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只是可憐的政治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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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袁老師

導言：義和團戰爭其實只是中國內部政爭的延續，由內政而外交，再由外交反制內政。各國公使和各國政府不明底里配合了清宮內部的權力廝殺，到後來還是清廷內部比較明了世界大勢的力量出手遏制了這場衝突，化危為機，引領中國從頭開始，踏上政治變革之路。

劫後餘生，得到英國傳教士幫助的中國教民。

1900年是二十世紀開端，這一年所爆發的義和團戰爭是中國歷史巨大不幸。

這場戰爭在過去一段時間一直被解讀為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稍後又被解讀為愚昧民眾的排外主義。

其實，如果結合1898年之後中國內部政治發展演變，分明可以覺察到清廷內部圍繞著大阿哥事件的權力鬥爭始終左右並深刻影響著中外關係。義和團戰爭其實只是中國內部政爭的延續，由內政而外交，再由外交反制內政。各國公使和各國政府不明底里配合了清宮內部的權力廝殺，到後來還是清廷內部比較明了世界大勢的力量出手遏制了這場衝突，化危為機，引領中國從頭開始，踏上政治變革之路。

一、被撩撥的民族主義情緒

義和團戰爭的發生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

甲午戰前幾十年，中國利用國家管制方式發展經濟獲得了巨大成就，確實恢復了往昔盛世氣象，即便傳統史觀所說的「同光中興」並不一定代表歷史真實，中國在1890年代初期確實與先前不太一樣了。然而到了1894年，一場規模並不大的戰爭幾乎耗盡了中國先前幾十年的積累。更重要的一點還在於，先前幾十年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的洋務新政可能只是一場「跛足的現代化」，中國的發展必須另找參照系，中國必須在政治上有辦法。這就是稍後所謂「維新時代」所要直面的主題。

然而，由於中國經濟在甲午戰後恢複發展太快，特別是《馬關條約》允許「日本臣民」到中國自由創辦企業，允許自由貿易。那時的國際資本正如列寧所說已經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的重要性遠大於對領土的覬覦，因此在甲午戰後不幾年，外國資本就像潮水一樣湧進了中國，先前爭論不已的鐵路開始修築了，而且很快構築了影響後世的基本路網;沉睡幾萬年的礦產資源開採了，近代中國許多基礎項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戰後迅速開建。這是一個近乎失控的大發展，衍生出許多問題。

經濟的高速發展主要憑藉的是國際資本。國際資本除了要獲取利潤最大化，當然還看重資本的安全和便捷。我們過去說列強在甲午戰後有個「瓜分中國的狂潮」，其實就是指國際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後，一方面希望「整片開發」，減少成本，提升利潤，與中國政府協商集中投資，比如英國將資本主要集中在長江領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國集中在山東，法國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於中外貿易額度大幅增加，遠洋巨輪在經過漫長航海靠岸後總需要修整維修，常年漂泊在大海大洋中的船員也需要登岸休養甚至需要一些「無煙工業」，因而在甲午戰後不久，在中外貿易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列強相繼向中國政府提出仿照英國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國沿海租借一些尚未開發的港灣，以備各國民用及用來護航的海軍艦隊使用。

在列強中，比較急切需要一個沿海港口的是德國。德國在1895年馬關議和談判中支持中國，並聯合俄國、法國向日本施壓，讓日本將已經佔領的遼東半島歸還給了中國，儘管中國為此多花一大筆銀子，但「三國干涉還遼」確實維護了中國本土完整，其戰略意義不容低估。德國之所以如此積極幫助中國，當然有其外交上的考慮，只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目標在於，德國希望與中國政府的親善，能夠有助於德國順利地從沿海拿到一個港口。中德貿易大幅增長，德國太需要一個港口了。

對於德國人的要求，中國政府原本是答應的，只是礙於體制，礙於傳統領土、主權觀念及法律因素，中國政府在答應了之後一拖再拖。不得已，德國政府接受某些人的建議先斬後奏，乘著山東「巨野教案」的機會，出兵強佔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倒逼中國政府和其談判膠州灣租借問題。

膠州灣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統治層原本並不構成問題，只是德國人的做法無疑使日本人很不高興。日本人覺得三年前「煮熟的鴨子飛了」，肥沃的遼東半島被德、俄、法三國干涉還給中國了。僅僅三年時間，德國人竟然異想天開從中國獲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對德國人的做法很不認同，於是一個原本並不張揚的軍事行動，一個細節並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資背景的《國聞報》全程報道逐日追蹤。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被充分調動，一個甚至比甲午戰敗還恐慌的危機情緒在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中迅速蔓延。

儘管列強的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據約定，租借總有歸還的一天，但在當時那種特殊背景下，中國人面對這些租借總覺得很沒有面子，有亡國之痛。

二、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後果

膠州灣事件尚未完全處理完畢時，來自廣東的年輕知識分子康有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議書，以為甲午戰後三年，列強咸以瓜分中國為目標，到處流傳著列強準備瓜分中國的示意圖，由此可見列強籌劃之詳明嚴密，絕無隱諱。根據康有為的推測，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實在是為列強瓜分中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強必群起效尤，諸國咸來，並思一臠，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整個中國猶如地雷四伏，導管遍布，一處有警，舉國響應。

可惜的是，到了這年秋天，由光緒帝主導的政治變革在一場素來被稱為「戊戌政變」的突發事件中結束。康有為、梁啟超等指責是以慈禧皇太后為首的守舊派鎮壓了維新派，而清廷在當時的處理決定中明白指責康有為等人糾集亂黨謀「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決和平變革中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場武裝政變。

強烈的排外意識是戊戌後社會各界基本共識，那時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厭惡西方反對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雖然是近代中國比較早認識西方近代實質意義的領導人，但在戊戌後出於最實際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對西方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她不明白自己那樣執著地勸說中國人學習西方，西方為什麼還那樣與她過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為、梁啟超犯上作亂，而西方國家不僅不幫助中國將康梁緝拿歸案，反而協助他們出逃，予以庇護，拒絕引渡，甚至允許他們成立什麼「保皇會」，發行報刊，招搖撞騙，蠱惑人心，肆意攻擊詆毀天朝，最可惡的是列強允許康梁肆意攻擊她本人，這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無法容忍的。專制體制獨裁者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會價值取向和民意，無法理解立憲國家政府與社會的分際，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後逐漸左轉成為西方文明反對者的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變化深刻影響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紳，曾經參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經在政變後受到相應處分，而現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滿意光緒帝主導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態度轉而對西方文明比較反感。

