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金庸出國避難記，背後真相令人震驚

「《天龍八部》前後寫了四年，中間在離港外游期間，曾請倪匡兄代寫了四萬多字。」

金庸在《天龍八部》小說後記中寫到「《天龍八部》於一九六三年開始在《明報》及新加坡《南洋商報》同時連載，前後寫了四年，中間在離港外游期間，曾請倪匡兄代寫了四萬多字。倪匡兄代寫那一段是一個獨立的故事，和全書並無必要聯繫，這次改寫修正，徵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刪去了。所以要請他代寫，是為了報上連載不便長期斷稿。」

把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說得輕描淡寫，實非小說大家的性格，我今天就來補寫這段歷史。

年輕時的金庸

奇怪的斷更

金庸是一位異常勤奮的人，自1959年創辦《明報》，他大約有十幾年時間，每天都寫一段小說，又寫一段社評，從未間斷。為了留住讀者，給《明報》的生存留下空間，他非但不敢斷更，甚至不惜違背自己作為小說作者的初心，更改了《神鵰俠侶》的結局：在他原本的構思中，神鵰俠侶是個徹底的悲劇，小龍女是真死了，楊過苦等十六年，最後亦跳崖自殺，這是他當年苦戀夏夢不果，內心苦澀不已的心證。但連載期間，敏銳的讀者嗅到了悲劇的味道，強烈反對，信件如雪片般寄來，金庸為了留住讀者，不惜把自己的初衷改了。

楊過跳下斷腸崖，但不是故事的終結，楊過的身體一直向下沉，向下沉，水底竟然別有洞天，最後與小龍女大團圓結局……好笑嗎？

當然不好笑，倪匡在他的《倪匡論金庸》一書中直接指出：「《神鵰俠侶》整部書的結構，有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小龍女和楊過在不能不分開的情形下分開，黃蓉編了個謊言，使楊過充滿希望，等了十六年，這十六年，對一個深切認識到愛情是什麼的人而言，是極度痛苦的煎熬，結果是十六年後，小龍女、楊過喜劇收場。

楊過在《神鵰》中，自始至終，是一個悲劇性格的人物，小龍女也是，因為他們和當時的社會，完全不能相合。楊過、小龍女重逢，對讀者而言，是個大喜訊，人人額手稱慶，但對整部小說而言，卻是敗筆。

金庸原來的創作意圖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就小說論小說，《神鵰》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一個悲劇，是不是為了遷就讀者的意願，硬將之改成喜劇，不得而知。」

倪匡與金庸都是小說創作的高手，你認為金庸會不知道《神鵰》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一個悲劇咩？但這就是金庸，他不單是一個小說家，他更是一個生意人，是為了生意可以改變創作初衷的生意人。

有了上面的前設鋪墊，再看金庸的這段話：「《天龍八部》於一九六三年開始在《明報》及新加坡《南洋商報》同時連載，前後寫了四年，中間在離港外游期間，曾請倪匡兄代寫了四萬多字。」大家不覺得奇怪嗎？1963年-1967年，是金庸創業拼殺期，《明報》剛剛企穩，他正擼起袖子使勁乾的時候，為什麼要丟棄香港的事業，甚至連日常的武俠專欄都要假手於人，出國外游，一游就是四個月（專欄一日一千字，以倪匡代寫四萬多字推斷）？

必須是生命受到極大的威脅，他才會這樣做。

六七暴動

金庸當時確實是感到生命受到極大的威脅，原因是1967年香港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

都認為香港六七暴動的導火索是天星小輪加價，1965年10月，天星小輪公司向政府申請加價，頭等艙加價斗零（五仙），由兩毫紙加到兩毫五仙，二等艙保持一毫紙不變。社會對加價反應強烈，認為這將引發加價潮。但政府最終在1966年3月批准了加價的議案，天星小輪公司的董事局主席還說：「不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一時輿論嘩然，市民紛紛上街絕食抗議加價，最終爆發警民衝突，一名青年死亡，18人受傷，1800人被捕，超過300人在法庭受審，多數為15-25歲的青年，大部分被判刑。官方稱這次事件為1966年九龍騷動，注意用詞，是騷動，1967年是暴動，暴力再升級。

六七暴動的導火索是天星小輪加價

有群體性的暴力事件發生，必然有深刻的社會根源。

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短時間內湧入大量的人口。1945年，香港的人口不過60萬，因為大陸內戰、解放、饑荒，大陸的難民不斷地湧入香港，至六十年代中，香港人口暴增至三百多萬。最大的問題是人口劇增，但港英政府仍是殖民地政府心態，自由港，自由市場，積極不干預，對底層難民提供的福利極少。

