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一場關於中國是不是多民族國家的辯論

1939年2月9日，昆明《益世報》的《邊疆周刊》發表了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由此，一場圍繞中國是不是多民族國家的學術辯論在眾多學者中展開。雖然此次辯論因戰爭及政治原因未能充分展開，但實際上起到了豐富中華民族含義的作用，使中華民族的主權意識、疆域意識、民族一體意識在爭論中得到傳播，並對日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誕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顧頡剛是什麼人，對於一般青年讀者來說，是有些陌生的。 史學家白壽彝曾說：「頡剛先生，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歷史地理學和邊疆地理學上有新的發展。他對於民俗學和通俗讀物，也都是熱心的提倡者。」

顧頡剛成長於晚清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他最早接觸到的時代思想便是戊戌維新思潮。五四以後引進的西方近代科學的懷疑論觀點對於顧頡剛的早年學術活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催生了一個以顧頡剛為代表的批判的反傳統的古史辨派。顧頡剛乃歷代疑古辨偽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對崇拜帶有深厚儒家色彩的歷史傳統，而且也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實用主義。

呼籲加強民族團結以抵抗日本侵略

抗戰8年間，顧頡剛輾轉於甘肅、青海、雲南、四川等地。顛沛流離的生活，讓顧頡剛對於社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改變了他作為一名純學者的理想和價值觀。

在甘肅蘭州，顧頡剛被蘭州青年推選為「老百姓社」社長，編印通俗讀物《老百姓旬刊》，隨後他又來到甘南藏區，了解民族地區與少數民族的風俗、生計。1938年10月，顧頡剛受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之邀，任雲南大學文史系教授一職。不久後的12月，《益世報》在昆明復刊，顧頡剛又受邀擔任該報《邊疆周刊》主編。在《邊疆周刊》12月19日的發刊詞中，顧頡剛明確指出，創辦《邊疆周刊》是「要使一般人對於自己的邊疆得到些認識，要使學者們時時刻刻不忘我們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業家肯向邊疆的生產事業投資，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邊疆去作冒險的考查，要把邊疆的情勢盡量貢獻給政府而請政府確立邊疆政策，更要促進邊疆人民和內地同胞合作開發的運動，並共同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

隨後，顧頡剛又在《益世報》發表《「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的評論，評論指出，「『中國本部』一詞是日本侵略者『為了中國，必先攫取滿蒙』而硬造出來分化我們的名詞」，「使得大家以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國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並不曾損害中國的根本」，「如此，中國人覺得尚可忍受，對外國人覺得尚可原諒，而日本人的陰謀就得逞了」。因此，顧頡剛提出，要「依據國家的實界和自然區域來分劃我們的全境，而不該顢頇糊塗，隨便使用別人矇混我們的名詞，以致國家疆土尚未受帝國武力侵略的時候竟先在自己的觀念里消失了。」

創辦《邊疆周刊》，倡導邊疆史地研究，呼籲開發西部，呼籲加強民族團結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顧頡剛對邊疆、民族問題的關注，並不單純出於學術上的興趣，更是傾注了政治上的考慮。中國的知識分子素有經世致用的治學態度和優良傳統，作為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員，顧頡剛用自己的行動將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融入到現實生活中。

《邊疆周刊》出了幾期後，正居住於昆明的傅斯年致書顧頡剛，提醒顧頡剛要謹慎對待邊疆問題。傅斯年在信中寫道，「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邊疆』。……其次即所謂『民族』。」傅斯年提出，作為學者「更當儘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並可以歷史為證。」他又進一步闡述道，「即如我輩，在北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在南人誰敢保證其無百粵苗黎血統，今日之雲南，實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學也。」

顧頡剛、傅斯年早年曾是北大同窗好友，後因志趣迥然而分道揚鑣。傅斯年也是著名學者，他從1928年起就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1937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後又參加國防參議會與國民參政會，與政治深切的關係導致了傅斯年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顧頡剛接到傅斯年信後，出於民族大義，他拋棄了私人恩怨，並聽從傅斯年的勸說，撰寫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

對於寫作此文的動機，顧頡剛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記中有著詳細記載：「昨得孟真（傅斯年字孟真——編者注）來函，責備我在《益世報》辦邊疆周刊，登載文字多分析中華民族為若干民族，足以啟分裂之禍，因寫此文以告國人。此為久蓄於我心之問題，故寫起來並不難也。」此後，顧頡剛又進一步闡明自己寫作此文的動機，此前他在西北考察，「到西寧時，一路上看見『民族自決』的標語，這表示著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覺得如果不把這種心理改變，邊疆割據的局面是不會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決』的美名，延遲了邊民走上現代文化的日期，豈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的罪人。」

《中華民族是一個？》引發的辯論

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中，顧頡剛開宗明義道：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麼民族——在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

顧頡剛認為，現有的漢人文化「是和非漢的人共同使用的」，因此，「不能稱為漢人的文化，而只能稱為『中華民族的文化』」。他舉了許多例子來說明自己的論點，如「現在民間的主要樂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這分明是從胡人和羌人那邊接收過來的。再說，我們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稱胡床，也是從匈奴方面傳進來的，炕則是遼金人帶進來的。我們騎的是馬，不消說得，自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始有單人匹馬，以前都是用馬拉車的。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無論男女裹著一條裙子就算了。沒有穿褲子的，褲子之起也是為的騎馬的方便，可見褲子即是胡服的一種。現在人家死了人，就向紙紮鋪里定做許多紙制的房屋和用具，在空地上焚化給死者收用，然而我們知道從唐朝以前都是用實在的東西或泥制的東西埋葬在墳墓里，紙制冥器乃是遼國的風俗傳播進來的。我們現在穿的衣服，男人長袍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記得，這是滿清的制度，而且旗袍還是清帝退位之後大家開始穿起來的。中國古代的女子裝飾容貌只有塗一種膏，至於塗脂抹粉也是學的匈奴女子的風尚，所以匈奴人在失敗之後會唱著『失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歌。像這一類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細細考究起來可以寫成一部書。」

