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史大事記：中華民國

1931年

1月，淞滬警備司令部搜尋華通、樂群、北新、群眾四家書店，凡是華興書店出版的書籍均予沒收。華通書局經理余祥森當場被捕，同年11月釋放。同年3月，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查封北新、群眾、樂群等書局。

3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廳轉飭各書坊：「將孫中山總理格言及先哲嘉言之不違犯三民主義精神者，編入各級學校有關黨義、國文及社會科學等教科用書，以樹立青年中心思想。」

春，閩西蘇維埃政府在福建長汀創辦閩西列寧書局。這是土地革命時期地方蘇區最早以書局命名的出版機構。下設編輯室、會計科、事務股、印刷所、發行部等，編、印、發一致運營。工作人員30餘人，印刷設備有石印、鉛印，多從國統區採購。書局擔任人由閩西文明委員會主任兼任。創辦初期曾經過發行股票集資，帶有公私合營性質。次要出版宣傳中共和蘇維埃政府政策的小冊子和文明教育圖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如《紅軍識字課本》、《革命歌曲全集》、《社會主義淺說》、《土地成績講授大綱》等。據不完全統計，書局自成立到1934年紅軍長征，先後出版300多種圖書，並發行《紅旗報》、《閩西紅旗》等多種革命報刊和馬克思、列寧畫像。1932年擴大業務，在永定設立閩西列寧書局永定分局，並出版了一批文明教育圖書。1934年紅軍主力北上後，閩西列寧書局將印刷設備轉移到山區，仍堅持出版一些報刊，後因情勢惡化而開辦。

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水陸地圖審查條例」。另據統計，1929-1931年間，國民黨查禁書刊531種。

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辭源》續編。商務印書館印刷廠創設傳真版。

1932年

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審查兒童文學課外讀物標準」。

4月，上海商務、中華、湖風、崑崙、南強、開明、生活周刊社等69家出版單位聯名向國民黨第四屆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廢除《出版法》及《出版法實施細則》的請願書。

7月，鄒韜奮等在上海創辦生活書店，由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掌管。生活書店的前身是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自創辦之日起，在國民黨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生活書店先後出版了《生活》周刊、《文學》、《世界知識》、《太白》、《譯文》等重要刊物和《創作文庫》、《文學叢書》、《小型文庫》、《世界文庫》等叢書，大多為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和青年作家的成名作，影響極大。從民國二十一年(1932)至二十六年(1937)，出版期刊由1種增至10種，圖書出版400種，成為當時進步讀者中影響最大的出版機構。創辦不久，《生活》周刊即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生活書店又創辦《重生》周刊。民國二十四年(1935)5月，《重生》因發表《閑話皇帝》，日本借口凌辱天皇，國民黨政府在日本壓力下查封《重生》，主編杜重遠也被捕判刑。生活書店又創辦《永生》，金仲華主編，不久又被查禁。又出刊《斗生》，又被查禁。抗日和平迸發後，鄒韜奮主編《抗戰》，充分表現出不畏強暴、百折不撓的革命鬥爭精神。鄒韜奮在生活書店倡導「生活精神」，並概括為「堅定、謙虛、公正、擔任、刻苦、耐勞、服務精神、同志愛」。到抗日和平迸發時，生活書店在全國已有45處分店。抗打敗利後，生活書店與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聯合組成三聯書店。

10月，上海北舊書局出版的民間故事《小豬八戒》一書，其中有凌辱伊斯蘭教的內容，惹起信教回民聚眾抗議，向政府請願，並搗毀書店。經過交涉，北舊書局被查封。後經調解，由北舊書局登報道歉，並將《小豬八戒》存書銷毀，同時廉價賣書10天，將10天所售貨款的10％捐助東北難民救濟會，遂告平息。

11月，國民政府內政部修正公布《內政部編審委員會章程》。同時，國民黨地方宣傳委員會公布《宣傳品審查標準》，禁止宣傳共產主義和批評國民政府的宣傳品出版發行。

同年，國民黨在南京成立正中書局。後逐漸擴大運營，分店遍及全國次要城市。

1933年

12月，上海《生活周刊》（鄒韜奮主編）被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激、毀謗黨國」的罪名查封。