當時的香港社會是典型的金字塔結構，少數的殖民地高官、富商巨賈、華人買辦處在金字塔的頂層，中產階級很少，社會上大部分的傭工、文員、和勞動人口，都處在金字塔的底層，階層之間壁壘分明，交往與流動都不多。這樣的社會結構註定是極端不穩定的，尤其是1960年代，因為躲避饑荒而「大逃港」的一百萬難民，仍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

我們要把天星小輪加價放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考量，當社會極端貧富懸殊，底層積壓著大量貧困人口的時候，它承受不了就是承受不了了，任何一點火星都會引致底層怨氣爆發，哪怕只是天星小輪頭等艙加斗零，以及何不肉糜大人的那句「不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

好了，到了1967年5月6日，新浦崗塑膠花廠爆發勞資糾紛，引發工潮，這些本來都是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正常狀態，資方壓榨，工廠條件不好，剋扣工資等等，通常是靜坐抗議，然後由政府勞工處介入調停。但這次很不一樣，5月6日發生靜坐抗議，很快便有滋事份子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衝突，5月11日便有大量紅衛兵舉著毛語錄衝擊港英政府。

1967年，極左的思潮燒至香港，他們舉著毛語錄，揚言要提前收回香港。

這時候，對社會時事觸角敏銳，常常一手寫小說，一手寫時評的金庸看出了端倪，知道工潮已經由左派工會所控制，因為香港社會矛盾極嚴重，稍有不慎就會爆發大衝突，更何況大陸正值文革武鬥如火如荼，他害怕極端的左派勢力會把文革的戰火燒至香港，於是出手寫時評強調工潮不應涉及政治。

當時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人是廖承志，他曾在1966年8月批示香港左派工會，不準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但到12月中，他已經被紅衛兵奪權、批鬥了。他的上級周恩來總理，儘管在廣場上聲嘶力竭地呼喊小將們要冷靜，既要保革命又要促生產，千萬不要忘記秋收工作，但對失控的局面已經無能為力了。

金庸是左派系統出身，對大陸發生的情況了如指掌，因而更加焦慮，從5月18日起，他連續發表了大量社評：《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國的香港政策》、《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命運相同，同舟共濟》、《香港居民在懇求》、《十二天來的噩夢》、《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頭號漢奸豺狼鏞

頭號漢奸豺狼鏞？

前面說過金庸是左派系統出身，確實沒有冤枉他，自1948年考入《大公報》當記者開始，金庸就是報社「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組長，不過也難怪他，當時中共確實是很得民心，連倪匡都信它。1950年代，國民黨撤退台灣，在香港的一批國有飛機誰屬引發爭議，金庸挺身而出，為中共秉筆直書，援引國際法侃侃而談，並最終為大陸爭得了這批飛機的所有權，這份大禮讓周恩來對他青眼有加，盛邀他到外交部上班。

金庸最終都沒有成為外交官，有兩種說法，一是他收拾行李時，《大公報》的同事到訪，問：「你相信共產黨嗎？」使得金庸最終沒有成行；二是他到新中國的外交部轉了一圈，發現這個職位與自己想像中的外交家嚴重不符，於是仍然選擇回香港報館工作。

但無論如何，那時的金庸仍是一位對新中國充滿熱忱的愛國青年，只是遠離了政治。1950年到1953年，金庸先生在香港《新晚報》主持副刊版「下午茶」，同時負責翻譯、撰稿、編輯及主持專欄等各項工作。1953年至1958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大公報》主持副刊。這期間，兼職長城電影公司的編劇，苦戀長城七公主之一夏夢。

至1959年創辦《明報》，大陸的政策已經越來越左，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運動、大躍進，他身邊很多左派的愛國青年，對新中國的成立抱有無限的熱忱，堅決捨棄香港的安定生活，要回去建設祖國，到1958年都灰頭土臉地回來了，這對金庸的內心不可能不造成一定的衝擊。因而他辦報紙的第一天就指出《明報》的宗旨是「明辨是非，積極中立」。「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國共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

金庸說到做到，1963年，陳毅提出「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的「核褲論」，金庸在1964年就在《明報》發表社評《要褲子不要核子》：

「中央一位負責首長居然說到『即使中國人民全部無褲，也要自擁核子武器』，這句話在我們聽來，實在是不勝憤慨。 一個政府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 老實說， 那絕不是好政府。」

這是金庸第一次發表抨擊內地時政的社評，當時香港的左翼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都紛紛發表社評回擊，說金庸「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把他往死里整，嗯，都是他的舊同事啊，一旦立場不同，黨性就大於人性了。這種攻擊，直到陳毅親自出面制止才消停。

到了1967年5月，金庸一連發表的多篇反對工潮的社評徹底激怒了香港左派，加上像廖承志、周恩來這樣與金庸有溝通的領導失勢，於是漢奸、走狗、賣國賊、「豺狼鏞」等帽子漫天飛來，在香港一間國貨公司的櫥窗最顯著的位置，還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漢奸」，金庸被列為頭號漢奸，謔稱「豺狼鏞」，圖文並茂，引起很多市民圍觀。