就大清王朝統治者來說，列強在戊戌後對中國內政毫無收斂的干涉，也使他們相當惱火。追根溯源，他們認為是新政象徵光緒帝依然在位的結果。他們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只要光緒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緒帝還活在人世，不僅康有為等流亡的所謂維新志士還有精神寄託，還有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本，而且西方國家就會繼續以光緒帝這一問題向中國施壓，無所作為束手待斃的光緒帝竟然一度成為「麻煩製造者」。

兩宮之間的真實情形我們並不太清楚，但我們知道皇上在1898年那場未遂政變之後確實病倒了。第二年，皇上的身體時好時壞，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跡象。

為時不久，一個流傳很久的傳言竟然變成了事實，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開始為皇上物色繼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諭宣布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雋為大阿哥，繼承穆宗毅皇帝同治帝為子，實際上就是光緒帝的接班人。由於這一天為農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歷史上稱這一事件為「己亥建儲」。

「己亥建儲」確乎為光緒年間的重大政治事件，這一事件對於後來的政治發展具有相當重要作用。但是這一事件的真相現在已經很難弄清了，其本質應該與光緒帝的病情惡化，以及清代權力傳承有關。

出於政治原因，清廷正常的政治運作，在流亡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看來，可能就是一個陰謀。他們認為這是以慈禧皇太后為首的守舊派試圖更換皇帝的做法，為了保護他們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們發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保皇運動」。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出於摯誠，通電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呼籲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慶親王以及榮祿等公忠體國，奏請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憂勤，下以彌中外之反側」。將一個正常的人事調整視為影響中外關係的大事件，這就為後來的政治發展注入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三、內政對外交的兩個需求

「己亥建儲」所引起的政治格局變化只在上層，而下層民眾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只是到了後來，當上層政治變化引發中外關係緊張和衝突時，政治高層非常不恰當地利用了民粹主義情緒，遂使問題複雜化。

在甲午戰前，民間秘密結社反洋教的鬥爭雖然時有發生，但從總體上看，這種鬥爭既沒有形成規模，也沒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體事件而發生的反對教士、教民不法行為的所謂「教案」而已。

甲午戰後則不然。外國資本無節制地進入中國，外國商品無限制地湧入，這一方面提升了中國人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使許多中國人的生活難度在加大，許多下層民眾的生活狀況較之戰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進一步惡化。有了這種最直接的個人生活體驗，中國人尤其是廣大農村民眾在將這種責任歸罪於朝廷的同時，他們更直接的感受就是：仰仗洋槍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們以及他們所豢養的所謂教民幾乎沒有什麼好東西。他們的憤怒對準這些洋教士和中國教民。

於是有義和拳在山東悄然興起。

義和團運動至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們注意。在此之前數月，義和拳一直在魯西北慢慢積蓄力量。至1899年冬，義和拳越過直隸和山東交界地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擴展到華北平原大部分地區，甚至蔓延到東北及蒙古。經久不衰的民謠稱「義和拳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

根據後來的研究，義和拳、大刀會最活躍的地區主要在魯西南，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曹州、單縣的大刀會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帶的神拳。那一帶處在政治統治的邊緣，因而有利於他們四處流浪，集會練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時注意。這是義和拳、大刀會等在最初階段發展的真實機緣。

義和拳、大刀會發展最直接的動力說起來又與朝廷的政治變動有關，這些原本並不對政治有任何興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為政治的籌碼。

在1900年之前，由於《馬關條約》對外國資本全面放開，外國資本蜂擁而至搶佔中國這一廣袤而尚未開發的市場，外國人剛到中國，中國人剛剛遇到外國企業和外國人，相互之間的不協調不適應在所難免。在這一過程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受到某種程度的傷害也是實情，所以許多地方政府在對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結社傾向的流民進行鎮壓的同時，也多少給予道義上的同情，有時地方政府甚至以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為與外國人談判的籌碼。在這一點上，中外利益衝突最嚴重的山東格外明顯，這或許因為德國是在列強中還比較落後，發展或者說對財富的積聚更為迫切。山東幾任巡撫李秉衡、毓賢等一方面執行朝廷的指令盡量鎮壓鬧事流民，另一方面對這些流民給予適度同情，畢竟是自己的子民，何況他們本身確實有冤屈。

特別是到了毓賢，山東的民教衝突更加嚴重，不僅本地失去土地的民眾不斷鬧事，還有很多從外地趕來的大量流民。這些本地與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形成嚴密的組織，是值得懷疑的，但是從毓賢的立場上，為了穩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嚴厲鎮壓的措施，對於本地失去土地的流民、他們習技勇以自衛身家的行動略表同情。一旦地方發生大規模群體衝突，毓賢的本能反應是將本地人與外地人區別處理，盡量使本地人解脫、將責任推給外地人，甚至宣稱外地流民是打著義和拳、大刀會名義的游匪，因而這些群體事件與真正的義和拳、大刀會並無關聯。

顯然，毓賢擔心如不分別對待，誠恐株累太多;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勢必鋌而走險，潰川決防，不可收拾;在他的思想深處深感僅僅憑藉政府力量並不足以與洋人進行交涉，不足以抗衡飛揚跋扈的外國教會，因此他真誠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義和拳、大刀會民眾的積極性，在主觀上有利用他們以與外來勢力相抗衡的政治、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賢的做法到了新巡撫張汝梅的時候更進一步。張汝梅認為：既然義和拳、大刀會民眾是一種可以憑藉的力量，為什麼不能將他們官方化呢，為什麼不能將他們引導到體制內呢。1898年6月30日，張汝梅將這一意思向朝廷作了報告，宣稱在山東、直隸一帶活動的義和拳、大刀會，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創辦的「鄉團」，具有鄉間自治的意思。因此，張汝梅建議朝廷「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將他們納入體制，交給地方官嚴加管理，將他們引導到自衛身家、守望相助、維護地方秩序方面來。這就是我們後來一般不再說「義和拳」而改稱「義和團」的背景。從原初意義上說，義和拳可能比義和團更準確。

