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支持下的「北上抗日」，差點使十萬粵軍成為分裂國家馬前卒

文｜周渝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聯合桂系李、白髮起「六一運動」，打起抗日大旗對抗國民政府中央。2日，兩廣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所謂的「抗日救國軍」，以陳濟棠為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為副總司令，進兵湖南，內戰一觸即發。到了1936年9月初，在馮玉祥的勸說下，蔣介石經過權衡，決定採取和平解決方針。首先是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達成協議，隨後收回成命，各路大軍同時撤圍。

作為「兩廣事變」主角之一的李宗仁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將主要責任幾乎全部推給陳濟棠和蔣介石，自己儼然是無奈捲入。如果事情真如此簡單，無非只是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的一次較大衝突，對於分裂成常態的國民政府來說司空見慣。但有很重要的一點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隻字未提，那就是這次事變中隱藏在幕後的推手——日本人。兩廣長期割據對抗南京政府的事例多不勝數，但無論是地方實力派之間互相串聯，還是與紅軍達成秘密協議，都還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但若摻和上日本，這場以「抗日」為名的事變就徹底變質了。

實際上從1932年開始，日本駐關東武官知和鷹二就開始負責執行針對西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省）的地下活動。日本學者戶部良一所著的《日本陸軍與中國》一書載：「所謂的西南地下活動，目的是對抗蔣介石，給把持西南地盤的國民黨右派以援助，從華北和華南兩個方面牽制和動搖蔣介石的統治。」

知和鷹二把目標集中在李宗仁和白崇禧身上，借買賣武器為契機進行活動。「兩廣事變」與日本的關係李宗仁雖未提及，但他在回憶錄中亦承認「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訪粵，並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實際上也的確如此，就在長城抗戰剛結束的1934年，桂方還先後派遣兩批空軍飛行員到日本明野飛行學校學習；桂系的軍事教育長劉士毅等人也赴日參觀日軍秋操，同時訂購山炮、步兵炮、輕重機槍、彈藥、工兵器材以及戰鬥機9架。在廣西各軍事學校也有日軍派遣的軍官擔任教官、助教及部隊軍事顧問。

日本出錢出人出力，難道是幫助中國「抗日」？非也。1935年10月，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岡村寧次上任，相關人員在大連召開會議，板垣征四郎、多田駿等老牌侵華分子皆有參會。大連會議上，這群「支那通」分析了中國當前形勢，最後達成決議，即「不能讓支那統一」。這一年蔣介石正在西南「削藩」和圍追紅軍，日本卻在華北製造事端，這也難怪蔣氏在日記中認為日本的挑釁是懼怕中國「統一」，所以識破日軍陰謀的他必須穩坐四川不動。另一方面，日本明知兩廣軍閥高舉抗日大旗，但因粵桂兩系是反蔣勢力的中堅力量，故而仍對其施與援助。日軍如此「好心」的目的，正如板垣征四郎所說：「關鍵是要根據支那大陸的人文以及地理上立場的不同使之分立。」

板垣征四郎

據陳濟棠的親信李潔之回憶，就在兩廣事變發動前夕，白崇禧向陳濟棠分析形勢，說：「至於友邦方面，我們可以再派人去聯絡，基於過去幾年日本軍方曾與我們有過聯繫，又曾向廣西派過軍事顧問和教官，並曾售賣過軍火給我們，我們此次舉事，相信他們一定會同情和幫助我們的。」這裡的「友邦」正是日本！此外，起事前陳維周與日本駐粵總領事進行過接洽，之後稟報道陳濟棠：「已取得日本軍方諒解，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

一場打著民族大旗，以「抗日」之名發起的運動，竟然稱所「抗」之對象為「友邦」，發起前還要「取得日本軍方諒解」，實在荒唐至極。所幸的是，這場日方「支持」下的「抗日」運動沒有釀成內戰，不然不僅是始作俑者們難以洗清的歷史污點，更讓數十萬不明真相的基層桂粵將士無辜充當分裂國家的馬前卒。

雷聲大雨點小的「兩廣事變」總算平息了，這一事件所折射出的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種種光怪陸離。在那危急存亡的年代，抗日固然是大勢所趨，但在「抗日」面具後的臉譜究竟是紅是白，卻通常為時人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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