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主流文化乃至主流意識形態，它們對「俠」的態度值得重視。俠，是一種類型的人，而俠氣或俠性則是人性的一個側面。俠的行為具兩面性，其被正史和民眾所肯定的正面意義，影響後世甚巨，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表現為不同形態，對今人仍大有教益。

正史彪炳的是「氣義」 俠與儒是一枚硬幣兩面

提起「俠」，人們往往馬上會聯想到「武俠」，進而會聯想到武俠小說。其實，俠不一定非武不可，也並非只出現於小說之中。算起來，倒是在子書和史書中先有了俠的蹤影――當然，中國的史書從來與文學結緣，就是所謂「詔定」的正史，其中也不乏民間傳說和小說的成分。本文就想說說正史所寫到的俠和有俠性的人物，並藉以闡論俠的正面意義，因為從司馬遷《史記》始，史書中凡說某人「任俠」或「以俠聞」等，一般都帶有肯定的傾向，這實際上反映了主流文化乃至主流意識形態對俠的態度。俠也是有其負面意義的，其行為也並非盡皆可取，而且多數的任俠者在生活中（無論在社會、江湖，還是官場、朝廷）未必有什麼好結果，史書對俠的負面意義也有所批判，但本文就不涉及了。

「俠」這個概念出現得很早，俠字在《說文解字》中就有。「俠，俜也，從人，夾聲」，是「以力輔人」的意思，後來才發展為指尚武重義、急人危難的任俠之人，同時其原意仍被沿用。唐顏師古注《漢書?季布傳》「為任俠有名」一句曰：「任為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將兩種意思聯繫了起來。

韓非是較早將儒俠對舉而論，並將俠與武相關聯的。《韓非子?五蠹》篇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又云：「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顯學》篇後兩句作「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意同而更顯豁）。韓非崇法，故既非薄舞文的儒又鄙視弄武的俠。

司馬遷則較早為俠立傳，並提出種種「俠」概念。其《史記?遊俠列傳》對當時以儒術取高位的「學士」頗不以為然，而大聲疾呼：「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這段話為遊俠鳴不平，同時也就對「俠」的內涵作了言簡意賅的概括。在這篇傳記中，司馬遷提出了「今遊俠」、「古布衣之俠」、「匹夫之俠」、「鄉曲之俠」、「閭巷之俠」等概念，具體地記述了魯朱家、楚田仲和劇孟、郭解等今遊俠的事迹和為人，其表述方式給後世史家很大影響，幾乎成為一種固定格式。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俠聞。」「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周人以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及劇孟死，……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在此後的史書中，凡寫到俠或具有俠的脾性氣質的人，大抵採用這樣的敘述句，本文下面的引文可以證明這一點。

按照司馬遷對「俠」的定義和描述，那麼古代人物中堪稱俠士者是不少的，像本受委派去刺趙盾卻被趙的勤謹儉樸感動得自殺的殺手??，像排難解紛後飄然而去拒絕言功的魯仲連，大概都夠得上俠的稱號。

事實上，司馬遷在《史記》中也不僅寫了朱家、郭解幾位遊俠，他還寫了其他雖非遊俠卻大有俠氣的人物。在司馬遷心目中，「俠」不僅指一種類型的人，而且指人的一種性格和品質，即上述那樣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捨身助人，卻不事張揚，不求回報等等，具有此種性格品質並在行為上有所表現者，無論身份如何，均可謂「有俠氣」，亦均可稱「俠」。其在民間者，當然便是遊俠，然亦不妨為官吏、為將帥，成為「有俠氣」的官員和將領，例如司馬遷為之作傳的季布和汲黯。

司馬遷的這個觀點，富有啟發性――我們確不必把俠只看作某種特殊的人物，更不必一提俠字便只想到好勇鬥狠之類。俠或非俠，不僅是對人物的分類，也是對人性的不同描述。人性的內涵本來極為豐富，俠氣，或曰俠性，乃是人性的一個側面，一個部分，其基本內容有如上引司馬遷所述的幾條，但在不同時代、不同處境和不同地位的人，可有不同的具體表現。比如在敵人的屠刀下寧死不屈者，在權勢壓力或金錢誘惑前毫不動心者，又如孟子所謂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盡可有各種不同稱呼，如前者稱烈士、義士，後者稱「大丈夫」之類，但在我們看來，其根性和實質就都不離一個「俠」字――當然是指俠的正面意義。俠氣或俠性本身又和人性的其他內涵一樣，頗為複雜，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所謂好壞，在一定條件下又可以轉化或產生不同效果，所以不可一概而論。

