食掙錢，「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到光緒初年，山西已成為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如據御史劉恩溥說，山西的狀況是「數十萬頃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時人估計：「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佔十五萬頃」。張之洞也說：山西遍地種植鴉片，「幾於無縣無之」。

大量的耕地和勞力轉移到鴉片種植的後果，是山西本省糧食產量迅速下降。對於「李提摩太之問」，當年的《申報》，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奇拙，此尚謂害而不由於罌粟，其誰信之?」

鴉片種植的泛濫，雖以山西最烈，卻並不是山西特有的現象。同屬災區的河南、山東，也是本土鴉片的重要產區，惟種植規模略遜山西。

這種畸形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災荒時期民間難尋儲糧大戶。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難在山西看到他預期的搶大戶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達山西時，饑荒已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山西境內屈指可數的有糧大戶，早已被搶光。

謝家福的「抗夷大業」

回到開篇的問題：一場波及上億人、覆蓋整個北中國、餓死千萬人的大饑荒，引發了無數的暴力事件（如山東、河南等地的搶大戶）。但卻沒有發展出任何值得史冊一提的「農民起義」，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義」的定義，簡化為「有政治訴求的針對當局的暴動」，區別於單純為充饑而針對富人的「搶大戶」，那麼，這個弔詭的問題，或許可以換一種角度來思考：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里，中國的鄉紳士大夫——傳統農業中國底層社會的直接整合者，他們在哪裡？他們和誰站在一起？

1、「管教壓倒慕惟連！」

1877年陰曆2月下旬，蘇州紳士謝家福剛剛完成一項艱巨的任務：押送一批饑民從南方返回他們的原籍。在歸途中，謝家福聽到了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消息。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敏感性立刻讓謝家福緊張了起來，他後來在日記中補記道：

「（得知洋人賑災消息）深懼敵國沽恩，異端借肆，不能無動於衷。顧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懷，言難自己。」

在這樣一種「耿耿於懷」的情緒支配下，謝家福當即給自己熟識的一批江南士紳們集體寫信，強調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採取措施。謝認為：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裡乾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若不採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謝氏進而建議，應該在賑災問題上與洋人展開競爭戰鬥，「跟蹤濟賑」，追蹤洋人救災的路線，以賑災對抗賑災，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騙走國人的民心。謝認為，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愛國士大夫所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並為此慷慨賦詩一首：

大兵之後又凶年，

國計民生孰見憐？

安得賑錢三十萬，

管教壓倒慕惟連！

慕惟連和李提摩太一樣，是西方傳教士在山東賑災的代表人物。

2、「小孩餓死尚是小事」

在謝家福看來，抵抗洋人借賑災收買人心的首要之務，是與傳教士在收養饑荒受災兒童方面展開競爭。他在1877年5月4日給好友李金鏞的一封信中寫道：

「東省災後，子女流離者不可計數，為他族收養者，聞有數百名之多。竊恐人心外屬，異說橫行，為鄒魯之大患……」

「嚴峻」形勢下，謝氏主張「急則治標」。這個「標」就是兒童，理由是兒童智識未開，情竇未通，更容易被異族蠱惑。謝氏激動地寫道：眼看著這些兒童被洋人驅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氣者，「能無錐心肝、豎毛髮，亟圖補救哉!」

倡議在士大夫圈子裡獲得了普遍的認同。譬如，蘇州士紳袁遂給謝氏回信，說道：西人想要領養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紳士，在聚會上發言道：

「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圖：謝家福日記

3、「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

有了士大夫們的支持，謝家福啟動了賑災行動。但謝本人不認為自己發起的是賑災活動。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鄭重聲明：

「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賑災；賑災講究仁心；抗夷講究大義。為了大義，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種表態，贏得了士大夫們的高度讚賞。譬如，上海的紳士王賡保來信，讚揚謝氏將眾多孤兒從黑暗的「禽獸之域」中拯救出來，這種行為是一種偉大的壯舉，謝的行動，證實了世事尚有可為。王賡保表示，自己願意與其謝一起並肩戰鬥，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難，謝氏也每每以「抗夷大業」自我鼓勵：