張汝梅改拳勇為民團的建議獲得了朝廷默許，這就為後來的政治演變注入了新因素，義和團從此成為官方可以動員的一種力量、對外交涉中的一個籌碼。他們當然不會像過去那樣堅定鎮壓這些民間組織。毓賢明白無誤說過：「當此時局艱難，外患紛沓之際，當以固民心為要圖」，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過艱難。他們甚至認為，如果一味對這些民眾團體施加鎮壓，很可能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必將把全體民眾都弄成教民而後已。真的到了這種狀況，國家也就到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在這些地方行政長官看來，對外交涉僅僅憑藉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夠的，如果將民間力量統統推到敵對方面，對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難，不僅無法約束外國人的活動，甚至沒有辦法鎮住原本就是中國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當然不會強力鎮壓，而是利用他們作為對外交涉的工具。

山東地方官府將義和團作為對外維權工具還情有可原，這只是內政對外交的一個需求，地方官府只是將自發的民眾當做對外交涉的籌碼。這在很多地方很多時候都很正常。只是此時內政對外交還有第二個需求，即前述大阿哥事件，到目前為止，列強還有意無意輕蔑大阿哥，輕蔑大阿哥的父親端王爺。按照中國體制，端王爺現在為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領辦大臣，各國公使的故意輕蔑在端王爺內心深處留下什麼樣的傷害，無須細說。外交上的雕蟲小技在此時起到了重要作用，義和團竟然成了清廷手中的調控籌碼。

清廷為光緒帝立大阿哥有其正當性，是一個不必懷疑的內政問題，但是由於滿洲貴族的操作，一個正當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當的一個廢立陰謀。這主要是因為滿洲貴族集團選擇了端王的兒子為大阿哥，既沒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沒有血緣上的充分理由，當然不足以說服貴族集團內部的反對者。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雋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對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國公使一反外交禮儀，對中國政府這樣巨大的人事變動根本不願作任何反應，硬是將端王父子晾在一邊，讓清廷出盡了洋相。清廷內部人事變動當然無須徵詢外交使團的意見，只是外交使團太不給面子，這勢必影響中國政府的威望;中國政府需要公使幫忙時，公使不幫忙。那麼繼續拖下去，總有各國公使需要中國政府幫忙，這種機會並不難等到。

就在此時或稍前，由於山東地方官府的縱容或默許，義和拳、大刀會在那裡有了相當快增長，這些「不官不民」的組織令外國人格外憂慮，所以外交使團在1899年年底以山東地方當局鎮壓不力為由，請求清廷任命袁世凱替換了毓賢。

在各國公使看來，袁世凱早年常駐朝鮮，其所具有的國際視野會使他對義和拳、大刀會有個比較正確的判斷。而其小站練兵聘請外國教練訓練的幾千新軍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滅義和拳、大刀會。袁世凱的個性也受到各國公使的讚賞，以為他在關鍵時刻總會從容不迫鎮靜堅持。各國公使相信在袁世凱治理下，山東一定會很快恢復秩序。

列強的建議很快獲得了清廷的積極回應，因為那時還沒有大阿哥事件發生，中外溝通還不存在多大問題。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賢的山東巡撫，提升袁世凱接任。

袁世凱沒有辜負列強期待，就職伊始，就發布一道措辭強硬的告示，要求各地義和拳民眾儘快自動解散，否則嚴厲鎮壓，格殺勿論，決不姑息;對於「獻首」、自新的義和拳民眾，袁世凱宣布既往不咎。

剿撫兼施的兩手策略很快見效，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凱的政策引發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卜克斯問題」。

卜克斯是英國傳教士、一個比較狂熱的宗教極端分子，在當時比較緊張的氣氛中，他堅持要從泰安返回平陰。不料途中遇到幾個準備打家劫舍的中國人，他們試圖綁架卜克斯去吃大戶。然而年輕氣盛的卜克斯根本不願配合，這幾個中國人鑒於袁世凱嚴厲的鎮壓措施，與其放掉卜克斯吃官司，不如將他殺死，一了百了。

民教衝突是山東的老問題。卜克斯既不是在山東遇害的第一個傳教士，也不是最後一位傳教士。但是卜克斯死的實在不是時候，這對於袁世凱的強力鎮壓政策構成了極大衝擊，一些大臣將卜克斯被殺歸罪於袁世凱的政策，英國公使聯絡各國公使向總理衙門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議。然而，此時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鬧得不可開交，自然無暇顧及卜克斯事件。

中國政府的拖延使英國人非常憤怒。1900年1月23日，法國公使畢盛提議召集英法德美四國公使會議，討論怎樣與中國政府交涉日趨嚴重的山東局勢，他們要求清廷嚴厲鎮壓在山東、直隸的義和拳、大刀會，因為這些地區的這些團體已經公開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滅洋」的字樣。四國公使開會時，還不知道義大利在山東、直隸也有不少傳教士，因而稍後他們邀請義大利公使參加，「四國公使聯盟」演變為「五國公使聯盟」。

不管是四國公使，還是五國公使，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的會議正在召集時，清廷也在舉行重大會議。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會議宣布一個驚人決定：以端郡王載漪之子溥雋為大阿哥。這一消息立即在國內外引起高度混亂和密集抗議，清廷也就無暇顧及五國公使就卜克斯事件發出的抗議。

中國政府此時特別需要來自各國公使的幫助，各國公使如果此時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態，情形肯定不一樣。然而，各國公使不知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始終不願就大阿哥事件發布任何評論，他們只希望清廷去儘快鎮壓義和拳、大刀會。結果，清廷對各國公使的要求既無興趣又確實無暇進行討論。又過了一個月，五國公使於2月21日致信總理衙門，催促答覆。25日，總理衙門的答覆姍姍來遲，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予以剿撫。

四、列強冷對大阿哥

或許是因為清廷內部問題太多，拖到3月下旬，華北的局面不僅沒有好轉的跡象，反而越來越複雜，義和團開始大規模向京津地區轉移。

還有一個讓各國公使看不明白的，各國公使曾經明白告訴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東巡撫毓賢。然而清廷不僅大張旗鼓地重新啟用，而且將毓賢派往外國人比較多的山西當巡撫。這在各國公使看來，是公然挑釁、讓各國難堪。

各國公使得知毓賢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後反應強烈，英國公使竇納樂表示，卜克斯善後尚未處理，中國政府不對毓賢進行懲處，反而重用，這無疑是與各國作對。各國公使再次要求本國政府派遣軍艦到中國沿海示威，以防止更嚴重的事情發生。

對於公使們的要求，各國政府給予謹慎回應。英國、美國、德國、義大利等，從防患於未然的角度開始調兵遣將，準備在情況危機時出手救助各國在華傳教士、外交官、工程師及中國教民。