同年，國民政府內政部、僑務委員會共同公布《華僑發行舊事紙雜誌請求登記辦法》。內政部還公布「修正審查軍用圖書規則」。

1934年

2月，上海各書店收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奉國民黨中宣部查禁25家書店的公文，觸及28位作家的149種書籍。由開明書店領銜，有關書店聯名請求「體恤商艱，從輕處置」。3月20日，國民黨上海市委會批覆：「一、切實執行前令，嚴予禁毀，以絕流傳者三十種；二、禁售者三十種；三、在剿匪嚴重時期內暫禁發售者三十種；四、需加刪改方准發售者二十二種；五、准予暫緩執行查禁者三十七種。」

5月，國民黨地方宣傳委員會在上海設立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由方治、李松風、潘公展、吳醒亞、丁默邨、項發言7人組成。

6月，國民黨地方宣傳委員會公布《圖書雜誌審查辦法》，共14條。其中規定：「同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書局、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根據本辦法，將稿本呈送地方宣傳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請求審查」；「凡未經准予免審之圖書雜誌，不將稿本請求審查者，應予以處分」；「送審之稿本，其內容有成績者，或令飭按照審查意見刪改，或將原件送地方宣傳委員會核辦」；「圖書雜誌出版後，如發現與審查稿本不符時，由本會轉內政部予以處分」，等等。此後，民國二十六年(1937)、二十七年(1938)、二十九年(1940)、三十年(1941)、三十一年(1942)、三十二年(1943)、三十三年(1944)相繼頒布管理出版的法規，越來越嚴厲壓制。據《出版法規彙編》(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統計，民國十六年(1927)至三十八年(1949)頒布出版法和實施細則共26項，圖書呈繳、審查法規共56項，舊事檢查和取締的法規24項。其中如二十二年(1933)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頒布《查禁普羅文藝密令》，宣稱：「此輩普羅作家，能本無產階級之情緒，運用新寫實派之技術」，「慫恿無產階級鬥爭，非難如今經濟制度，攻擊本黨主義」，「慫恿力甚強，風險性甚大」，「其為禍之烈，不可言喻」，對普羅書刊，必須「緊密查扣，禁止流布」，「毋使漏網」，等等。與此同時，國民政府採取種種合法和非法手腕，查禁了大量書刊。據統計，從民國十八年(1929)至二十五年(1936)，查禁文藝書籍458種，其中包括普羅文藝書籍149種。二十三年(1934)，北平政府焚毀進步書刊1000多種。二十五年(1936)國民政府通令查禁文藝以外的社會科學書刊676種。據地方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三十年(1941)印發的《取締書刊一覽》，二十七年(1938)10月至三十年(1941)6月，查禁書刊961種。

7月，國民政府內政部公布《取締發售業經查禁出版品辦法》。

同年，中華書局出版易君左《閑話揚州》，惹起揚州市民公憤，向江蘇省法院起訴，要求封閉中華書局。經調解，中華書局停售此書。同年，中華書局開始影印出版《古今圖書集成》，共800冊，兩年內出齊。同時開始出版《四部備要》，並在香港九龍建成印刷廠，印刷設備時稱遠東第一。

1935年

10月，地方紅軍到達陝北後，建立了陝甘寧邊區，很快恢復了出版工作。地方印刷廠、八路軍印刷所用石印設備出版書報。1938年延安成立解放社，並即出版方乃宣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和《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次年，出版5卷本《斯大林全集》等。到1947年3月地方機關離開陝北止，解放區的出版發行機構有中共地方出版發行部、解放社、新華書店、大眾讀物社、青年知識社和抗大編譯科、馬列學院編譯部等編譯機構。圖書多從蘇聯運來。如《聯共(布)歷史簡要讀本》1938年在蘇聯出版，1939年譯成中文。陝甘寧邊區出版發行的圖書達300種左右，約百萬冊。晉察冀邊區的出版事業也很活躍，除大量翻印陝甘寧邊區的書報外，還油印或石印出版譯著《鷹之歌》、《海燕》等。1940年開始有鉛印，出版了《國家與革命》等馬列圖書。隨著解放和平的成功和解放區的擴大，馬列經典著作大量出版，一種書常有多種版本，如《共產黨宣言》有7種版本，多為各地新華書店出版。

1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公布「教科圖書審查規程」。

同年，中共地下黨員在上海創辦新知書店。由中國農村雜誌社演化而成，掌管人為錢俊瑞、徐雪寒、華應申等。先後出版了許多進步書籍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抗打敗利後與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聯合組成三聯書店。開始時實行發行門市合并而出版分開的方式，到全國解放時，出版了很多馬克思主義著作、社會科學譯著和本國文學作品。

