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節」抑或「文藝節」：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紀念節問題探析

［摘要］通過設立紀念節來紀念五四運動，是政府、社會各界傳承「五四」記憶的重要途徑。１９３９年，國共雙方共同把５月４日定為「青年節」，１９４２年國民黨中央又宣布五四「非青年節」，１９４３年三民主義青年團另選３月２９日為「青年節」，文藝界則於次年定５月４日為「文藝節」，並得到國民黨官方默認。在五四節日設定和變更過程中，國民黨試圖通過更換「青年節」來壓制青年對五四的紀念，構建對「國民革命」政治文化的追溯和繼承，打造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中國共產黨則強調五四的愛國精神和反抗強權的革命精神，為發動民眾投身到爭民主、反內戰等政治鬥爭中尋找歷史合法性。

［關鍵詞］五四運動；青年節；文藝節

通過設定紀念節來紀念歷史，是人們傳承社會記憶的重要形式。法國學者哈布瓦赫在研究集體記憶時精闢地指出：「當代的制度正是在記憶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法定的節日慶祝對於把歷史事件神聖化、符號化，對於建構公眾的社會記憶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它對增進價值認同、強化統治秩序、進行政治宣傳和民眾動員等都具有巨大的意義。因此，紀念是政治主體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五四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文化思潮，每年全國各地官方和民間都會開展紀念性活動。在今日中國大陸，５月４日是「青年節」，而在台灣地區則是「文藝節」。然而，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末到４０年代初，國共兩黨曾共同把５月４日作為「青年節」進行紀念，不過很快國民黨中央又禁止把它作為「青年節」。１９４４年，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努力下，５月４日被改為「文藝節」。由此，到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後期，每年的５月４日就出現了一種耐人尋味的局面，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堅持以「青年節」來紀念五四運動；而在國統區則或以「文藝節」來紀念五四運動，或不給它任何節日名分，同時也有人仍以「青年節」的名義開展紀念活動。而且，前者的「青年節」放在５月４日，後者的「青年節」則在３月２９日。本文擬運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並借鑒人類學的社會記憶理論、政治學的合法性來源理論等，對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共兩方在五四紀念節問題上由合到分的變化過程、原因以及五四「青年節」轉變為「文藝節」的動因及節日變化的象徵意義和社會影響等問題，做一比較系統的梳理，並透過國、共以及文藝界、高校師生等對五四記憶的爭相建構，揭示國共雙方在節日紀念背後隱含的對合法性的爭奪。

一、五四「青年節」：國共雙方的共識

自１９１９年後，人們對五四運動進行了多種形式的紀念，但５月４日這一天應作為什麼節日，各方卻沒有統一認識。直到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２０次常務會議上，通過並頒布《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紀念式》，確定每年５月４日為「學生運動紀念日」，５月４日才有了官定紀念日的名分。但由於多種原因，特別是自１９３１年後國民黨官方在「五四」問題上的深懷戒備，這一官定名分並沒有產生廣泛影響。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動員全國各階級階層參加抗戰成為形勢所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抗戰組織———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和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不謀而合的決定今天（即５月４日———筆者）為中國青年節」。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８日，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召開常委會，決定「從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為西青救兩周年紀念與青年參戰動員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環境舉行紀念及動員大會、晚會……以後每年五月四日為青救成立紀念日，並向全國青年提議定５月４日為『中國青年節』」。這一提議得到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的首肯，經過研究，中共中央青委於４月５日、６日分別發出紀念五四「青年節」給北方局、南方局、中原局、東南局以及各部隊的指示，通知了「中國青年節」的決定，指示還要求「廣泛宣傳『五四』運動的救國精神」。為什麼定５月４日為「青年節」？毛澤東在１９３９年５月４日延安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２０周年大會上做了解釋，指出：「『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國定為青年節，這件事含著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說它表示我們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進到一個轉變點了。」「你們看，二十年來沒有把『五四』定為青年節，自從今年三月間延安的青年團體提議定為青年節，外面的青年團體也同樣定為青年節了。我們的心同他們的心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要打日本帝國主義，大家都要建立一個新中國，這還不是好消息嗎？從前有許多人不贊成規定『五四』這天做青年節，說五四運動是反對政府的，因此不承認五四運動的革命意義，現在那些不贊成的人也贊成起來，大概他們懂得了這一點，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是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要不要反對呢？假使不要反對的話，那麼，五四運動就是錯的。但這是很明白的，這樣的政府一定要反對，賣國政府應該打倒。」在演講中，毛澤東賦予五四「青年節」兩重意義：一是全國青年的團結，二是反帝反賣國政府的愛國精神。也即是說，全國青年不論政治信仰，都團結在一起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其中還隱含有另一層意思：誰要反對５月４日這天為「青年節」，誰就是賣國。藉助五四「青年節」的確定，毛澤東在演講中還提出了當時革命的目標、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依靠力量以及中國青年努力的方向等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問題，以激發廣大青年的抗戰熱情，統一青年的抗戰思想。與此同時，陝甘寧邊區的《中國青年》等各大報刊也紛紛以「青年節」的名義出版紀念專刊或發表專文，闡述確定５月４日為「青年節」的意義，其主旨大體仍是圍繞青年的愛國和團結來紀念五四運動。