在各國公使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時候，俄國、日本的公使沒有參與。俄國公使格爾思在與英國公使竇納樂交談時表示，根據他的觀察，各國的強硬舉動對中國人來說，不僅沒有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中國人不會因為列強示威而屈服。不過，對於中國政府，格爾思也盡量施加積極影響，希望中國政府正視列強的警告，無論如何要早點出手，主動平息華北的義和團騷亂，不要給列強留下軍事干預的任何借口。

俄國人的忠告沒有引起清廷的警覺，清廷到此時還在大阿哥事件上糾結，列強始終不願在大阿哥問題上表示支持態度，這也是清廷對於列強要求冷漠的一個原因。清廷的冷漠為義和團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機會，到了這年春天，義和團已經大搖大擺進入京津。他們「分遣黨羽在山東、直隸各省煽誘愚民。近因直隸拿辦嚴緊，潛來近畿一帶傳教惑眾，行蹤詭秘」。根據御史李擢英的調查，京師義和團主要來源於山東，這大概是因為山東巡撫袁世凱強行鎮壓，迫使義和團向京津地區轉移，「散布京城，潛通南宮、冀州一帶，無知之輩，明目張胆，到處勾勸」。

根據唐晏記載，此時京師紛傳義和拳之多，幾至遍地皆是。每當夕陽既西，肩挑負販者流，人人相引習拳，甚至有大戶人家也開始設壇，王公貴族隨著起舞，據說倡導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親端郡王。這顯然不是單純信仰義和拳、大刀會，而是別有政治用心在。

清廷鎮壓無力，義和團急劇發展引起列強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國公使聯名照會，要求中國政府兩個月內將義和團一律剿滅，否則各國將派兵代為剿除。這大約是列強出兵代剿方案第一次提出。

列強的不滿容或有事實依據，不過如實說來，清廷除個別官僚如端王等對義和團有所偏愛外，就其整體而言，他們對義和團並非一味縱容和默許，不論是山東巡撫袁世凱，還是直隸總督裕祿，他們一直奉行強硬的鎮壓手段，舉凡發現哪裡出現義和團，他們無不迅速派兵「妥為彈壓解散」，毫不客氣地將「設立拳廠，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獲」。然而遺憾的是，他們的強力鎮壓並沒有收到預想效果，義和拳不僅沒有因他們的鎮壓銷聲匿跡，反而在四五月間迅猛發展，直接影響到京師安全。

義和團在京津地區活動加劇引起列強高度警惕，說實在的，清廷此時對於義和團也已經無能為力，因為中外交涉困難，默許義和團進入京津地區，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與義和團稱兄道弟，以此向列強顯示眾志成城。民粹主義操控原本就是一把雙刃劍，煽動起來不難，呼之即來，但很難做到招之即去。這大約也像中國老話說的，請神容易送神難。

而且，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不管是義和拳，還是後來的義和團，他們原本並沒有多少政治訴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他們進入京津，與王公大臣結合起來之後，政治訴求越發明顯，排外的性質越來越清晰。一份落款為5月28日的義和團揭帖寫道：「茲因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緘默。以致吾等俱聯繫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截殺教民，以免生靈塗炭。」這樣清晰的表述，顯然不是農民兄弟所為，一定另有捉筆者。

清廷鎮壓無力，或者許多時候不願鎮壓，這一點不論是義和團兄弟，還是各國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總是與大阿哥的事情有關聯，各國公使不願在大阿哥問題上作任何友好表示。在這種情形下，京津地區越鬧越亂，直至一發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畢盛向各國公使報告，義和團在保定府附近某處毀壞了三個村莊，殺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竇納樂通過倫敦會得到消息，稱義和拳在北京東南大約40英里處毀壞了他們的一個禮拜堂，並且殺死了一個中國牧師。竇納樂為此立即致函總理衙門，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必須採取堅決措施避免繼續發生騷亂。同一天，竇納樂又前往總理衙門，詢問清廷正在採取什麼步驟，並且特彆強調必須保護偏僻的農村地區。在座的總理衙門大臣現在終於承認局勢是嚴重的。但他們也向竇納樂解釋道，朝廷5月17日頒布了一道上諭，京城內外奸民以拳會為名，張貼揭帖，搖惑人心，事關交涉，命順天府尹、五城御史、步軍統領衙門會同妥議章程，立即鎮壓義和團，並令直隸總督裕祿一體嚴禁。據竇納樂後來回憶，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在此次會晤過程中的態度是真誠嚴肅的，他們既與竇納樂坦率討論中國政府必須加以克服的實際困難，也以最嚴肅的口吻向竇氏保證，這些困難將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時間內必能將這場大規模騷亂鎮壓下去。

然而第二天(5月19日)，各國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絡幹將法國傳教士樊國梁的一封信轉給各國公使。樊國梁在這封信中用最陰森筆調描繪北京的情形，以為局勢基本失控，北京已經被義和拳包圍。根據他的說法，義和拳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在中國的歐洲人，因此他預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會出現。

樊國梁大主教是元老級傳教士，在中國已經生活了三十八年之久，懂中文，廣交際，一口地道北京腔使其獲得他人無法獲得信息。雖然有公使覺得樊國梁的說法或許有點誇大，但總體上大家還是比較認同這樣一個判斷，即北京已處在危險之中。各國在華傳教士、僑民，乃至各國公使，都面臨著巨大危險。所以各國公使不約而同請求各自政府儘快向中國派遣部隊，保護僑民、傳教士和公使館。

北京的局勢確實在持續惡化，清廷對此也開始感到了憂慮。5月27日下午，慶親王應邀與英國公使竇納樂、俄國公使格爾思會晤，慶親王表示朝廷知道現在的困難，也已向直隸總督發布最嚴厲的命令，他勸各國公使相信中國政府有能力保護公使館，因此不贊成各國軍隊進入北京，只是各國政府執意這樣做的話，中國政府並不完全反對。慶親王刻意強調，義和拳不僅是你們外國人的敵人，也是我們中國政府的敵人。

慶親王的態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國公使鑒於北京局勢的發展，為慎重起見，還是決定從天津大沽口外海面上調集一批軍隊進入北京，加強使館區及教堂警衛。5月31日，第一列軍用專車向北京進發，幾天後抵達北京的使館衛隊接近千人。

