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搞基的豪門傑克蘇，簡直就是中國文壇的奇葩

他是個傳奇。

他出生在民國顯赫的軍閥家庭，父親是蔣介石的左膀右臂；他不到 30 歲時就寫出偉大的小說，被譽為文學奇才；他在 80 年代就公開了自己的性取向，引起轟動；無論怎麼看，他都像個當代賈寶玉，他就是台灣小說家——白先勇。

1999 年，香港《亞洲周刊》雜誌評選「 20 世紀中文小說百強」，白先勇的《台北人》排名第七，前六是魯迅《吶喊》、沈從文《邊城》、老舍《駱駝祥子》、張愛玲《傳奇》、錢鍾書《圍城》和茅盾《子夜》。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說，「五四以來，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匹敵，或超越他成就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放在今天，活著的中國小說家裡，白先勇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而他寫出《台北人》時，才 20 多歲。而且，他還長得很帥。

真是一個純天然又不公平的傑克蘇人設。

似水流年將軍府，如花美眷恰少年。

白先勇從小敏感，心思細膩，他家曾經處在權力的頂峰，那些歷史書上如雷貫耳的名字，都是家裡的常客。他前半生輾轉桂林、南京、上海、台北，最後跑到美國加州，經歷了幾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和社會：他的少年時代在國民黨官僚家庭度過，見過先輩的顯赫和上流的氣派；到了台灣，他又目睹了國民黨的沒落和普通百姓的掙扎；在美國，他體會了海外飄泊的痛苦和對傳統文化的思念。這種曾經跨過山河大海，也穿過人山人海的人，靈感都更喜歡降落在他們身上。

白先勇小時候像個小林黛玉，體弱多病，得了四年的肺結核，在當時差不多是絕症了。還好因為家境好，有牛奶喝，天天打針，才慢慢好起來。因為家裡孩子多，所以他從小就被隔離，天天關著，胡思亂想，好在可以聽收音機，聽《紅樓夢》。直到小學四年級，他才被「放」出來。

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是統一廣西的著名軍事家，曾經是「中華民國國防部長」，國共兩黨共同尊敬的「抗日英豪」，被日本人稱作「中國戰神」。他在家是個嚴父，立了很多規矩。10 個孩子的家庭地位，都是按成績單排的，所以白先勇拚命念書，考試考得很好，也因為他身體弱，所以父親對他格外寬容。

白崇禧

白崇禧的全家福，前排左一為白先勇

奼紫嫣紅韶光賤，相思入骨台北人。

白先勇二十多歲就寫了本小說集《台北人》，文筆細膩得出奇，情緒平靜得可怕。小說里有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他們本來來自大陸的不同地方，也屬於不同的階級，後來撤退到台灣，一下子像是照片顯了影，無論外表怎麼光鮮，他們都背負著一段沉重的鄉愁過往，衰老得讓人心酸。沒有一個人得到真正的幸福，零落成泥碾作塵，命運隨風飄散。過去的繁華和今朝的落魄一對比，好一出胸口堵大石：

從前逃難的時候，只顧逃命，什麼事都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黑天白日。我們撤退到海南島的時候，偉成便病歿了。可笑他在天上飛了一輩子，沒有出事，坐在船上，卻硬生生的病故了。他染了痢疾，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夠葯，我看著他屙痢屙得臉發了黑。他一斷氣，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來，和其他幾個病死的人，一齊丟到了海里去，我只聽得「嘭」一下，人便沒了。打我嫁給偉成那天起，我心裡已經盤算好以後怎樣去收他的屍骨了。我早知道像偉成他們那種人，是活不過我的。倒是沒料到末了連他屍骨也沒收著。——《一把青》

2015 年台灣電視劇《一把青》

白先勇是個悲劇感的完美主義者，他熟讀《紅樓夢》，明白最大的悲哀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面無表情。那句「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給人看」，用來形容他小說里的人再合適不過。於是他筆下的人物也是這樣。