就在中共中央青委提倡將５月４日定為「青年節」不久，１９３９年４月，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也發出籲請書，建議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將五四定為「青年節」，表示「為紀念五四運動，發揚民族精神，號召全國青年肩負抗戰建國重任起見，特規定自五月一日起至七日止為青年運動周，請中央通令全國以每年五月四日為『青年節』，並頒發紀念辦法十六條，通令各級團部策動當地青年響應施行」。對於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是否明確將５月４日定為「青年節」，因尚未見到相關官方文件而難以確定。《申報》在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１年的新聞報道中，都曾出現「五四運動紀念日，經中央規定為中國青年節」的文字。１９４７年出版了一本介紹國定紀念日、中國國民黨革命紀念日、國際紀念日和各界紀念日的專著，其中指出：「三民主義青年團部為發揚民族精神，號召全國青年積極抗戰起見，曾建議定五月四日學生 運 動 紀 念 日 為 青 年 節，並 經 中 央 明 令 規 定 於 二 十 八 年 的 五 月 四 日 為 第 一 屆 青 年節。」同年出版的國民黨官方的「宣傳參考資料」中記載：三民主義青年團於１９３９年借五四運動紀念在重慶曾舉行大規模的慶祝，繼於１９４０、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該團每逢五四，必舉行紀念，「藉以展開對青年的宣傳與服務運動，雖未經明白規定『五四』為青年節日，蓋已有選定『五四』為青年節日之意」。