各國公使之所以急於從天津調集使館衛隊，因為6月1日是中國傳統的端午節，早有傳言說義和拳將在那一天舉行大規模活動，這是列強行動的背景。然而從義和拳方面說，列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並沒有阻嚇住這些人，或許僅僅出於看熱鬧的心理，在北京的義和拳反而越來越多，形勢並沒有因使館衛隊進京而舒緩，反而因使館衛隊的驚擾更趨嚴重。另一方面，也使清廷中的強硬派找到了對抗理由。5月30日，軍機大臣兼刑部尚書趙舒翹等人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摺，建議放棄先前對義和拳一味鎮壓的辦法，以為誅不勝誅，不如不誅;剿不勝剿，不如不剿。不如將義和拳民眾收編，納入清軍序列，統以將帥，利用其仇恨基督教的情緒，以防範列強。列強向北京派遣使館衛隊原本並不與清廷為難，結果在這裡被解讀成了一種敵意。

使館衛隊進京客觀上加劇了北京及華北地區的形勢，隨後幾天，在華北主要鐵路線上工作的歐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煩，他們開始大規模向天津收縮，不料這一舉動又被中國民眾所誤解，歐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國民眾多次攔截，甚至發生多次衝突。

華北特別是京津地區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強注意，6月6日，駐紮在大沽口的各國艦隊司令官舉行會議，討論局勢，同意在必要時採取統一行動。各國政府對艦隊司令官的決定表示默認，相繼同意他們在外國僑民受到威脅時可以採取適當的行動。由此，各國開始向天津租界調集軍隊。

各國調集軍隊的目標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傳教士、僑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時也蘊含著當清廷對義和拳鎮壓不力時「代剿」的意思。列強至少此時並沒有以清軍作為作戰對象，但各國軍隊的調動依然引起了清軍將領的嚴重不安。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清廷高層對義和拳的態度發生變化，以端王載漪、體仁閣大學士及大阿哥的師傅徐桐、軍機大臣剛毅、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瑩等為代表的主撫派漸漸佔了上風。6月6日，清廷發布一個上諭，有意改變義和團定性，刻意強調義和團的出現主要是為了練藝保身，守護鄉里，均為國家赤子。清廷或許期待用這種辦法收服義和團，但在各國公使看來，清廷的新上諭是對先前鎮壓立場的倒退，勢必引發新問題。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們競相逃命。當時的清兵和義和團兵不下20萬，大清和八國聯軍比例約10：1。裝備上清兵一樣不缺，而八國聯軍的重武器還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個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長衫的百姓，也留下了這張真實的民眾競相扶梯相助八國聯軍的照片。

五、被誤解的「宣戰照會」

清廷的寬容政策激勵了中國民眾，他們在隨後幾天，為了防止外國軍隊繼續向北京進發，莫名其妙地扒鐵路，毀電線杆，到處張貼焚教堂、殺教民、驅逐外國人的揭帖，甚至與前來鎮壓的清軍發生正面衝突。清廷的寬容政策不僅沒有取得預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經混亂的局面越來越混亂。6月9日一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從頤和園匆忙趕回宮中召集王公大臣討論時局，端王載漪大約為了報複列強的輕慢，在會上肆意撩撥皇太后的情緒，以為義和拳聲勢之所以一波高過一波，主要是因為洋人的欺負，而洋人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欺負這些中國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統治，重建一個新政府。

端王載漪的鼓噪擊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後最煩心的事情莫過於與外國人的關係陷入低谷。憤怒的皇太后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不再對義和拳進行鎮壓，任命端王載漪為總理衙門首席大臣，改組政府，極端排外的禮部尚書啟秀等在總理衙門上行走，命令具有強烈排外情緒的甘軍將領董福祥率部從南苑移防內城。清廷的政策從這一天開始，由對義和拳鎮壓轉為利用，對列強由盡量溝通維持關係轉為決裂，儘管還未公開宣布。

清廷的動向很快被各國公使獲悉，各種傳言如雪花一樣飄來，有的說皇太后在會上表示要把外國人逐出京城，有的說董福祥的甘軍已經做好總攻的準備，只等一聲令下。傳言嚴重困擾著各國公使，為預防萬一，他們的選擇只能是寧願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即便一直與中國方面保持良好溝通的俄國公使也有點沉不住氣了，向國內報告各國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許即將結束，未完事宜或許要轉移至各國海軍將領那裡。言下之意，各國對於義和拳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預一個選擇。

根據這種認知，列強很快在天津組織了一支規模並不大的聯軍，由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於6月10日浩浩蕩蕩開往北京，他們的目標如前所說只是保衛使館，拯救傳教士、僑民和教民，但此舉無疑使清廷方面非常恐懼，以為列強是不宣而戰。6月11日，清廷派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使館，請求各國公使勸阻聯軍進京，宣布各國公使和所有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經過艱難交涉，幾天時間過去了，各國公使都不願接受停止向北京用兵的建議，然而出乎各國公使意料的是，包括義和拳在內的中國民眾竟然主動在京津線上攔截聯軍，使西摩聯軍用了十七天時間無法抵達北京，反而於6月26日狼狽逃回天津。

西摩聯軍引發了兩個嚴重後果，對於中國方面說，聯軍向北京進發引起高度恐慌，北京的局勢越發不可收拾，前門商業區6月16日燃起熊熊大火，竟然連燒三天，損失慘重。17日，清廷召集御前會議，討論對策，鑒於聯軍繼續向北京挺進的事實，決心招撫義和拳民眾，用他們和清軍配合作戰，以防範列強突然或持久攻擊。

另一方面，由於西摩聯軍向北京進發並不順利，這也引起各國公使、海軍將領的思考，他們經過反覆研探，以為聯軍之所以在進京路上如此艱難，主要是聯軍的後路被清軍所遏制，後援部隊無法提供及時支援，這是西摩聯軍行進困難的主因。為此，各國將領認為，要履行保護公使、僑民、傳教士的責任，必須充分保證津京之間交通不能中斷，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絕對控制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是天津的屏障，也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是中原王朝自明代以來重點經營的北方要塞。當時，駐紮大沽炮台的清軍有三千人，總兵羅榮光為最高指揮官。此外，北洋海軍統帥葉祖的旗艦及魚雷艇也都在周邊巡弋，與大沽守軍遙相呼應。