《史記?季布欒布田叔列傳》是三人合傳，但先寫季布：「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以下敘其經歷：為項羽部下時曾率軍「數窘漢王」，為劉邦所恨；歸漢後，拜為郎中，至孝惠帝時，為中郎將。他在朝任官，並不因自己是降臣而膽小怕事、畏首畏尾。呂后因受匈奴侮辱而欲起兵討伐，功臣樊噲大言「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起鬨響應，獨季布斷然反對：當年高帝將兵四十萬尚被困平城，樊噲之言純屬「面欺」！進一步，更警告道：昔秦為討胡，引起陳勝起義，今樊噲的「面諛」亦將使天下搖動。季布的話難聽得很，呂后大怒，群臣大恐，呂后悻悻然宣布罷朝，但伐匈奴的事也就從此罷議。季布這次發言，迎頭衝撞了呂后，其次冒犯了樊噲，再次亦難免使群臣自慚而不歡，即使不更作羅織，他揭劉邦困於匈奴的不光彩往事，拿亡秦比擬現實，簡直是威脅恫嚇，反動得很，在某種時勢下其罪足可置自己於死地。司馬遷以此寫出季布的「俠氣」――習慣上或在別的平素不以俠聞者，也被叫做「耿直」「直言極諫」等等――敢於不顧身份而在手握生殺之柄的權勢者面前如此放言無忌者，應該都有這種可貴的「俠氣」吧。季布這次僥倖沒有惹禍，後來他又曾當面批評漢文帝，真可謂俠性難改。季布俠性的又一表現是非常豪爽，辯士曹丘生向來為他所討厭，但此人竟不怕他的威權，敢於前來捋虎鬚，與他對話。一談之下，季布轉嗔為喜，待為上賓。這種源於俠氣的單純大度，恰與某些人的小肚雞腸形成鮮明對比。

汲黯不是武人，是個「學黃老之言」的文臣。《史記?汲鄭列傳》說他「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脾氣壞，有話當面開銷，不能團結持不同意見的朋友，與俠氣是否有關，可以探討，但這畢竟不能算優點。在士大夫群里，汲黯顯然不是一個可愛的受歡迎的人，但不屈己，不附眾，直道而行，不隨波逐流，不怕孤立，我行我素，堅守氣節，這些也該是俠性的內容之一。

史文又說：「然（汲黯）好學，遊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上之顏色」。司馬遷筆下對汲黯是飽含欣賞的，下面就記述了他的幾件事。他竟敢對著漢武帝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這樣不留情面的誅心之論，怎不弄得「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但我們讀來，卻似乎聽到司馬遷在暗暗發笑。）有人數落汲黯，他竟還說批評天子是為臣的大義。他的莊重戇直，一絲不苟到認死理，使皇帝感到敬畏和無奈，漢景帝對他是「以庄見憚」，漢武帝對他是「不冠不見」，給予了遠高於大將軍衛青和丞相公孫弘的禮遇（武帝見衛青，有時在廁邊，見公孫弘可以衣著隨便）。不畏上，不唯上，在「如虎」的君王面前永遠保持自己獨立不倚的人格，這些自然都與汲黯身上的「俠氣」有關――司馬遷不是說他「好學，遊俠，任氣節」嗎？其實，任換一個人，無論是儒生還是農民，若能如此，我們也正不妨認為他身具俠氣或俠性。汲黯的官聲和政績都不錯，但這些俱往矣，作為一個人，他最大和永恆的價值是在立朝為宦而不失俠性（人性中很寶貴的一個側面）。古今來為官作宦的人也多，有幾個能像汲黯？

李德裕是個政治家，他也重視豪俠，但主要是看重汲黯這樣的官中之俠，而尤其提倡的是俠之「氣義」二字。其《豪俠論》云：「爰盎、汲黯，皆豪俠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士之任氣而不知義者，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孺？）復問徑山大師：『欲學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李德裕之論的意義在於把俠性普泛化，使俠之氣義不但適用於為臣，而且適用於學道，舉一反三，實際上是適用於為人處事的方方面面。這就值得我們深思了。

