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之城》聚焦兩千年來倫敦同志的生活

彼得·阿克羅伊德

《倫敦傳》作者出新書 聚焦倫敦兩千年來的同志生活

在新書《酷兒之城》中，彼得·阿克羅伊德講述了歷史上倫敦的同志群體生活。

彼得·阿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的公寓坐落在倫敦中心街區的騎士橋街上，他招待我進屋。屋內寫作處略顯促狹無奇，堆滿書和資料，窗外是一座大廈的背陰，視野並不好。如今他年逾六十，以斯達漢諾夫式(斯達漢諾夫是一位前蘇聯礦工及勞動英雄——譯註)的工作方式而出名：成規模的書架上堆滿了書，書的厚重程度難以為計數(他著於1990年的，卷軼浩繁的狄更斯傳記就有1195頁)。據我目測，書架上堆了18本科幻小說，以及超過30本傳記和歷史書。阿克羅伊德做事從不半途而廢，從他戒酒的傳奇故事便可見一斑。

阿克羅伊德的博聞強識讓人羨慕得咬牙切齒，他從無「專攻領域」一說，作品主題涵蓋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埃德加·艾倫·坡(Edgar Allan Poe)、特納(Turner)的水彩畫技巧、「英倫范兒」的起源以及水城威尼斯的歷史脈絡。儘管作品主題多變，但他對倫敦永恆的愛沒有變過——他生於斯、長於斯，倫敦生活浸潤到了他的作品中。他對倫敦迷戀太深，以至於難以言表：「我要如何講出來呢？倫敦永遠是我的庇護所。」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地理上還是心靈上的庇護，可能兩者皆有吧。

這本新書《酷兒之城：從羅馬時代到今天的同志倫敦傳》(Queer City: Gay London from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Day)講述了歷史上倫敦的同志群體生活。同性戀話題為他所擅長，以至於人們一直奇怪他為何還未就這個話題出過作品。實際上，他在以往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寫過同志生活，包括早年少為人知的作品《阿克羅伊德，P》(Ackroyd, P, 1979)中描繪的異裝和變裝者，以及1983年他以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虛擬日記形式創作的小說，小說中有一張照片：王爾德站在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和伊麗莎白時代的占星家約翰·迪(John Dee)之間。

阿克羅伊德的這本新書對同性戀領域挖掘得更為深入，內容涉及漫長歷史：從凱爾特人統治時期和公元300年基督教傳播到倫敦時幾乎不可見的同性戀群體，到19世紀倫敦最大的性醜聞(王爾德也身陷其中)，再到近期的同志權利運動。如他的其他作品，這本書一如既往，粗暴地包羅萬象，實際上卻有一種拉伯雷式的幽默。其中一句話引用了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對長發披肩、鬍子茂密的凱爾特人的評價，凱撒稱讚他們亞里士多德式的「男人間的激情友誼」。而這句話的下一句，便是阿克羅伊德的冷幽默：「你現在仍能在倫敦街頭看見(有著激情友誼的)男人們來來往往。」

時代風尚潮漲潮落，但在阿克羅伊德的世界中，歷史本身是一種怪異的重複。阿克羅伊德說，「同志」(Gay)這個詞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同性戀俚語(Polari)中。如果說凱爾特人的例子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們震驚，那英國作家喬叟(Chaucer)在《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提及的赦罪僧的故事，也會讓你大吃一驚。阿克羅伊德表示這就是「倫敦同性戀」的原型。同樣，在18世紀倫敦的妓院「莫莉的房子」(molly houses)中，男同能互相交往、梳妝打扮、行雲雨之事。

和很多同性戀文化研究者不同，阿克羅伊德在研究中並沒有忽略女同文化：他帶我們愉快地造訪了喬治王朝時代倫敦賣人造男性生殖器的商鋪，據說在萊斯特廣場，除了這個不賣別的。大門緊閉，門後煙霧繚繞，在「和諧洞穴」和「橘子樹」之類的愛德華時代俱樂部中，人造男生殖器也屢見不鮮。

「同性戀群體是總人口的一部分，18世紀的倫敦和當今時代一樣有很多同性戀酒吧」

2017年，在英國部分同志行為合法化後50年，同性戀文化理應經歷了巨變。但在阿克羅伊德看來，變化並沒有那麼大。

「同性戀遊行主題在變，但是本質依舊。倫敦依舊有很多同性戀酒吧、易裝行為，公園裡仍有專供搭訕的地兒，也有「僅供男士」的酒吧。同性戀群體是總人口的一部分，18世紀的倫敦和當今時代一樣有很多同性戀酒吧。」

這些現實並未觸及城市肌理，它們時而秘密，時而公開地主宰著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像「流動性別」，到2016年才被收錄進牛津詞典，但通過阿克羅伊德收集的一個叫約翰·雷克納(John Rykener)的牛郎的故事，我們看到倫敦人民一直從事著讓詞典編纂者臉紅的事情。

「雷克納稱自己為埃莉諾(Eleanor)，身穿女性著裝。他有時是服務男性的男性，有時是服務男性的女性，有時是服務女性的女性，」阿克羅伊德聳了聳肩，「他扮演所有性別角色時都十分自然，從未覺得危險。」