無論國民政府或國民黨中央是否下達了認定５月４日為「青年節」的正式文件，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把５月４日作為「青年節」，確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張，但國民黨官方對這一主張至少是默認的甚至可能公開表示過同意，而且全國各地許多機構都紛紛接納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建議並開展了紀念活動。當時在多家報刊上都曾見到「五四」作為「青年節」的字樣，有報道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五四紀念日前後各地紀念「青年節」盛況的文章。如１９４０年５月４日，《中央日報》刊發社論《「五四」勖青年》，對五四運動給予高度評價，將其定性為「當時學生的一個愛國運動；是全國青年一致團結的救國運動；也是當時全民族一致贊助的抗日運動」，還藉助「青年節」勉勵全國青年為中國的民族命運鬥爭。１９４１年，上海市教育界與青年界為紀念五四「青年節」，決定５月４日各校不放假，「均將講演五四運動之史實及紀念主旨，並闡發青年節成立之偉大意義」，「各青年團體如大中學校學生聯誼會青年界聯合會暨青年勵志社等，並均分別電呈蔣委員 長致敬，決 在最高領 袖領導之下，完成其 所 負 之 使命」。１９４１年５月４日，重慶、貴陽等地舉行規模不等的「青年節」紀念大會，有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官員參加並向蔣介石發致敬函電。陪都重慶的紀念會官員參加眾多，有「社會部長谷正綱、市黨部主任委員陳訪先等」，「由康澤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致開會詞，繼由谷正綱演說」。在川東師範和沙磁區兩處的分區紀念活動中，有潘公展、張治中、譚平山等國民黨官員以及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等演講。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一些國民黨要人也曾發表五四「青年節」的紀念文章，如１９４０年５月４日，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陳誠發出告全國青年書；１９４１年５月４日，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也發表紀念五四文章，並提到當日為「青年節」。綜上可知，把５月４日作為「青年節」，在國民黨官方及國統區教育界和青年界有廣泛的影響和認可度。可以看出，國民黨也主要是從愛國和團結的角度來談論五四運動意義的，這也許正是國共兩黨能不約而同地把五四作為「青年節」的思想基礎，反映了在全民族團結抗日的社會大背景下兩個對立政黨的共同選擇。不過，在共同選擇的表象下，也隱藏著兩黨在五四闡釋上的深刻分歧。如《中央日報》社論認為，五四運動發生在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長後的第三年，「依歷史的眼光來分析，那時候之所以會有『五四運動』，與『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直接間接，都可說是受著本黨革命精神所領導」。所以社論號召青年「以實際行動去打擊那些背叛三民主義或曲解三民主義的漢奸國賊」，「一律緊緊的團結在三民主義的信仰下」。可見，與共產黨把五四運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一樣，國民黨官方也明顯在把五四運動拉向自己一方，認為五四運動是受三民主義革命精神影響的國民革命鏈條上的一個環節，以此號召青年團結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

總的來看，在抗戰的大背景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同時把５月４日設立為「青年節」並開展相關紀念，均是為了發揚五四的愛國精神建立青年的統一戰線。「青年節」的設立，強調了青年在民族救亡中的地位，因此成為動員青年傳承五四精神、激發青年抗戰熱情的重要途徑，對中國青年運動的發展起著指引和導向的作用。五四「青年節」誕生伊始，得到了全國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擁護。

二、一種名分，兩個日子：國民黨重定「青年節」

如上所述，從１９３９年開始，在國統區、淪陷區以及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很多地方都舉行了對五四「青年節」的宣傳和紀念活動。然而，在１９４２年五四紀念日來臨前夕，國民黨中央突然宣布：「『五四』將屆，中央各機關以『五四』在歷史意義上雖甚重大，但非法定紀念日，更非青年節，特電各省市，本年應不舉行紀念會。至定何日為青年節，正由有關機關會商中。」其中非常明確地告訴人們：５月４日不是法定的紀念日，更不是「青年節」。關於國民黨官方否定將５月４日作為「青年節」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與國民政府的紀念日體系有關。國民政府制定的官方紀念日，基本都是與國民黨領袖、歷史有關，例如國父誕辰日、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植樹節等。換言之，這些紀念日背後的政治記憶是國民黨所獨有的，這些紀念日的制定有利於維護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但五四運動背後的政治記憶則與國民黨相關甚少，並不屬於其紀念日體系。」也就是說，五四運動不能代表國民黨英勇奮鬥的歷史記憶。這一分析無疑是很有道理的。不過，五四運動背後的政治記憶「與國民黨相關甚少」，只是回答了在國民黨方面看來五四運動「不是什麼」的問題，而關於在國民黨官方的認識中五四運動「是什麼」的問題，也需要做出分析。