女人、醫生也進入了正史的俠客群像

正史中的俠性之人還有其他類型，表現出別種可取的品質。

《後漢書》記載的張堪、廉范二人也是有俠性的官員，范曄《張堪廉范傳論》說二人「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這就又突出了俠的另一些特徵，除了共同的「振危急，赴險?」外，張堪是臨財無私，廉范是施不圖報。

張堪曾奉命入蜀討伐公孫述，「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直到他調任他處，「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在官員對待財物的態度上，俠性的表現是廉潔無私。這本是為官者應具的起碼素質，真要做到卻不容易，列朝列代大抵如此，但有俠性的官就能做到。廉范亦然，一方面是哪怕再困難也絕不接受任何資助，一方面是舍己助人，丟官陪錢乃至陪命，不但善始善終而且始終不讓受助者知道。後來，對他有恩的老師涉案謀反被殺，「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不惜因此觸怒皇帝。其俠性突顯於一個「義」字，被他們鄙視、拋棄甚或根本不在考慮之中的，則是一個「利」字。張堪、廉范的俠性所為，在當時傳為美談，至今仍不無教育意義。

漢末動亂，時多豪俠，像董卓、袁紹、曹操等，都曾是俠氣十足的人，正史中都有提及。他們的情況比較複雜，這裡且不多談。魏晉之際的嵇康，是個著名的尚奇任俠的文人，他的俠性行為帶來了殺身之禍，但千秋之下英名長存。隋唐之際更是豪俠風起雲湧的時代，此風一直延續到盛唐，造就了以李白、王昌齡、高適、李頎為代表的一代氣度雄偉、風格豪邁的詩人。這些在各類史料和詩文中均不乏反映。由於傳奇在唐代的大發展，唐人小說中的俠客給人印象特深，像《虯髯客傳》中的風塵三俠，《崑崙奴》中救紅綃妓出一品深院的磨勒，像《柳氏傳》從藩將手中為詩人奪回愛姬的許俊，《霍小玉傳》中強請李益到霍家相會的黃衫豪士，像在法場坦承殺人而救下無辜者的馮燕（《馮燕傳》），以及武藝高強得驚人的女俠紅線、聶隱娘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不止於此，唐俠在正史上也留下了痕迹，而且其俠性品格的表現又與上述諸例不同，對後人極富教益。

《新唐書?列女傳》中的《謝小娥傳》，原是有小說為底本的，那就是中唐文人李公佐的同名之作。謝小娥由民間傳說和小說人物而進入正史，說明主流文化對她的接納與認同。不過史書因體例所限，文字簡省，所載只是小說的梗概，參閱小說更能見出謝小娥為報父夫被害之仇所付出的艱苦努力。這篇小說所描繪的小娥形象，最感人的是她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堅忍精神，以及報仇成功後的低調處理態度，那時多少人家慕名願意娶她，她卻堅決地當了尼姑，從此在社會上銷聲匿跡。這兩點正是俠性的表現。所以，謝小娥雖不會武藝，所入的是表彰婦女品德的《列女傳》，李公佐在作品末極力推崇的也只是「貞、節」二字，而今天看來，最值得稱賞的，卻是她那以堅韌不拔、事成身隱為核心和內質的俠義精神。

同樣表彰義氣和堅忍精神而力度更強的，是寫入《新唐書?忠義傳》的吳保安、郭仲翔二人事迹。吳、郭本是里人，吳曾請求郭介紹其入伍，郭允諾，但吳未至而唐軍已敗散，郭被南蠻俘虜，敵方索千縑才肯放人。吳保安雖未曾與郭謀面，亦完全未從郭獲得實惠，卻自願承擔營救之責，為此拋家別子留於邊疆奔走籌劃，「苦無資，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還差得遠，只得繼續經營。後來，吳妻從老家前來尋訪，困於途中，幸遇一位官員，了解情況後，大力資助了吳保安，這才將郭贖回，就這樣前後已過去十五年之久――我們在這裡幾句話的事，當日吳和吳的家人卻是多麼地艱困，郭仲翔又是多麼難熬，沒有舍己為友的精神和對友人的絕對信任，他們怎能成功度過！如果說前半段主要是吳保安發揮了俠義精神，那麼後半段的主角就是郭仲翔了。郭得救後，吳保安已老，不久客死外鄉，其妻亦歿，家人無力歸葬。於是，郭「為服??，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吳、郭二人生死之交的故事在當時就廣為流傳，能入《忠義傳》則說明官方與史家的肯定態度。這個故事也是先有小說，見唐人牛肅《紀聞》，寫得更為細緻具體。明人馮夢龍《喻世名言》中的《吳保安棄家贖友》一篇，又以話本形式敷演了這個故事。閱此兩篇可補上文簡單介紹之不足。