同年，上海市教育局調查全市書店，計260家。其中資產在5000元以下者164家，5000元至1萬元者29家，1萬至5萬元者28家，5萬元至10萬元者5家，10萬元以上者34家。其中商務印書館400萬元，中華書局200萬元，中國圖書公司、世界書局各100萬元，民智書局50萬元，大東書局、神州國光社各40萬元，良友圖書公司30萬元，開明書店20萬元，華通書局18萬元，北舊書局15萬元。

同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共有324個。同時公布推行簡體字辦法，規定凡小學、民眾學校課本，兒童民眾讀物均應採用部頒簡體字。同時公布促進注音雙字推行辦法，規定自民國二十五年（1934）1月起，兒童及民眾讀物一概採用注音漢字印刷。

1936年

7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聘楊振聲、雷震、顧樹聲、陳禮江、辛樹幟為編委，楊振聲為主任委員。

同年，中華書局出版大型辭書《辭海》。舒新城、沈頤、徐元誥、張相主編。這是繼《辭源》當前中國古代兼具語文辭典和百科性辭典功能的大型綜合性辭書。1957年修訂，1972年再次修訂，1980年出版單捲縮印本，1983年出版增補本，增補詞目16000條。1984年編纂者彙集1936年版《辭海》的單字部分，編輯而成《中華小字典》作為古漢語字典，中華書局出版。

1937年

1月，解放社創立，是中共地方在延安創立的出版機構。中共地方機關刊物《解放》周刊、《抗日和平叢書》和馬列叢書均用解放周刊社名義出版。從1938年1月起，地方黨報委員會掌管編印的刊物和圖書，用解放社名義出版。

同月，為加強黨的宣傳工作，由張聞天、秦邦憲、凱豐等組成地方黨報委員會。擔任領導新華社，編輯《解放》周刊，出版圖書。廖承志任秘書長掌管日常工作。黨報委員會設出版科和發行科。

3月，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命令上海書業公會，「對於新文學任何書刊一概停售」。同時，國民政府交通部郵政總局密令未設郵電檢查所地方黨政軍機關實行臨時檢查郵電暫行辦法。國民政府又下令禁售《新認識》、《讀書生活》、《文季月刊》等12種刊物。

同月，台灣日本總督府布告禁止台灣一切文章運用漢文書寫，全面禁止韓文書房和公學校的漢文教學，中文雜誌出版在台灣幾乎絕跡。

7月7日，日軍進攻盧溝橋駐軍，抗日和平迸發。8月，日寇南侵，「八·一三」滬戰繼起。隨著烽火的蔓延，全國出版事業的發展遭到了嚴重波折。出版業的規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改變了戰前集中在上海等地的情況。在整個抗日和平時期，國統區的出版事業處於流動分散形狀，沒有固定的中心。民國二十六年(1937)11月上海淪陷後，出版中心移至武漢。次年武漢淪陷後，重慶成為新的出版中心。與此同時，戰前集中在北平、上海、南京、廣州等城市的文明人士被迫分散各地，隨處開展活動。桂林和福建臨時省會永安也一度成為東北和東南地區的出版中心。抗日愛國成為全國書刊出版的首要內容和宗旨。各種抗日宣傳品種極多。抗戰時期整個出版事業處於不波動形狀。

同月，國民政府先後公布《出版法》和《出版法實施細則》，8月公布《舊事檢查標準》。

同月，延安地方印刷廠正式成立。

同年，南京淪陷後，日軍在屠戮30萬平民的同時，有計劃地進行「文獻掃蕩」，大肆虜掠中國圖書。據統計，原地方研討院、國學圖書館、國立地方博物院、中山文明教育館等70多處被日軍虜掠的中文藏書共達88萬冊左右。日本《赤旗報》1986年8月17日載文稱，當時日本派出特工人員和兵士近700人，僱用勞工800多人，共動用卡車310輛次，花費月余工夫將這些圖書劫運至日本。除南京外，從1930—1945年8月的15年內，中國各地公私文獻典籍被劫往日本者共計23675種，合2742108冊。