他曾工作過的《新晚報》以三行大字標題刊出了一篇半文不白、充滿惡毒謾罵的奇文：

「綠村電台《特種狗經》介紹

最佳漢奸狗膽豺狼鏞

系一隻反骨陰濕惡狗」

暗殺名單

1967年7月，左派開始在全港各處放置土製炸彈

因為新浦崗塑膠花廠勞資糾紛引發的工潮，到1967年7月已經逐漸平息，但對控制香港左派的極左勢力來說，他們的抗爭才剛剛開始。自當年7月起，左派開始在全港各處放置土製炸彈，除了襲擊政府官署，暴徒們連尋常街道以致交通工具都不放過，8月20日，北角清華街一對小姐弟，8歲的黃綺文與四歲的黃兆勳被土製炸彈炸死，8月22日，英國駐北京代表處被紅衛兵縱火焚毀，8月24日，香港商業電台的著名主持人林彬先生，因為在電台公開譴責了放炸彈的暴徒「卑鄙賤格，下流邋遢」，遭到報復，他與弟弟林光海在開車上班途中，被暴徒放汽油彈，活活燒死，一個叫「地下鋤奸突擊隊」的組織承認責任。

林彬先生的死震驚了整個香港新聞界，但《明報》還是接連發表了《燒不滅正義的聲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評。當時盛傳左派列出了一張暗殺名單，「豺狼鏞」排在第一位 。但金庸還是不怕死，要留在香港工作，直到他的寓所收到炸彈郵包，一同回家的同事發現包裹可疑，果斷報警，警察在金庸先生寓所的門口引爆了那個炸彈。

別看金庸先生筆下千鈞，文思如涌，翰墨滔滔，實際上他是木訥不苟言笑的人，即便有炸彈在寓所門口引爆，友人還是不能從他的臉上看出是悲是喜，但都非常擔心他的安危，力勸他出國避開一段時間。倪匡最夠義氣，知道他擔心報社業務，亦擔心自己的武俠專欄一旦斷供就流失讀者，報社業務他無能為力，但是代寫寫武俠小說專欄還是義不容辭的。

經過再三考量，倔強如金庸也不得不選擇放下手中的重擔，出國避難， 在他離港期間，報社業務由沈寶新負責，編務由總編輯梁小中主持，社評由梁小中、胡菊人執筆，武俠專欄就由老頑童（當時還不老）倪匡代筆。

當時《天龍八部》連載正酣，各條支線開始匯合，讀者追得如痴如醉，洛陽紙貴，因而金庸對倪匡再三交代：「我的人物個個有用，你千萬別寫死了。」倪匡不改他頑皮的本性，這樣危險的關頭，依然笑眯眯地說：「放心，放心，一個都不會少。」 但是一轉頭，就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因為他討厭阿紫。

後記

六七暴動的爆發，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前文提到，短期內大量湧入難民，然而社會福利配套設施卻不是一蹶而就可以做到，殖民地政府在食物、用水、房屋、教育、醫療等等方面都沒有跟上，社會貧富懸殊，政府貪污嚴重，底層的矛盾大量積壓，1967年又恰逢大陸的文革武鬥潮，溫和派被打倒，激進派曾經喊出過「提前收回香港」的口號，根據英國的解密檔案，這些都不只是口號，廣州的解。放。軍確實一度想攻入香港，當時英方已經在評估中國強行奪港的話，理論上商討移交安排的可能性，甚至怕中方外交失去理性，最後的方案就是緊急撤離，因為若果攻打香港，英軍最多可以支撐48小時。

有了檔案解密，再回過頭看金庸先生1967年5月發表的時評：《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國的香港政策》、《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命運相同，同舟共濟》、《香港居民在懇求》、《十二天來的噩夢》、《豈有他哉？避水火也！》，真不得不佩服他是文人中少有的，有政治家頭腦的人，也難怪他是可以直接刺痛激進派。

這場暴動，最終是以毛首肯周總處理善後，再由周總喝停極端左派結束，周明確表示中國不會提前收回香港，香港要保持現狀，長期利用。

而港英政府亦意識到自己施政的不足，港督戴麟趾在暴動後，著手改革香港勞工法例，此後還設立了勞資審裁署，推行民政主人計劃，加強官民溝通的渠道，此外他還加大力度建設廉租屋，推行強制六年義務教育等等措施挽救民心。比較公認的說法是，1967年是港英政府對港政策的分水嶺，因為有戴麟趾的鋪墊，香港才會在1971年迎來堪稱「現代香港之父」的港督麥理浩，他大刀闊斧的改革，讓整個香港脫胎換骨，煥然一新，此乃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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