金大班突然覺得一腔怒火給勾了起來，這種沒耳性的小婊子，自然是讓人家吃的了。她倒不是為著朱鳳可惜，她是為著自己花在朱鳳身上那番心血白白糟蹋了，實在氣不忿。好不容易，把這麼個鄉下土豆兒脫胎換骨，調理得水蔥兒似的，眼看著就要大紅大紫起來了，連萬國的陳胖婆兒陳大班都跑來向她打聽過朱鳳的身價。她拉起朱鳳的耳朵，咬著牙齒對她說：再忍一下，你出頭的日子就到了。玩是玩，耍是耍，貨腰娘第一大忌是讓人家睡大肚皮。舞客里哪個不是狼心狗肺？哪怕你紅遍了半邊天，一知道你給人睡壞了，一個個都捏起鼻子鬼一樣的跑了，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雞屎似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白先勇筆下的大部分女性，都是精明世故、紙醉金迷、呼風喚雨，其實骨子裡悲哀可憐得很。她們背後的頭破血流，他不寫，他只寫她們表面的虛偽光鮮，和男人對她們的遙遠而空洞的崇拜，註定讓她們永遠不會被完整地理解與接納。

1984 年，台灣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里的蔡琴

村上春樹寫過，「你要做一個不動聲色的大人了……你要聽話，不是所有的魚都會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每個不動聲色的「大人」背後，都藏著成長的的眼淚。哀莫大於心死，如今的從容，只因為對苦難麻木。

白先勇從來不刻意煽情，因為敘述巧妙，寫法白描，反而悲涼壓抑，讓人久久沉溺，不能自拔。他有一種張愛玲和汪曾祺雌雄同體的感覺，故事像張愛玲的，文字像汪曾祺的。

晚風吻盡荷花葉，任我醉倒在池邊。

白先勇的長篇小說只寫了一部，就是《孽子》。1977 年，《孽子》開始在白先勇主辦的雜誌《現代文學》上連載。

小說聚焦在 60 年代台北一群沉淪的同性戀少年身上，講述的不僅是同性的情感，還有少年的叛逆，父子的矛盾，社會的陰暗，反映了同性戀者在絕望里掙扎，被家庭、社會和國家放逐的處境，從父子間的衝突，擴大到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小說一問世，就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

2003 年台灣電視劇《孽子》

書里有一對又虐又狠絕的「龍鳳」情侶，讀完讓人倒吸涼氣。

我十五歲那年在公園裡出道，頭一次跟別人睡覺，就染上了一身的毒，還是你帶我到市立醫院去打盤尼西林的。我對他說：我一身的毒，一身的骯髒，你要來做什麼？他說：你一身的骯髒我替你舔乾淨，一身的毒我用眼淚替你洗掉。他說的是不是瘋話？我說：這世不行了，等我來世投胎，投到好好的一家人家，再來報答你吧。郭公公，我又要溜掉了，飛走了，開始逃亡了！」 阿鳳失蹤了兩個多月，龍子找遍了全台北，找得紅了眼，發了狂。在一個深夜，那還是一個除夕夜，龍子終於在公園的蓮花池畔找到了阿鳳。阿鳳靠在石欄杆上，大寒夜穿著一件單衣，抖瑟瑟的，正在跟一個又肥又丑、滿口酒臭的老頭子，在講價錢。那個酒鬼老頭他出五十塊，他立刻就要跟了去。龍子追上前拚命攔阻，央求他跟他回家，阿鳳卻一直搖頭，望著龍子滿臉無奈。龍子一把揪住他的手說：「那麼你把我的心還給我！」阿鳳指著他的胸口：「在這裡，拿去吧。」龍子一柄匕首，正正地便刺進了阿鳳的胸膛。阿鳳倒卧在台階的正中央，滾燙的鮮血噴得一地——

我們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讓慾望焚煉得痛不可當的軀體，一顆顆寂寞得發瘋發狂的心。這一顆顆寂寞得瘋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衝破了牢籠的猛獸，張牙舞爪，開始四處狺狺地獵狩起來。常常在午夜裡，在幽冥中，在一間隱蔽的旅棧閣樓，一鋪破舊的床上，我們赤裸著身子，兩個互相隱瞞著姓名的陌生人，肩並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間，一陣告悔的衝動，我們會把心底最隱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相互吐露出來。我們看不見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對方的來歷，我們會暫時忘卻了羞恥顧忌，將我們那顆赤裸裸的心挖出來，捧在手上互相觀看片刻。