謝小娥是為報仇而堅忍，吳、郭二人則是為報恩而堅忍，目的不同而精神一致。後者堅持的時間更長，毅力更強，將人性中俠義一面作了超常發揮和升華。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有此捨己為人和堅韌不拔之基因，是我民族歷萬劫千難而屹立不敗之重要原因，故極足珍貴。在商品大潮漫卷，人性中劣性因子常常泛濫而加害我人民的時候，對此尤其值得提倡弘揚。

《宋史》人物具俠氣者亦多。如卷273的楊美「狀貌雄偉，武力絕人，以豪俠自任」，「為人任氣好施，凡得予賜及俸祿盡?給親戚故舊。死之日，家無餘財。」同卷的郭進「少貧賤，為巨鹿富家佣保。有膂力，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蒲博。……有材幹，輕財好施，然性喜殺。」卷454的鄒鳳叔「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俠鳴」，追隨文天祥抗元，失敗後自殺。卷462寫到一位名醫王克明，也是「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救治了不少疑難病人。此後諸史中這類例證亦多，不遑遍舉。

文人俠客有兩把刀

文人而具俠氣者，其俠氣的表現又有種種，是我們很感興趣的。

唐代詩人，特別是盛唐詩人中，許多都有豪俠之氣，前面提到的李白、王昌齡諸人是傑出的代表。其他如王翰、祖詠、崔顥、岑參等人，從他們的詩中，我們也能感到一股「近俠」的超邁之氣，就是後來被稱為「詩聖」的杜甫、「詩佛」的王維，年輕時也是豪氣勃發，很嚮往「幽並遊俠兒」生活的，那些抒寫少年豪氣的詩篇，成為他們生平極珍貴的紀念。中唐以後，劉叉、張祜、李涉、薛逢、薛能、杜牧等詩人也都在創作和生活中表現出程度不等的俠氣。有的人作品不多，名作更少，能得青史留名，幾乎全憑其俠氣，否則便可能默默無聞，如劉叉。有人在江湖夜晚巧遇打劫的「豪客」，以一首俠氣十足的詩化險為夷，留下一段美談，如李涉。這多少能夠說明唐人內心對俠氣是欣賞的，對與文才詩情相結合的俠氣更是佩服。

宋代文學家中，辛棄疾極具俠氣，這不奇怪，他本來就是個武人，帶過兵，打過仗，義勇過人，那點兒俠氣用之於文學，便造成他的豪放詞風而綽綽有餘。與他性情相投的陳亮，並非武人，卻也同樣俠骨錚錚。《宋史》卷436《陳亮傳》說他「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他的俠氣主要表現在身為諸生而以國事自任，敢論列國家大事，且上下古今縱論無忌，批評時俗和在位者不留情面。如在《上孝宗書》中，他說自己已經「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於是，他既攻擊「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又攻擊「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真可謂左右開弓，縱橫捭闔，意氣風發，橫掃千軍。然而，陳亮會受到群臣怎樣的忌恨也就可想而知。果然，「在廷交怒，以為狂怪」，他「以豪俠屢遭大獄」，差點讓人逼死。可是他俠性難改，一有機會還是上書言政，意欲激發皇帝的抗金之志。《宋史》在其本傳末總括云：「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按此，說陳亮是文人之俠者，當不為過，而其俠性的種種表現，如志存國家社稷，心口表裡如一，輕財重義，絕不求報等等，亦值得後人，特別是知識者景仰和學習。

文人往往近儒，且往往多愁多思，患得患失，缺乏實際行動的勇氣、決心和能力，因而文人而能具俠氣（具俠氣則無上述諸病）就更加難能可貴。一般說來，一個文人的文才再高，學問再大，若想提高品格，更進一境，就特別需要俠性的補益。此說在史書中亦有端倪可尋。且看《宋史》卷443《賀鑄傳》以下文字：