1938年

3月，國民政府規定，報紙雜誌的原稿必須經地方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1941年改名圖書雜誌審查處)檢查經過後，才能發排。7月21日，又發布並實施《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和《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誌審查標準》。9月3日，重慶的生活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世界書局等21家書店聯名要求取消此規定。鄒韜奮、沈鈞儒、黃炎培等多次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撤消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保障出版自在案」、「改善書刊檢查辦法加強抗戰文明事業案」等，並獲得經過，但國民政府不予理睬。據統計，至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共有渝版圖書1155種、期刊201種被查禁。同年8月7日，《國訊》、《東方雜誌》、《中先生》、《新中華》、《古代婦女》、《中蘇文明》等16家雜誌簽名，於8月17日在重慶各報發表拒檢聯合聲明，重慶聯營書店聯合54家書店也在各報發表聲明，參加拒檢。成都、昆明、西安、桂林、上海、北平等地的文明出版界通電呼應，提出自9月1日起拒絕將原稿送檢。國民政府迫於情勢，於9月22日宣布，自10月1日起撤消原稿檢查制度。

7月，國民黨地方宣傳委員會公布《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誌審查標準》。其中規定：「惡意抨擊本黨、詆毀政府、污衊領袖與地方一切現行設備者」，「鼓吹偏激思想，強調階級對立」者，「鼓吹在中國境內完成國民政府以外之任何偽組織，國民革命軍以外之任何偽匪軍」者，以及「為敵人及傀儡偽組織或漢奸宣傳者」，都屬於「反動言論」。

10月，國民黨地方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在重慶成立。

同年，出版家張靜廬在上海雜誌公司出版自傳《在出版界二十年》。此書以自傳體裁記敘作者從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出版界的經歷，從17歲從事出版事業起，到創辦上海雜誌公司的過程。內容觸及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一些情況，特別是商務、中華、開明等出版機構的出書情況，是研討近代上海出版史的參考材料。張靜廬另編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二編)、《中國古代出版史料》(甲編、乙編、丙編)等，都是近古代中國出版史研討的必備材料。

同年，上海讀書出版社出版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這部《資本論》全譯本出版後，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民國三十六年(1947)2月修訂再版時，讀書出版社掌管人黃洛峰經過南京正風出版社掌管人陳汝言的活動，在國民黨地方機關報《地方日報》頭版上刊登了《資本論》出版廣告，稱此書「是政治經濟學不朽的寶典」，「是人類思想的光輝結晶」，惹起了國民黨高層政要的震怒，在社會上產生重要影響。這是近古代圖書發行上的一次打破性活動。

1939年

3月，中共地方在延安發出了《關於建立發行部的告訴》，要求從地方到縣委，都要設立發行部。經過籌備，6月，中共地方在延安建立了中共地方發行部(當年9月改為中共地方出版發行部)，李富春任部長，王林任副部長，與原地方黨報委員會出版科、發行科合并，一致領導黨的出版發行工作。地方印刷廠和延安新華書店總店由該部直接領導。它既是出版發行領導機構，又是一個出版發行工作部門，擔負出版、印刷、發行的具體任務。1941年，該部改組為地方出版局，秦邦憲任局長。

同月，延安邊區造紙廠成立。月產土紙10萬張。

9月，延安新華書店單獨建制，由中共地方出版發行部直接領導，健全了機構，充實了人員，並溝通了與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等根據地發行網點的聯繫。同時，黨地方設法從上海、西安等地購買印刷器材，聘請技術工人，先後成立地方印刷廠和八路軍印刷廠，陝甘寧邊區印刷廠也逐漸擴大，大大加強了邊區的印刷力量。據統計，從1937-1947年3月地方機關離開陝北為止，僅地方印刷廠印刷、由解放社和新華書店發行的書籍達300種左右。

1940年

同年，南京汪偽政權頒布《著作權法》。

同年，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共19條。其中規定：「各地書店及出版機關印行圖書雜誌，除自然科學運用科學之有關國防者，及各種教科書之應送教育部審查者外，均須一概送請所在地審查機關答應後方准發行；如所在地無審查機關，得徑請地方或鄰近地方之審查機關辦理。純粹學術著作不觸及時勢成績及政治經濟社會思想者，得不審原稿，但出版時須先送審查機關審核後方准發行」；「送審之圖書雜誌原稿其言論根本謬誤者，中止印行；一部分謬誤者，應遵照指示之點刪改」；「凡審查機關不準發行及不遵照指示刪改而私自出版者，一概予以查禁處分；其言論反動者並得依法處罰其編輯人印刷人與發行人」，等。