其一，國民黨最高當局到底怎樣看待五四運動。對此，可以通過考察蔣介石對五四的看法來分析。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之前，蔣介石几乎沒有公開地正面評論過五四運動，但進入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也即抗戰中期，在一些文章和講演中，他開始明確發表自己對五四的看法。１９４１年７月９日和１０日，蔣介石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與監察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站在保守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對新文化運動介紹西方思想文化、反對封建禮教、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等，統統給予了批評：「當時所有的新文化運動在他所標揭的『民主』與『科學』兩大目標來說，其本身簡直是完全失敗！不僅失敗，而且將我們中國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與倫理哲學，完全鄙棄，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與各種異端邪說，一齊傳布出來，反而使中國真正的文化，陷於無形消滅危險！」他認為，「現在一般青年許多都沉溺於物慾，只圖個人自私與享受，這就是我們教育與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惡果，所以我們觀察過去和現在的文化運動，實際上不是愛人的而是害人的，不是愛國的而是禍國的！像這樣的文化運動，對於國家民族與人類社會，簡直是一個大罪過！」這些看法在蔣介石於１９４３年春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中得到了進一步展開。在談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時，他對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給予了積極評價，指出五四運動是國家民族情感對軍閥喪權辱國的抗議。他表示：「這些國恥，違背我國民的希望，侮辱我國民的自信，激起我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五四運動就是這種要求最鮮明的表現。」然而對於新文化運動，他基本上持否定態度。除了繼續抨擊中國國民盲目學習西洋文化，「在不知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破壞和「侮蔑」了中國固有的民族道德與倫理哲學，從而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組織和秩序的混亂之外，他還對五四後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表示了極大不滿，指責它們是「外來的異族文化」，沒有給中國傳統文明以適當尊重，這正是中國人喪失民族自信心的原因。他認為這些西方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的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在這種風氣之下，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才易於實施……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 。

很顯然，國民黨官方對五四的評價是比較低的。國民黨讚賞五四政治運動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精神，但由於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後特別是到抗戰期間，伴隨著國民黨官方文化保守主義思想的發展，傳統文化重新獲得了至上的權威，所以對新文化運動則認為其反傳統精神和個人主義的訴求等破壞了中國固有道德，更重要的是，它引進了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造成了中國的政治分裂。

其二，作為一個執政黨，國民黨不把５月４日作為青年的節日，明顯還有遮蔽和淡化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防止青年干政的意圖。五四運動是一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運動，即是抵禦外侮的民族主義運動，又是對內抗議政府黑暗統治的群眾運動。１９１９年以後，學生運動一度成為影響國民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國共兩黨為實現各自的政治目標也一直在爭奪對學生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在國共政治鬥爭異常激烈的時期，出於對共產黨鼓動民眾運動的警惕，國民黨深恐學生被動員起來危及其統治秩序。對學生運動的限制成為國民黨執掌中央政權以後，由於「不信任任何非政府發動和控制的政治運動，而對學生鼓動者中有少數共產黨人的事實又過分敏感」，採取的一貫態度。１９４２年５月４日，《大公報》社評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央以五四非法定紀念日，特電各省市，勿舉行紀念會」，「當然是無取於學生干政之風」。這一點從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後期國民黨對青年學生的「諄諄」教導中可以看得更清楚。由於認為一些五四紀念活動是「若干野心份子」假借五四紀念，「煽動一般青年不滿現實與反抗政府的情緒」，國民黨中央反覆告誡青年：五四運動雖是由青年倡導發動的政治與文化運動，但是青年應認識到，「今日之時代，已非『五四』之時代可比，『五四運動』之口號，已不足以充作現階段青年運動的綱領，更不足以滿足建國時期國家民族對青年的需求」，同時，由於時代的進步，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後對青年運動的領導，實在已經遠非『五四』時代的青年運動所可比擬了」。這就很容易明白，國民黨不讓紀念五四，根本目的在於防止有人藉機重演五四時期反抗政府的運動，而否認五四為「青年節」，實際上也即是要把「青年節」與五四精神相脫離。