6月16日，各國海軍艦隊司令與西摩聯軍失去聯繫快一個星期了，職責所在，使他們不得不作出佔領大沽炮台的決定。只是在聯軍司令官看來，他們向北京挺進只是為了營救公使、傳教士和教民，並非與中國政府為敵，更不是要與清軍決戰，因此他們需要大沽炮台，但在他們看來並不與中國方面的利益相衝突，因為保護使館和傳教士的安全也是中國政府的責任，聯軍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在幫助清軍。所以，聯軍司令官在當天會議上籤發一份通牒，限中國守軍在17日凌晨兩點「讓出」大沽炮台。

聯軍司令官會議是16日上午11點結束的，最後通牒也應該在此後不久送給了羅榮光和直隸總督裕祿。作為軍人，羅榮光當然不會接受聯軍的要求，將大沽炮台移交給聯軍。他在拒絕聯軍要求的同時，立即向海軍統帥葉祖及直隸總督裕祿作了通報，請求他們在必要時給予援助。

羅榮光不願將炮台和平移交，而聯軍又堅定認為大沽炮台是他們向北京、華北用兵的咽喉，志在必得，於是一場惡戰無法避免。距最後通牒規定的時間還有七十分鐘時，爭奪大沽炮台的戰鬥提前打響，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至清晨五時許，大沽炮台陷落，中國守軍數百人壯烈殉國。

在大沽炮台爭奪戰打響之前，羅榮光曾派員向直隸總督裕祿求救，裕祿表示天津防禦已經很吃緊，無暇他顧，更沒有辦法提供支援。這不能說就是羅榮光失利的原因，但顯然，作為直隸總督的裕祿對大沽炮台失守負有相當責任。

聯軍大約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聯軍送給羅榮光、裕祿的同文照會，送達的時間就有差別。送給羅榮光的時間為16日下午，而送給裕祿的則拖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儘管照會上的時間仍然寫著16日。

當裕祿收到聯軍送來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會時，大沽炮台已經到了聯軍手裡，幾千守軍早已潰敗。然而，裕祿不是將這一結果及時報告朝廷，反而將聯軍的最後通牒緊急報送朝廷，說本月17日他接到法國總領事送來的照會，以各國水師提督的名義「限至明日早兩點鐘時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聯軍，逾期不交，即當以武力佔領。

裕祿的報告送到朝廷的時間為19日下午，此時距離大沽炮台失守已經兩天。儘管過了兩天，朝廷對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雖然在那幾天連續召集御前會議，王公大臣雖然對戰與和、剿與撫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許多主意，但究竟是戰是和，列強究竟是像他們自己所宣揚的那樣要幫助清廷剿滅義和拳，還是以要清廷為敵，對清軍開戰。這在之前的幾次御前會議上並沒有結論。現在好了，裕祿的報告來了，列強索要大沽炮台了，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以我大清為敵，準備開戰嗎?

慈禧皇太后、光緒帝和所有與會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經不在清軍手裡，所以他們討論的前提就是怎樣阻止聯軍、保住大沽炮台。與會者普遍認為，聯軍索要大沽炮台將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權衡利弊，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堅決拒絕聯軍的這一蠻橫要求。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決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動搖的強硬態度迫使列強讓步，放棄索要大沽炮台的無理要求。19日下午五時許，總理衙門向十一國駐華公使館和關稅處送去十二份同文照會，大意是聯軍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驚，顯然是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既然如此，現在北京城裡也一片混亂，人心浮動，那就請各國公使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下旗開路，前往天津。該照會就是後來一直爭議的「宣戰照會」，其實仔細分辨，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會，表明中國政府強硬的外交姿態而已。

我們今天可以這樣理解這一照會，但在當年，各國公使卻不這樣認為。他們收到這份照會後立即陷入極度恐慌，因為他們既不知道天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中國政府的這一最後通牒究竟意味著什麼。

當天晚上，十一國公使愁眉苦臉聚集在首席公使官邸召開會議，爭論了一個晚上也沒有找到解決辦法。德國公使克林德建議天亮之後集體前往總理衙門要求會晤，至少要表達二十四小時的寬限太短了，那麼多的公使、家屬及傳教士，根本無法撤退完。然而外面的局勢或許真的很混亂，其他公使竟然全部反對克林德的建議，不敢集體前往總理衙門。

六、奇怪的局部和平

克林德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德國人，別人的反對並沒有阻止他單獨行動，何況他與總理衙門原本第二天中午有個約會，所以第二天(6月20日)上午克林德還是帶著秘書乘坐轎子離開了公使館，不料剛到東單路口，就被清軍神機營槍手一槍斃命。

克林德之死是1900年中外關係的重大轉折，先前勉強還能維持的外交窗口至此全部中斷，各國公使退守使館區組織衛隊嚴密防守，並將散在各處的傳教士、教民盡量接收到使館區。從這一天開始，使館區與外界幾乎隔絕。

在使館區外面，確實有一支清軍，清軍外面有中國民眾，這些民眾被統稱為義和拳，其實也不盡然。使館外面的清軍，按照過去流行的說法是在圍攻公使館，但按照清廷特別是慈禧皇太后、榮祿等人的解釋，是為了防止中國民眾衝擊公使館而實施的保護措施，當然在此後局勢日趨緊張時，這些清軍也與公使館守軍發生過一些衝突。只是從總體上說，清方的解釋更合乎情理。

公使館不僅和中國政府失去了聯絡，與天津以及它們各自政府也失去了聯繫。這種情形使各國政府非常焦慮，各國駐天津領事和海軍將領只好抓緊時間組織聯軍往北京進發，準備用武力去解救被包圍的公使、僑民，還有聚集在西什庫教堂的傳教士和教民。

各國海軍將領對中國方面的力量估計太高了，他們一定要等到各國援軍到來方才準備向北京進發，於是時間在一天一天消逝，北京的僵局沒有辦法打破。直至8月初，各國後援部隊方才完成集結。8月4日下午，兩萬名聯軍從天津出發，分兩路直撲北京。清軍雖然在津京一線集結了十萬軍隊，然而總體上說，清軍並沒有組織像樣的抵抗，因為聯軍只是去解救公使和外國人，並不是要和清軍交手。8月14日上午，八國聯軍先頭部隊突破北京防線，順利進入使館區，被困兩個多月的使館終於重獲自由。

當八國聯軍即將進入北京的時候，清廷內部一片混亂。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清楚聯軍真實目的只是來解救公使，挽救僑民、教民;雖然聯軍與清軍在過去一段時間發生過衝突，但從總體上說，由於榮祿處理得當，中國方面與各國公使的聯繫時斷時續，大致說來，各國公使對清廷以及榮祿，還有一點起碼信任，所以各國公使和聯軍將領通過管道勸說清廷不要離開北京，聯軍一定會保證兩宮在紫禁城的安全。