1941年

1月，南京汪偽政權頒布《出版法》和《出版法實施細則》，對日軍佔領區進行出版管理。

2月，延安《新中華報》舉辦全國報紙雜誌展覽會，在延安文明俱樂部開幕，展出國內各種報刊1000餘種，並有簡要引見。參觀者達2萬人。3月5日閉幕。

同年年底，太平洋和平迸發。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查封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兄弟圖書公司、光明書局、良友圖書公司，以及商務、中華等企業所屬的印刷廠、倉庫、支店共17個處所，並將商務、中華等書局的數百萬冊書籍劫運到日本，摧毀了「孤島」上海的出版業。

同年年底，地方出版發行部改製為地方出版局，秦邦憲任局長。

同年，國民黨政府公布《雜誌送審須知》，共13條。其中規定：「業經審查之原稿，出版時不得更動，尤不應將未經審查之稿件排入；每期內容應與各該期送審時所填送之目錄絕對相符，以便核對」；「原稿經審查後，如有指表示見，務須遵照詳細修正或刪削免登。其審查意見內註明再行送核字樣者，並應經複核後方可付印」；「各雜誌免登稿件，不能在出版時仍保留題名，並不能在編輯後記或編輯者言內加以任何解釋與闡明；其被刪改之處，不能註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樣或其他任何足以表示已被刪改之符號」，等。

1942年

同年，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地方出版事業管理委員會，公布《書店、印刷廠管理規則》。壟斷教科書出版業務，由正中書局為首組織商務、中華、開明、世界、大東、交通等出版機構成立教科書聯合發行處。

1943年

同年，上海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5家書店集資創辦上海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實踐上是承印和發售汪偽「國定」教科書的聯營機構。業務經理由5家書店的上海發行所所長兼任。該公司還出版5家書店的書籍和《學術界》月刊(倪文宙主編)等。抗日和平成功後，由國民黨的中國文明服務社接收。

1944年

同月，重慶出版界、文明界集會要求言論出版自在，取消舊事、圖書雜誌及戲劇演出的審查制度。6月，重慶新出版業29家聯名要求政府實行紙張平價供應，公開評定排印工價，恢複印刷品寄遞辦法和設立出版文明貸款。

同月，第一部《毛澤東全集》在抗日根據地河北阜平縣西馬蘭村晉察冀日報社編輯出版，32開，精裝一冊，黃色土紙。書脊上印有「晉察冀日報社編印」字樣。首頁印有毛澤東黑白肖像，下書「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當年1月，中共地方書記處晉察冀分局決定出版《毛澤東全集》，委託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鄧拓掌管編選。所選除個別篇章外，大都是在報刊上公開發表過的，其中包括毛澤東同中外記者團在1944年6月間發表的說話，但出版工夫卻未作相應改動，致使出現5月出版6月發表的文章這一景象。

1945年

7月，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密派少將間諜俞嘉庸到福建戰時省會永安，會同福建中統、軍統頭子，派遣軍警，包圍東南出版社，以「周璧事情」為借口，先後逮捕著名國際成績評論家、永安《國際時勢研討》主編羊棗(楊潮)和東南出版社發行人諶震、歷任經理李達仁等，以及《民主報》副主編董秋芳以下計17人，省內其他地方被牽連逮捕、扣留的14人，共計31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永安大獄」。東南出版社被迫開業。次年，羊棗被虐死於杭州獄中。上海進步文明界紛紛提出抗議。

8月，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三家設在重慶的門市部合并，一致人事班子，開始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招牌。抗日和平成功後，三家書店遷上海，分別出書，並設門市部。民國三十七年(1948)10月在香港正式合并，成立三聯書店。同月，真理書店在長春成立，發行以中蘇友協名義出版的革命領袖著作和其他進步書籍。

10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在台北成立。公署內設處、局、所、委員會等機構40餘個，其中管理出版或與出版相關的單位有宣傳委員會、教育處、圖書館、編譯館和國語推行委員會。

12月，東方出版社在台北成立。游彌堅任總擔任人兼總編輯，林呈祿任社長，是台灣光復後的第一家出版社，次要出版言語教育及兒童讀物。

1946年

1月，政治協商會議閉幕。該會議經過的《和平建國綱領》規定確保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在,，「現行法令有與以上準繩抵觸者，應分別予以修正和廢止之」，同時還規定，廢除戰時實行的舊事、出版、電影、戲劇、郵電等檢查辦法。