阿克羅伊德的書毫不掩飾，讓人大開眼界，但他卻拒絕將自己帶入寫作框架中。他坦率地表示不愛討論自己(比如說，「我沒有意見」)，並且警惕將親身經歷融入寫作中的想法。

阿克羅伊德出生於19世紀50年代，成長於英國阿克頓東的市建房中。他深知自己同性戀者身份。父親在他嬰兒時期離開後再也沒回來(兩人後來有簡短聯繫)，母親奧黛麗(Audrey)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他成長期間灌輸了很多宗教內容。當時他只是個孩童，正如父親的離去是個禁忌話題，性傾向也不能被提及。他的母親在多年前就已過世，而他從未向母親提及過自己的性傾向。後來也沒提過嗎？「沒有，」他簡短地搖搖頭。你和母親親密嗎？「並不怎麼親。」

阿克羅伊德拿到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完成學業後去了耶魯深造。很快，年僅24歲的他成為了《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的文學編輯。他出版的第一本手寫詩集《喔唷》(Ouch!, 1971)的前言寫得很美：「這首詩拍了馬戲團男孩的馬屁，他終於知道了/他真正的價值。」

在後一本詩集《珀利的消遣》(The Diversions of Purley, 1987)出版時，他打了退堂鼓，換了個筆名，將詩中的「他」變成了「她」。「這主要是為了我的家人考量，他們尚健在，了解到這些可能無法承受。由於他們對我的性傾向和創作毫不知情，所以我選擇隱瞞。如今我有點後悔當年的決定，但是事已至此。」

那也是他出版的最後一部詩集。「繆斯女神帶著靈感離我而去，這就是原因。」

那時他和布萊恩·酷恩(Brian Kuhn)在一起，酷恩是他在耶魯認識的舞蹈家。這對情侶一直相守到1994年，直至酷恩由於艾滋病去世。(此後阿克羅伊德有過一任伴侶，但如今恢復單身)。酷恩之死引發了他在《酷兒之城》中對艾滋病降臨時複雜變幻的醫療系統和死亡的震撼描述：「現實讓人難以承受。發病的癥狀是發燒、顫慄和流汗，視力模糊和腹瀉，精神緊張疲乏。唯一能緩和病症的是止痛藥、自行的，無窮無盡且不明產地的藥物注射。定期去醫院接受治療的確有損個人尊嚴，但當隔壁病床躺著一個蜷縮身體的將死之人，你可能就不那麼想了。」

他從沒想過寫寫自己的事兒？「我不會那麼做的，除非我做了前腦葉白質切除手術。」

我深陷書中一反常態的自白里顯而易見的痛苦中。他有猶豫過寫這段自白嗎？「我盡量乾淨利落地寫完自白，不牽涉我個人生活，」他大聲說，「我不信任在敘述中摻雜作者生活的那些書，粗俗。」

他從沒想過寫寫關於自己的事兒？「我不會那麼做的，除非我做了前腦葉白質切除手術。」

實際上，過去二十多年來，阿克羅伊德的寫作過程一直沒怎麼變。一位研究助手(如今變成了兩位)負責搜集期刊和資料來源，將其編纂進檔案資料，阿克羅伊德則將它們分門別類地做成速記筆記，或是組織成主題資料。他對連續性和巧合的心理地理興趣是性格使然，但更直白地講，是他工作方式的產物。「當你將各種資料拼湊起來，就能挖掘到平常很難發現的聯繫和模式。」

他對於事實有近乎葛擂硬(狄更斯小說《艱難時世》中的人物)般的執著追求，但如今他似乎在緩慢放棄。他曾經同時操刀三部作品：一本歷史類、一本傳記、一本小說，並照此嚴格規劃自己的寫作時間。目前《酷兒之城》已經完工，剩下的還有英格蘭歷史六部曲中的後兩部，這是一個大部分人都難以完成的浩大工程，但以阿克羅伊德的標準，則似乎是輕而易舉。

我很震驚。我問他：你如今還有什麼有待創作的作品？他悶悶不樂地告訴我，他原本還在寫另外一本小說，但是後來放棄了。「讓人很失望的是，我在搭建內容框架時候受挫了。希望有一天會有小天使指點我重新構思情節。」

阿克羅伊德經歷過作家的瓶頸期嗎？「之前從未發生過，在這之前我就停止寫作了。」

就其他方面而言，他也開始更加顧及自己的精力。他賣掉了在布盧姆茨伯里的辦公室，連同街道拐角處的另一處公寓(用他的話來講，「它們的價值遠不及帶來的麻煩」)。由於之前的腿傷尚在慢慢癒合，他行動不便。雖然能外出，但出一趟門十分費力。阿克羅伊德如今依舊喜歡小酌一杯，但僅限於夜晚，且量少。(並不是遵醫囑，他悶悶地笑道，只是出於自我保護)。阿克羅伊德仍然習慣在外用晚餐，但也常在電視前興奮不已。「我什麼都看，真的什麼都看。」他低聲嘟囔。

當問到阿克羅伊德能否想像沒有寫作的生活時，我原本預料他會像之前一樣堅定回答「不能」，寧願砍掉胳膊也不能放棄寫作。但阿克羅伊德卻躊躇道：「目前而言，我的確無法放棄寫作，但我不能下定論。有時候人們把想說的都說了，就停下來了。」他語氣中帶些不滿：「很多人都停下來了。」

我告訴阿克羅伊德：很難想像你會穿著拖鞋到處晃蕩，為了找樂子而讀書。他語氣頓時強硬：「不一定，我真的會那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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