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問題淹沒掉了中美之間一個剛出現的關鍵轉折點

世界這段時間的關注焦點，無疑是朝核問題，朝鮮的第六隻靴子什麼時候落下來？美帝會不會對朝鮮動武？等等懸念牽動人心。

這期間，有一個頗有意思的消息被淹沒了——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新發布數據，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度過去一年大幅躍升將近7個百分點，為2005年以來的最高點。

刀哥今天就叨叨這個。

趨勢

無獨有偶，今年2月23日，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做了一份類似的民調，結果顯示，目前有半數美國人對中國抱有好感，創下近30年來最高紀錄。

蓋勒普1985至2017年美國對華情緒曲線圖：淺綠色代表好感度，深綠色曲線代表非好感度

兩家大牌民調機構得出同樣的調查結果，可見美國對華好感度躍升是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事實。那麼，究竟這一躍升是為何出現的？又為什麼是2016-2017這個時間段？照理說，美國民眾的對華好感度在經歷「惡言」充塞的大選年，外加「南海仲裁案」等一系列交鋒後，應有所下降才是。

「美國人對中國經濟威脅的擔憂有所緩解」，皮尤中心對此給出的解釋是，由於最近幾年美國人對中國持有的美債、中國給美國就業帶來的影響以及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的擔憂在減少，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有所「變軟」。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最新資料，今年2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劇烈下跌。

這種解釋有一定說服力，在皮尤同時推出的另一項調查結果中，中國持有美國國債以89%高居中國「問題排行榜」嚴重性榜首。現實當中，美國對所謂中國政治經濟滲透的防範也確實存在。

在皮尤中心的Facebook主頁留言板，美國網民的評論也大多集中在上述問題。

「中國在版權保護和產品安全上做得越來越好，與美國價值觀更加合拍。」

「除非中國人民有自由批評政府的權力，中國政府不再監控國民並施壓朝鮮解除武裝，我對中國政府才會有好印象，才會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有2萬億美金的債務，這怎麼不令人擔心？」

對比

美國人對華態度在變，其他國家呢？為對比起來方便，還是選用皮尤中心的數據。

圖表顯示，對中國好感最高的是杠杠的巴鐵(82%)，其次是迦納人(80%)、俄羅斯人(79%)、馬來西亞人(78%)，另外非洲還有多國對中國好感度高於70%;對中國更多持負面觀感的有日本人(89%)、越南人(74%)、約旦人(64%)、德國人(60%)、土耳其人(59%)。總體來說，持正面觀感的中位數為55%，負面則為34%。

此前一年的另一份中國形象調查報告得出的數值與之相似，說明該分布態勢有一定可信度。那麼，如何解釋國際間存在的對華態度顯著差異，尤其是西方國家惡感度顯著高於非西方國家？

不能不說，戰略互信存在與否是個非常重要的變數。美西方對中國正是由於缺乏戰略互信，好感度一直處於偏低的水平（40—60之間）。戰略互疑從何而來？中國學者王緝思和美國漢學家李侃如在幾年前一起寫了篇「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分析」，剖析相當精闢：

第一，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國以來，兩個政體之間就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這使美國對中國政府懷有疑慮，儘管中國在1978年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經濟和社會生活在此之後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第二個戰略互疑的廣泛來源是對對方國家的決策過程、政府與其他實體的關係理解和鑒別不夠。每一方都傾向於認為對方的行動更具有戰略目的，是精心設計的。例如，中國國有企業在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常被懷疑是中國「大戰略」的一部分。現實中這些企業基本受商業利益驅動，並且彼此不相關。

第三個戰略互疑的總根源是公認的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實力差距縮小。在最近幾年之前，還不存在太多關於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並且可能成為全球霸主的討論。今天，這種預期變得很真實，並在兩國中廣泛傳播。

原因

皮尤的數據可信嗎？背後還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刀哥請教了幾位身處對華交流第一線的美國朋友：

A先生（現任美國駐華外交官）：至少從外交官這個圈子來看，我相信不少人對中國同行的印象越來越好。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整個官僚體系——尤其是沿海一線城市和外事部門對外部世界的了解越來越多，外交官同行們在走上工作崗位之前就越來越多有海外經歷，更懂得換位思考。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溝通起來比以前更容易。當然，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國力的上升，海外利益的擴大，他們跟我們談判時更加「硬氣」了，甚至有時會跟我們拍桌子。對此，我們在談判桌上肯定會強硬回擊，但私底下多數情況是有默契的，畢竟大家「各為其主」，都出於國家利益。順便提一句，中國公司在美投資增多，大學、智庫間往來增多，經濟活動人員往來多了，彼此的「中間人」隨之增多，出了摩擦協商迴旋餘地更大。

B小姐（現任某美國新銳網媒亞洲區負責人，曾任某大型通訊社駐華記者多年）：我在中國已經呆了將近5年了，從研究生參加在華訪學的項目開始，在中國從事新聞報道也好幾年了，對於皮尤中心的結果沒有特別的感覺。就職業經驗而言，我覺得中國的新聞人和負責宣傳的官員們比以前更加自信，更敢於發聲了。現在他們更會說「外交辭令」了，面對我們這些外國記者可能實質性的問題還是不會說（這在中美都一樣），但他們會主動讓我們聯繫負責外宣的部門，然後給出共同可以拿得上檯面的表態。他們也會更多與相熟的外國記者商量重大會議的提問角度。當然，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指出，在官方機構更主動發布信息的同時，也感覺到外媒記者自由報道的空間有所收窄，外媒記者的報道內容和角度很難保證完全真實客觀、部分外媒記者也不專業（比如中文不太好），但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C教授（華盛頓特區某知名高校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研究海外華人問題多年）：我從事中美智庫交流好些年了，與北大、復旦、人大等中國頂尖國際關係學校一些老師私交甚篤。這幾年，中國智庫界最大的變化就是民間智庫的崛起。這類智庫可能規模還比不上華盛頓的CSIS、布魯金斯等，但其活躍存在本身，就是中國多元化言論表達的集中體現，方便國外學者多渠道了解中國的想法。我通過這些智庫結識了不少剛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仍擔任謀士的主管官員，對中方政策有更立體的認識，這算是中國版的「旋轉門」吧。

最後，刀哥想特別多說幾句，這幾年，國內總有人嘲諷自己的祖國沒朋友，國外總有人埋怨中國強硬論，中國粗魯論。中國國力的上升，外交風格的變化，引發了一些人的不適應，一些亂七八糟的論調也出來了。所幸，中國外交還是保持住了定力。

說實話，刀哥並不是特別在意別人是不是喜歡我們，更在意的是他們是不是尊重我們。中國是大國，只要昂首向前，只要堅持原則，堅持自我，一定能贏得理解和尊重。患得患失是弱國心態，皮尤的調查數據始終是一面鏡子。

微信號：HQSB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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