8月，台灣省編譯館成立。該館擔任教材、台灣文獻及其他圖書的編譯與出版工作，同時擔任教材等圖書的審查工作。

1947年

7月，中華書局台灣分局在台北正式開始營業。

同年，從本年起，上海中華書局陸續出版由舒新城等人編的《中華文庫》，共100種。這是在抗打敗利後國統區私營出版業日趨衰落的情況下難得出現的一項嚴重出版工程。

1948年

1月，中共晉冀魯豫地方局宣傳部公布《晉冀魯豫一致出版條例》。3月，中共晉察冀地方局宣傳部建立邊區出版局。周揚兼局長，王子野任編輯部長，李長彬任出版發行部長兼新華書店經理，王釗任出版發行部副部長。4月，東北書店出版周立波長篇小說《暴風驟雨》。5月，出版《毛澤東全集》精裝本。6月，《晉察冀日報》與《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合并為中共地方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1949年8月，《人民日報》改為中共地方機關報。

1月，商務印書館在台北開設台灣分館，趙叔誠任經理。這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國民教育文庫》第一集，98種。同時出版董作賓《殷墟文字甲編》、陳恭祿《中國史》、鄧廣銘《辛稼軒先生年譜》、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但丁《神曲》(王維克譯)、莎士比亞《黎琊王》(孫大雨譯)等。

4月，國民政府內政部下令查封《世界知識》、《國訊》、《時與文》等刊物。5月，《展望》周刊在上海創刊，先後由潘朗、王元化主編，經理尚丁。民國三十八年(1949)3月被查封。6月，上海當局查封《時代日報》。7月，南京《新民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永遠復刊。10月，上海利群書報聯合發行所因經售香港出版的進步書刊被查封，9人被捕，牽連100多人。趙壽先在審問時跳樓自殺，鄭顯芝、焦伯榮、嚴庚初、周寶訓、呂飛巡、黃秉乾等6人於次日被殺害。

12月，中共地方發出「關於新區出版事業的政策指示」。

1949年

2月，中共地方宣傳部成立出版委員會，一致領導全國出版發行工作。黃洛峰任主任委員，華應申、徐伯昕任副主任委員。2月10日，北平新華書店開業，設第一、第二兩個門市部。3月15日，《人民日報》遷北平出版。4月，新華印刷廠在北平舉行開工儀式。5月27日，華東新華書店遷上海。中共地方華東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在上海創刊，惲逸群任總編輯。6月，上海新華書店開業。設第一、第二兩個門市部。

2月，北平和平解放後，東北新華書店、華北新華書店接收了國民黨官辦的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文明服務社及其所屬的印刷廠。2月10日，北平新華書店的第一個門市部成立，即如今的王府井新華書店。

5月，華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葉聖陶任主任委員，周建人、胡繩任副主任委員。7月，北平成立華北聯合出版社，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由新華書店、三聯書店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北舊書局等15家私營書店合營。新華書店、三聯書店投資佔26．4％，私營佔73．6％。董事長史育才，經理薛迪暢。

6月，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光明日報》在北平創刊。社長章伯鈞，總編輯胡愈之，總經理林仲易，秘書長薩空了。同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總編輯徐鑄成。

7月，上海成立聯合出版社，由62家公、私營書店合營。新華書店、三聯書店投資佔20．75％，私營佔79．25％。董事長王益，經理萬國鈞。上海解放後，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對官僚資本的文教單位進行接管，共計58個單位。其中出版單位書店、出版社20家，印刷廠8家，印刷器材廠1家。從業人員(包括舊事單位)共2314人。6月，上海512家書報攤創辦人民書報供應社。經理鍾德秋。

同月，中共地方發出「關於三聯書店今後工作方針的指示」。9月，新華書店聘請胡愈之任總編輯，葉聖陶為副總編輯，籌備一致新華書店的出版工作。新華書店於1937年在延安創辦當前，隨著革命情勢的發展，逐漸在根據地設立分店。解放和平時期，隨著解放區的擴大，新華書店分支店逐漸增多。到1949年全國

解放前夕，全國已有分支店735個，許多隨軍書店也逐漸併入，基本構成了全國一致的出版發行零碎。據華東、華北、華中、東南、東北五大解放區的不完全統計，從1945年至1949年9月，各地新華書店有印刷廠29處，職工8100多人，出版圖書5291種，發行4474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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