清廷當然知道聯軍的好意，但是事關國家體制和尊嚴，假如聯軍進京之後少了一點約束，兩宮威嚴受到任何傷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為鄭重起見，兩宮在作了一些善後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後，於8月15日凌晨在槍炮轟鳴聲中出西華門，奔德勝門，經頤和園稍事休息，然後經居庸關，向太原方向行進。

兩宮出走並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有一個比較長的醞釀籌備過程。大約在總理衙門改組、克林德被殺，中外溝通受到嚴重阻礙的時候，兩宮就對後來的政治發展有所安排，留有後手。

6月9日，總理衙門改組，端王載漪出任首席大臣。十天後，6月20日，德國公使在前往總理衙門的路上被槍殺。當天，朝廷向各省督撫發布了一道密旨：

各省督撫均受國厚恩，誼同休戚。時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統盤籌劃，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護領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事機，必至國勢日蹙，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

這道上諭的詞句非常奇怪，許多閱讀者認為這就像一個行將就木的政府發布的遺命。不過，該密旨賦予各省督撫便宜行事權力，希望各省督撫調動能動性切實保護各自管轄的省份，盡量對北京危機局勢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第二天(6月21日)，兩廣總督李鴻章又收到榮祿發來的密信，忠告李鴻章不必再對北京的御旨繼續給予重視。這一消息在東南各省督撫和西方外交官中很快傳開，大家一個比較共同的看法，是端王載漪可能已經篡奪了清廷政策主導權，因而此後來自朝廷的指示，他們都可以視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接受，不合乎需要或者說不利於地方穩定的可以視為「偽詔」。這就為稍後發生的「東南互保」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政策依據。

6月22日，輪船招商局高級職員鄭觀應致信主管盛宣懷，以為聯軍在北方的戰事持續下去必將對南方發生重大影響，列強鑒於這種形勢極有可能進行類似於瓜分的行動，特別是由於英國人在上海，在整個長江流域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利益。隨著局勢持續惡化，英國人一定擔心南方也會像北方一樣混亂，因此英國人一定會與列強一道向南方用兵，在上海登陸，進而向整個長江流域派兵，穩定局勢。果如此，東南大局不堪設想。為避免不必要損失，鄭觀應建議盛宣懷不妨抓緊將一些中國公司轉換到外國名下，或許有利於保護。

鄭觀應的提醒啟發了盛宣懷。三天後即6月24日，盛宣懷致電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提議「從權」與各國領事進行談判，將上海租界交給各國保護，長江內地歸各省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便在目前複雜局勢下保全各國及本國商民財產及生命安全。

盛宣懷的提議獲得了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東南督撫的首肯，在這之前劉坤一和張之洞也有類似考慮，以為在目前困難局勢中只能盡量為國家保存一點元氣。根據盛宣懷的建議，劉坤一、張之洞等又邀集東南各省督撫共同討論，終於達成與各國合作，共同維護東南半壁相對穩定的局面。他們相信這一辦法並不違背朝廷密電「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精神。

根據這些共識，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駐上海領事舉行談判，並達成《東南互保章程》共九條，東南各省在沒有喪失主權、治權的前提下，與各國友好合作共保東南、長江流域各省和平與穩定，嚴格禁止北方義和拳以任何方式南下，各國承諾不在上海、長江流域登陸用兵。

七、踏上政治改革之路

「東南互保」是體制內健康力量在大局危機情形下想方設法為國家保全元氣，這一行動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清廷那份神秘詔書的啟示，還值得研究。不過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內部某些頭腦還算清醒的人在總理衙門改組、端王爺主政，特別是克林德被殺之後，也確實開始做了一些善後準備，通過各種各樣的外交渠道維持與各國公使的聯繫，盡量營造一些友好氣氛，並通過各種管道向各國求和。

總理衙門的改組為6月9日，然而也就是幾天後，慈禧皇太后於6月16日電召兩廣總督李鴻章迅速北上，爭取早點開始與列強談判。

李鴻章無疑是當時中國最善於外交的人，他與各國公使也有著非同尋常的友誼。他在接到通知後雖然並沒有及時北上，但確實迅速利用各種渠道與各國進行接觸。他通過駐外公使向各國政府說明情況，請求和解，為後來的正式談判準備了條件。

由於北方戰局一直沒有停止的跡象，清廷在克林德事件之後既沒有集中力量鎮壓義和團，也沒有拿出勇氣與列強開戰，北方戰局在不破不和中僵持著，各國司令官在軍事力量沒有達到預想狀態時也不願冒險向北京進軍，北京局勢的僵持使李鴻章無法順利北上。直至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一個月後，李鴻章方才有機會於9月15日離開上海前往北京，中外之間的正式談判方才有可能開始。

在李鴻章抵達北京前，聯軍當局已經與中國方面進行過接觸。清廷在離開北京時任命有留京辦事大臣，這些大臣通過私人關係很快與總稅務司赫德取得聯繫，然後再通過赫德與聯軍當局建立溝通管道。在赫德幫助下，跟隨兩宮播遷的慶親王很快被追了回來。慶親王在這場巨變中的特殊功能在此後的議和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現，他既代表了清廷內部對國際社會的認識，也利用這次議和比較重地羞辱了朝廷內部莫名的對外強硬派(也都是大阿哥事件中的受益者)，內政與外交的糾葛在慶親王那裡有比較充分的展示。

應中國政府要求，赫德在與各國公使磋商後，於9月1日向中國方面提交了一份善後清單，並私下告誡中國大臣無論如何不能將圍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輕，更不能誤看，因為這是各國在國際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這份文件中詳細列舉事件始末，分析中國方面應該承擔的責任，以為中國政府要想息事寧人，必須承認姑息縱容義和拳的錯誤，必須就義和拳圍攻公使館、槍殺公使、教民等事情認錯道歉，並給予適當賠償。

大致說，中國政府主導力量應該能夠接受赫德的建議，此後的交涉也大致按照赫德的提示進行。只是中國政府想不到各國在善後談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賠償，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動義和拳排外的責任，追究德國公使、日本使館書記官、傳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責任。這確實出乎中國方面的預料。

知道列強真實心跡的俄國人很早就向中國方面作過類似建議，希望中國政府不要讓列強牽著鼻子走，中國應該主動懲辦一批可以犧牲的「肇亂大臣」，以此換取列強的信任，為後續談判鋪路。