白先勇為整個台灣對於同志的認同墊下了基石。書里同性戀聚集的台北「新公園」，如今改名叫 228 公園，還是有許多同志群體在那裡活動，成為台北的同志地標。

據說五月天的《擁抱》是一首寫給同志的情歌，「晚風吻盡荷花葉，讓我醉倒在池邊」，就是以《孽子》里同志聚會的新公園荷花池為靈感。

《孽子》里寫了幾對有象徵意義的父子，其中三位父親都是軍人出身，他們總是板著臉、追求紀律與服從，在父權的壓迫下，同性戀少年們的命運各不相同，或者離家出走，或者飲彈自盡，或者殺人遠逃。

1963 年在台北松山機場，白先勇和白崇禧最後一次會面。

在最近的《十三邀》訪談里，許知遠問白先勇，如果父親在世時看到《孽子》這本書（白崇禧在 1966 年離奇身亡），會有什麼反應？

白先勇回答，我寫《孽子》是 1976 年，發表是 1982 年，裡面寫同性戀的主題，其實更大的是寫父子關係，寫整個社會。我和父親沒有談過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想以父子之間的了解，他心裡或許明白。如果他問，我也沒有什麼好隱瞞否認的。但是我們沒有說過。我想他知道我的性向的。

他也曾經坦白，其實我沒有特意選擇去公開，如果你問了我，我會如實說。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面對自己，沒有任何需要說謊和隱瞞……同性戀的問題是整個人類必須面對的，我想有一天，中國大陸也必須面對，這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能迴避。

彩雲易碎琉璃脆，世間好物不堅牢。

白先勇在寫《孽子》的時候，已經 40 多歲了，是一個年過不惑，擁有崇高社會地位的作家，在閉塞的 80 年代，敢於通過作品公示自己的性取向，需要多大的勇氣和魄力？白先勇的桀驁不馴，其實潛伏在他看似溫良的外表之下。他把同性戀公然攤開在台北的大街小巷裡，是為同志發出聲音，也是為自己的愛情做出證明。他自己身體力行地證明了，同性愛從來不比異性愛低賤和脆弱，他和伴侶王國祥 38 年的感情，一直到王國祥去世才終結。

他倆 17 歲相識，一起讀書，一起去美國生活，相伴 38 年。這對很多異性伴侶來說，都是非常持久的關係了。他們之間的愛，雖然不像張國榮和唐鶴德那樣驚天動地、撕心裂肺，也乾乾淨淨、熠熠生輝，只不過直到王國祥去世 6 年後，他才寫出來。

1992 年，王國祥因為「再生不良性貧血」複發去世，《樹猶如此》是一篇白先勇寫給他的悼文，文章真情流露，絮絮叨叨地講著作者的思念，從他們喬遷新居寫起，描述了他們在美國生活的日常，怎麼布置庭院，怎麼飲酒煮蟹，怎麼種下三棵柏樹，柏樹怎麼生長凋零，國祥的病又是怎麼一步步加重，白先勇又飛往天南海北尋醫問葯，直到王國祥病故身亡。

「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聖芭芭拉，國祥送我到門口上車，我在車中反光鏡里，瞥見他孤立在大門前的身影，他的頭髮本來就有少年白，兩年多來，百病相纏，競變得滿頭蕭蕭，在暮色中，分外怵目。開上高速公路後，突然一陣無法抵擋的傷痛，襲擊過來，我將車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盤上，不禁失聲大慟。我哀痛王國祥如此勇敢堅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後仍然被折磨得行銷骨立。而我自己亦盡了所有得力量，去回護他的病體，卻眼看著他的生命亦一點一滴耗盡，終至一籌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勝天，常常逆數而行，然而人力畢竟不敵天命，人生大限，無人能破。」

文末，他寫：

「冬去春來，我園中六七十棵茶花競相開發，嬌紅嫩白，熱鬧非凡。我與王國祥從前種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後，已經高攀屋搪，每株盛開起來，都有上百朵。春日負喧，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鍊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他倆的照片不多，都是一臉微笑，白先勇（左）微微歪頭。

很多人不知道，「女媧鍊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是怎樣一種裂法，答案藏在《紅樓夢》里，賈寶玉就是塊被女媧棄之不用的頑石。白先勇後來在一次《紅樓夢》的講座里說，那塊石頭將來要補的是「情天」，那是比天裂更大、更難補的洞口。