顧頡剛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只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迴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因此，顧頡剛呼籲「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能再析出什麼民族」，「我們對內沒有什麼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中國之內決沒有五大民族和許多小民族，中國人也沒有分為若干種族的必要」，應當「捨棄以前不合理的『漢人』稱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邊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詞之下，團結起來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

《中華民族是一個？》在《邊疆周刊》刊出後，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反響，《益世報》也收到不少討論文章。當年發表在《邊疆周刊》或《星期評論》的信件和文章有張維華的《讀了顧頡剛先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後》、白壽彝的來函(後附顧頡剛的按語)、馬毅的《堅強「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信念》等。上述文章對顧頡剛的觀點大多表示了贊同，特別是從當時的抗戰形勢著眼，大家認為顧頡剛提出這一觀點對於加強民族團結、共御外侮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然而，民族問題畢竟不單單是政治問題，它還是個學術問題。費孝通、翦伯贊等學者對「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就提出了質疑。費孝通在《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中提到，中華民族應團結一體進行抗日，但是從民族研究學理角度也應該承認中國是一個擁有眾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客觀存在的事實應當受到尊重。抗日並不一定要否認中國境內有不同的文化、語言、體質的團體存在。不同的文化、語言、體質的人群發生共同的利害，有對內穩定、對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結成一個政治團體。因此，實現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謀求政治上的統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經濟集團之間的界限，而是要消除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翦伯贊認為，國家確實需要國內各民族的團結統一，但「團結」不是「消滅」，「團結」不但不應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並且應扶助他們的獨立自由之發展。只有承認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獨立與自由發展的權利，在民族與民族間建立經濟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關係，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團結。

針對費孝通的質疑，顧頡剛在《邊疆周刊》連續發表兩篇《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答費孝通先生》。不過，費孝通此後卻沒有再寫論辯文章。對此，費孝通於1993年在參加顧頡剛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可作為解釋。他回憶到：「後來我明白了顧先生是基於愛國熱情，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又在內蒙古煽動分裂，所以義憤填膺，亟力反對利用『民族』來分裂我國的侵略行為。他的政治立場我是完全擁護的。雖則我還是不同意他的承認滿、蒙是民族是作繭自縛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國主義分裂我國的原因；而且認為只要不承認有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的觀點。藉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會使人不能動刀。但是這種牽涉到政治的辯論對當時的形勢並不有利，所以我沒有再寫文章辯論下去。」

為了救亡圖存而對中華民族形成的認同

在這場爭論的背後，折射出的是近代以來中國對中華民族觀念認同所經歷的複雜歷史過程。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的侵略已嚴重威脅到中國的生存。正是在這一嚴峻的挑戰之下，為了救亡圖存，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被普遍激發出來。最早具有較為明確的現代中國各民族一體觀念，並且最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應該是梁啟超。1902年，梁啟超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但它在該文中所指的還是漢族之意。至1905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觀察》一文中再次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就比較清楚地說明了此詞的涵義，雖然他認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通俗稱所謂漢族者」，但他斷言「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

清朝末年，中國知識精英們關於民族國家建構的理論來自西方。西方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核心是國家由民族組成，也就是說，民族國家只能由單一民族組成。革命派知識分子痛恨民族壓迫，為反滿尋求各種依據。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的傳播，恰好為他們的革命行動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於力主「排滿建國」的革命派知識分子來說，所認同並欲建立的是單一的漢民族國家。

對於「中華民族」形成認同共識，革命領袖孫中山的中華民族觀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中華民國的建立則在體制上確保了中華民族認同的實現。孫中山起初也具有濃重的排滿革命特徵，他所提出的同盟會革命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集中體現了這一特徵。不過他主張把滿族統治者和滿族人民區別開來，這就在策略上把滿族統治者極大限度地孤立起來，有利於爭取和團結各族人民共同投入到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行列。同時也為後來「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與實踐奠定了基礎。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再次面臨嚴重的民族危難，增強民族凝聚力成為最重要的時代課題。此時最能體現中國人民與侵略者的整體對抗性的載體，就是「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它在抗戰時期成為輿論界使用最為頻繁，最能激發各族人民的抗戰鬥志，最易被國內各政治勢力共同接受的時代話語。在上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中，費孝通和顧頡剛是有分歧的。費孝通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多元性，顧頡剛則強調了它的一體性。顧頡剛為了強調一體性而否定了多民族之存在，但他對一體性的認識和論證，為費孝通以後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還是產生了影響。顧頡剛是歷史學家，他對歷史上人們心向統一、民族意識日益趨同等資料的梳理，對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中華民族的一體格局具有重要的意義。他說：「『中華民族是一個』，這話固然到了現在才說出來，但默默地實行卻已有了二千數百年的歷史了。」這與費孝通後來所說的從「自在的民族實體」到「自覺的民族實體」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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