由中國政府自行懲處所謂肇亂大臣或許是緩和時局的一個辦法，在俄國政府提出這一動議前後，法國政府也通過外交渠道表明類似立場。法國人認為，推動善後議和的前提有四：一是中國政府務必確保各位公使的行動自由與安全;二是中國政府應先行將端王載漪等「肇禍大臣」革職查辦;三是將各處軍隊撤回，不得再與外國軍隊接戰;四是中國政府務必徹底剿滅義和拳。

懲處所謂「肇禍大臣」的想法在李鴻章等一批稍具國際視野大臣那裡早就想到了，只是礙於同朝為官，礙於「肇禍大臣」中多有皇親國戚。而這些皇親國戚依然盤踞在皇太后周圍，不僅掌握著清廷大權，而且似乎依然受到皇太后信任，所以始終沒有人敢向皇太后提出。文獻表明，至少在7月中旬前後，李鴻章準備奉旨北上時，就已意識到中國政府自行懲處煽動排外的愚昧大臣可能是緩解中外衝突的一個重要步驟，只是怎樣實現，李鴻章就沒有把握了。

李鴻章不敢冒然彈劾那些宮中實權大臣，但對不在宮中的「肇禍大臣」，李鴻章當然一點也不客氣。9月2日，他與劉坤一、張之洞聯名奏請將署黑龍江將軍壽山、署奉天副都統晉昌罷斥治罪，以為壽山、晉昌二人縱容義和拳毀路構釁，一意主戰，致使許多地方失陷，殃害人民，貽國家無窮之累。

清廷很快同意了李鴻章等人的建議，然僅將壽山等人做替罪羊是遠遠無法平息列強的憤怒。在各國公使心目中，「肇禍大臣」絕對不是這樣幾個人，即便不追溯到慈禧太后這樣的最高層，也必須追溯到在混亂時期出任總理衙門首席大臣的端王載漪，及庄親王載勛等。

對於這些皇親國戚，李鴻章等漢大臣當然不敢向朝廷提出，因為這幾個人都是皇上、皇太后的至親，更是未來國主大阿哥的至親。只是如果「肇禍大臣」這一概念能夠成立，那麼問題是遲早都要爆發的，只是看怎樣處理而已。

中國大臣不敢說，那就由外國人先提出吧。9月5日，德國政府正式提出議和條件，第一條就是「中國政府必須嚴懲一切有罪的人，主要是屬於高級社會的罪魁禍首」。

在德國政府提出要求的第二天，俄國人也正式提出幾點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懲辦所謂「叛亂首犯」，包括端王載漪、董福祥、剛毅、李秉衡、毓賢等。俄國認為，將這些大臣完全罷斥是中國持久和平的保證。

德國人要求懲處那些「高級社會」的人，俄國人提出一個具體名單。顯然，俄國人很想幫清廷忙，以最小犧牲換取安寧。然而，列強似乎很快發現俄國人的用意，因此列強很快就哪些人應該承擔戰爭責任展開討論。經過漫長的調查取證和討價還價，列強與清廷終於在1901年2月6日就懲處「肇禍大臣」達成共識：端王載漪、輔國公載瀾由中方判處其死刑，然後再以皇帝的名義赦免，流放新疆，永遠監禁;儘快剝奪董福祥的兵權，然後予以嚴懲;英年、趙舒翹、毓賢、徐承煜、啟秀等處死;對於已死亡的李秉衡、剛毅、徐桐，由清廷宣布追奪原官，撤銷恤典。

與此同時，清廷與各國政府還達成一個共識，為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立山等大臣恢複名義，平反昭雪，他們在義和團戰爭期間因反對圍攻使館和對外作戰而被清廷下令處死。

此外，各國公使還在4月4日向中國方面提交一個上自藩王督撫，下至知縣士紳的142名必須懲處的名單，後經交涉，清廷於4月29日發布上諭，以義和團戰爭期間奉行不力、致釀事端、焚燒教堂、傷害教民、教士等罪名，分別情罪輕重，將山西歸綏道鄭文欽等56人予以嚴懲。

6月3日，清廷再發上諭，將盛京副都統晉昌等11人發往極邊充當苦差。8月19日，清廷三發上諭，又懲處地方官員士紳58人。至此，列強要求的所謂懲辦「肇禍大臣」交涉大致結束。

懲凶之外是就克林德和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被殺進行道歉和賠償。這一談判比較簡單，中國政府同意以皇帝名義致信德、日兩國元首道歉，並派遣高級代表分赴兩國當面認罪。中國政府還同意在克林德遇難處修建一座紀念物，至於支付必要的撫恤金更是無須討論。

而戰爭賠款的談判比較艱難，列強之間的看法並不一致，德國人、俄國人出於各自國內需要，確實希望利用這場戰爭大發一筆橫財，有竭澤而漁的味道，但是美國、英國，還有日本，特別是總稅務司赫德並不認同德、俄兩國的看法，談判的結果就是既要中國就戰爭實際花費和損失進行賠償，又不能超出中國實際支付能力，更不能過度透支這一國家的財政力量，不能存有任何肢解中華帝國的念想，「合理的賠償部分可以通過已經增加的保證外國的權利和豁免權的安全來實現;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中國向全世界開放平等通商來實現」。這是美國總統的政策聲明，該聲明後來成為各國談判基礎。

根據各國公使建議，赫德於1901年3月5日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就中國究竟能夠支付多少賠款，最適合的償付方式是什麼，中國能夠最容易獲得的歲入是什麼，以及列強需要得到什麼樣的控制權四個問題提出了方案。赫德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總管，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官僚。各國公使後來又任命一個專門委員會就賠款問題進行調查、計算和討論，以為要保證中國經濟還能正常運轉，中國能夠支付的賠償總額不得超過4.5億兩。至於各國如何分配，當然只能參照各國實際損失和實際軍費支出。

善後談判還涉及使館區的擴大、使館衛隊、武器禁運，以及在中國駐軍等問題，確實關涉中國主權和尊嚴，但從各國公使剛剛結束被圍困的經驗說，他們的目的就是不再讓類似的事情發生，儘力引導中國走上與世界同步的軌道，而不是容忍或者縱容中國的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肆意蔓延。也正是從該種意義上說，以上述內容為基本構架的《辛丑條約》只是一項共識，中國為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情承擔了責任，為了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情，中國又有一個繼續改革、逐步與世界接軌、成為世界大家庭合格一員的鄭重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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