賀鑄字方回，……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為近俠。……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

賀鑄長得丑，脾氣又大，「人以為近俠」，是個文人中的俠者。他在為右班殿直之官時，曾與某「貴人子」同事，此人平日「驕倨不相下」，賀鑄抓住他有盜竊行為的把柄狠狠教訓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你了不起嗎？我偏要折服你！這正是俠氣的表現，而且我不是無理取鬧，不靠蠻力，而是真憑實據、義正辭嚴，不由得你不匍匐屈服。最有意思的，是下面一段：

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

這裡的描述不但明確記錄了當時人對賀、米二位的喜愛，字裡行間還明顯流露了史家對二人的讚歎。人們喜愛和讚歎他們的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二人身上的俠氣。賀鑄作為一個文人，視權貴如草芥，敢說敢當，任性而為，而對朋友則推心置腹，暢懷傾論。米芾在「氣俠雄爽」上與賀鑄不相上下，史稱其「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宋史》卷444《米芾傳》）。但他們也有很多問題看法不同，又各執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於是便有了令時人艷羨欽慕的「?目抵掌，論辯鋒起」的場面。這正如功力品格相當的武俠切磋武藝，各施絕招，驚險煞人，然而卻是出於友善，絕無傷人之心，也絕不會傷害他們的友誼。如此一對惺惺相惜的文人之俠怎不令觀者、聞者既感興趣，又由衷欽佩。

賀鑄以詞名家，同時人張耒為其集作序，稱其「高絕一世」，「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能者。……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清陳廷焯更評曰：「詞至方回，悲壯風流，抑揚頓挫，兼晏、歐、秦、柳之長，而備蘇、黃、辛、陸之體，一時盡掩古人。」至於米芾，史載其「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宋史》本傳），其書畫藝術，則或「風檣陣馬，沉著痛快」，或卓犖豪俊，脫略町蹊，盡成一家面目，故得王安石、蘇軾激賞。然則他們的獨特成就與其性格中的俠氣，恐怕不能說毫無關連？

文人的俠氣，有時會表現為行為的怪僻乖異，賀鑄如此，米芾更甚。米芾「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笑者」，比如他愛石，尤愛奇石，某次見巨丑之石，竟具衣冠拜之，稱之為「兄」，旁人看來真有點痴，難怪人家叫他「米癲」。這種怪癖雖不妨礙別人，卻不見得人人能夠容忍。普通人不能容忍，頂多予以恥笑謾罵，可是若在政界官場，麻煩就會大得多，輕則得罪上司同仁，使人不歡，重則觸犯權豪勢要，引動殺機。這種人不能仕進幾乎必然，嚴重時還可能被找個借口「繩之以法」。上文曾說到，俠和有俠氣的人，特別是俠性未泯的官員，往往結局不佳，原因蓋在於此。然而，今天看來，這卻正是俠與有俠性者為人價值的重要方面――其人不容於現實之世，其獨立不倚的人格卻流芳百世，任何偉大的現實功業經時光的沖刷終會暗淡，惟有人格的光輝將永遠照耀後人，並化為民族文化的基因積澱於人性深處，留存於民族的血脈之中。事實上，古代俠性之人的影響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始終未斷。這種俠性，在外敵入侵、國家危亡之時，表現為民族的血性，殊死的抗爭；在政治黑暗、恐怖橫行之時，又表現為大無畏的揭露鞭撻，表現為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跨回家門的義無反顧。如果我們說陳天華、秋瑾、魯迅、瞿秋白、方誌敏、張志新……雖然生活時代不同，行為表現各異，所建功業不等，但身上都有著程度不等的俠性，也許距事實不會太遠吧。

俠性，作為人性的一個側面，其主要的意義應該是正面的，可取的，而且不僅如上所述，還有更多方面可以發掘和闡論。讀史也好，讀小說、看電影也好，這些正面的影響猶如食物中的微量元素，能夠給我們良好的精神營養，使我們的人格和內在素質更為剛強，更為健全，從而也使我們民族的整體更為剛強，更為健全。這也許就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武俠小說，並盼望武俠小說創作向更高水平邁進的理由和根據吧。（作者董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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