白先勇認為，《紅樓夢》中存在著兩股力量。一股是重視世俗理法的儒家思想，以賈母和賈政為代表，另一股是重視性靈的佛道思想，以賈寶玉代表，看起來諸事一無所成，卻有對眾人的悲憫之心。白先勇性格里的悲憫，與天性和經歷都有關係，因為從小生過重病，對別人的痛也能感受到，覺得人生無常，彩雲易散琉璃脆。再美的花都挨不過秋冬，越美的東西，越不容易保存。他說，寫作是為了把人類心靈無言的痛楚轉換成文字。

讓人費解的是，這些年，白先勇的文學創作幾乎停止了，他在美國加州大學教《紅樓夢》，一教就是 30 年，在國內，他以一己之力推廣崑曲《牡丹亭》。許知遠在節目中直接問他，這麼做是不是過於浪費文學天賦了？

白先勇回答，「好像我的這一生就準備著做這幾件事情，不管是《牡丹亭》或者《紅樓夢》，這兩本書是我一生的最愛，這兩個作者，我都替他們做了一些事，也是奇怪。好像有一雙手指導我這樣走。這是偶然的，不能不相信命運。」

白先勇 10 歲的時候，在上海看到了梅蘭芳跟俞振飛的《牡丹亭》、《遊園驚夢》，從此崑曲就跟著他一輩子，影響了他一輩子。牡丹緣，就從那時候開始。後來，白先勇說，「我的愛情觀和湯顯祖一樣，是情真、情深、情至。目前為止，能打動我心靈的作品還是這類的。」

人生好比大觀園，興衰過程皆自然。

白先勇製作了青春版崑曲《牡丹亭》，在大陸苦苦推廣，他最想告訴觀眾，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曾經有過這麼燦爛輝煌的成就，我們要重新認識「她」。

「《牡丹亭》勾起了民族的文化鄉愁。我們對自己傳統文化的認知、認同都非常薄弱，我們的聲音失掉了，是一個失聲的民族。這和教育有關。教育體系里對傳統美學教育的忽視，其實是隱性歧視，年輕人會覺得是因為這些不好，沒意思，所以學校不教。比如崑曲，年輕人對《牡丹亭》的熱烈反應就證明，不是他們不愛，而是之前沒有欣賞過好的。」

「觀眾感動的原因是覺得美，而這麼美的東西竟然是我們自己的，所以無論《牡丹亭》在哪裡演，熱烈程度都一樣。白先勇大刀闊斧地改動了《牡丹亭》，但精髓沒變：水磨腔的優美、笛聲的悠揚、唱詞的韻味、表演的四功五法，這些保留了崑曲的靈魂，詩意和精緻。」

看到大學生的熱烈反響，今年 80 歲的白先勇高興也很心痛。他們感動掉淚，是對古典美學的皈依，他們之前不知道我們有這麼好的東西。現在看來，傳承是有希望的，崑曲在他們心中已經播種了。

白先勇這幾年推廣崑曲花掉了幾百萬元，「都是我們自己去找來的錢，我的人情支票開得精光。台灣那些一流的工作人員，基本上是義工。在物質上的投資，我永遠收不回來，我的回收是觀眾得到的教育，美的享受，美的喜悅。」

在這些百折不回的時刻，白先勇覺得自己和父親很像，有一股蠻勁。從前的「孽子」開始回憶自己的父親，2012 年，他編著了《白崇禧將軍身影集》，書寫父親的生平。他覺得，那也是給中華民國立傳。大陸視民國為敗軍，向來很少了解，今天的台灣又急欲遺忘這段歷史。

「如果記憶死去了，整個民族等於患了失憶症了，過去糊裡糊塗怎麼回事都搞不清。我到處演講，替父親寫傳記，也是想從我父親身上反映一段民國史。」

白先勇說，《紅樓夢》是一首史詩式的輓歌，是十八世紀乾隆盛世以下，我們中華文明衰落的一首天鵝之歌。再沒有一部能夠達到它一半高度的文學作品。那些傳統文化里的思想精髓和審美觀，正離我們越來越遠。

如果說曹雪芹是那個高唱輓歌的人，那麼白先勇就是那個竭盡全力讓輓歌響得久一點、再久一點的人。問題是，在這樣的時代里，還有多少人願意去聽一曲輓歌呢？

十三邀第 13 期：許知遠對話白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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