「生平滅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機會）而交臂失之，則身存實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謝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於這樣一種「敵夷」而非「賑災」的理念，謝氏在山東地區，將活動經費高度側重於收容饑荒兒童。有人曾建議其將資金用來開設粥廠，以解青州災民的燃眉之急，結果被其拒絕。謝氏認為：青州原有的粥廠已停，災民情勢甚危；但兒童與大人不同。兒童無知，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春秋夷夏大義，無法要求他們像成年人一樣有覺悟，願意為持節而慷慨赴死。故有限的資金，應該優先救濟兒童。

謝在日記中說：對上述決定，自己「理得心安」，並無愧疚。

4、士紳「抗夷大業」之成效

在各種不同場合，謝家福反覆闡釋「敵夷」重於「賑災」的理念。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間，謝氏前去訪問幾位上海紳士，力陳教堂收容中國兒童的危害。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籌集賑災經費的人士，替教堂辯解，認為不該把耶穌教和天主教混為一談，一棍子打死。隨即招來謝氏激烈的駁斥：

「某之所辦者，與教門的良莠無關，所關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東災民受洋人賑恤，三月有餘，幾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國矣。諸君好善樂輸，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國家富強之元氣，則是大大的忠臣和義士。若還反過來替教堂籌集經費，豈非漢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賑濟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終不再是中國之民。最可憐的是，那些童子尚未開蒙，如何知道這些，眼看著他們淪陷於教堂之中，於心何忍？朱子說過，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淪陷在教堂里的兒童，遠比賑濟災民更重要。」（為便於閱讀，對這段日記略做了通俗化處理）

謝家福對洋人之賑災活動的抗拒，代表了當日中國士大夫們的主流意見。這一點從謝氏所獲得的廣泛支持中即可窺見。

這種抗拒態度，同樣流行於清廷高層。比如，1878年4月間，河南學政瞿鴻禨聽到洋人賑災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責洋人「其居心則險不可測」，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藉機「收拾人心」，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清廷接到奏摺後，隨即指示山西、河南兩省巡撫（此兩省因在內陸，洋人尚未來得及進入賑災，但災情已很嚴重），要他們但凡碰上外國人進入災區，必須「婉為開導，設法勸阻」。

在士紳的鼓動下，部分災民也懷有強烈的抗拒洋人賑濟的情緒。比如，光緒三年（1877），山東昌樂縣災民「弗受洋賑」；山東樂安縣災民「俱情願餓死，不受洋人之賑」。河南亦有災民不肯接受賑濟，還助力當局傳播傳教士「心懷叵測」之說。對此，西方人士曾經在《申報》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於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且仿鐵淚圖之式，造作諸般惡狀，謂教士誘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貼多張，以冀煽惑人心，該省官憲無可如何。」

能夠仿照《鐵淚圖》製作宣傳畫，並廣為宣傳，這背後必然有知識分子、亦即河南本地鄉紳士大夫們的參與。

儘管如此，傳教士仍然多次嘗試派人進入河南賑災。但結果是：當地民眾和政府不允許他們逗留，更不許他們以任何方式涉足當地賑務；且聲稱，如果他們不離開河南，就會有生命危險。河南境內反教情緒之強烈，遠勝他省——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竟遍貼告白曰「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書院罷課，宣稱「要與西人打仗」。最終，傳教士們不得不放棄了賑濟河南的打算。整個「丁戊奇荒」期間，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讓西人在其域內發放絲毫賑濟物資的程度，本土鄉紳與當局的鼎力配合，可謂居功至偉。

5、消弭「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功不可沒」

西方傳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賑災活動之中，自然有推動教會發展的意圖。當山東的賑災活動，給教會的發展帶來非常良好的影響之後，傳教士們決定將賑災活動擴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對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對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讓清帝國焦頭爛額；對士紳而言，「華夷之防」乃是大義，賑濟災民不過小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最後居然沒有發生值得一提的針對當局的「農民起義」，傳教士們可謂「功不可沒」——不是因為他們的賑災活動弱化了社會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和他們的賑濟活動的出現，全面轉移了災區、非災區士紳們的矛盾指向。他們取代了朝廷，成為了士紳們眼中的「頭號敵人」。失去了士紳參與的農民暴動，缺乏底層資源整合能力，也無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訴求，其結局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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