總而言之，在國民黨官方看來，在文化方面，五四運動不符合其保守主義的文化建設理念；在政治方面，五四運動不符合其維護統治秩序的需要。由此就不難理解國民黨為什麼不願意把５月４日設定為青年的節日了。然而，青年畢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群體，也是執政的國民黨必須努力爭奪的對象。為了有效地動員青年，促使全國青年認同其合法性，國民黨官方決定將「青年節」這樣的重要節日歸屬於自己名下。１９４３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在重慶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重新選擇青年節日。在第七次大會上，提出了７種關於青年節的主張，經蔣介石裁定，正式確定每年陽曆３月２９日（黃花崗起義烈士紀念日）為「青年節」。大會通過的決議案《請規定青年節日期案》指出：「為激發青年的革命情緒，使其效法革命先烈的精神，經奉核定以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對國民黨而言，同為青年所發起的運動，黃花崗之役與五四運動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歷史是屬於國民黨的，「放在國民黨觀點『國民革命』歷 史 進 程 下 觀 察，定 三 二 九 為 青 年 節 對 當 權 者 而 言 更 具 有 承 先 啟 後 的 意味」。也即是說，把３月２９日定為「青年節」，就可在當下的青年運動與黃花崗起義之間建立起一脈相承的精神聯繫，從而把青年運動納入到國民黨所宣稱的「國民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從對「青年節」的重新設定和意義闡釋，可以看到國民黨官方對青年的爭奪以及對青年的期待，其中的意味無疑是複雜的。

三、一個日子，兩種名分：五四「文藝節」的設立

自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４年的三年間，５月４日在國統區是沒有什麼節日名分的。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６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重慶舉行成立六周年年會，會議討論的提案之一是「請定五月四日為文藝節，以利文藝發展案」。由於這次會議的參與者不僅有文化及各界名流，還有梁寒操、潘公展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重要官員，而且，「文協」本身就是一個半官方的文藝家組織，時任「文協」秘書長的老舍曾多次談到，「文協」的各種工作，大部分是政府委託的，「絕對受政府的支配，補助。受政府的委託，做政府要做的事」所以完全可以說，「文協」關於五四「文藝節」的提議有一定的官方色彩。

不過，如果因為１９４９年後台灣地區把５月４日定為「文藝節」，就斷定抗戰時期的重慶國民政府採用了「文協」的建議，明確把５月４日改定為「文藝節」，恐怕有些絕對。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見到當時以國民政府名義頒布的認定五四為「文藝節」的文獻資料，而且從整個２０世紀４０年代，特別是４０年代中後期國民黨官方對五四紀念的情況來看，國民政府並沒有以「文藝節」的名義組織有關的五四紀念活動，這從國民黨《中央日報》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每年５月４日發表的五四社論即可得知。除了１９４２年５月４日的社論與五四無關外，從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８年，《中央日報》在其他８年的５月４日發表與五四運動有關的社論，標題分別為：《「五四」勖青年》（１９４０年）、《青年報國之大道》（１９４１年）、《國民革命與五四運動》（１９４３年）、《青年運動的又一階段》（１９４４年）、《展開現階段的青年運動》（１９４５年）、《「五四」精神之發揚》（１９４６年）、《蔡孑民先生的警語》（１９４７年）、《念五四·看今日》（９４８年）。雖然１９４４年「文協」確定５月４日為「文藝節」，但在其後的社論中，並未見一篇以文藝為主題，文中也未見到「文藝節」的字眼兒，說明官方並沒有主動組織對「文藝節」的紀念。相反，國民黨中央雖然不以５月４日為「青年節」，而耐人尋味的是，８篇社論主要以青年學生為言說對象，主題都是要為青年指出一條走向「國民革命」的成長道路，強調青年一定要擔負起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

能夠把５月４日作為「文藝節」進行公開紀念，對於時刻在謀求自己合法性地位的中共而言，卻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事實上，左翼文化人對五四「文藝節」的設立和紀念遠比國民黨方面表現積極。在確定５月４日為「文藝節」之前，文藝界曾有兩次其他的關於「文藝節」的選擇。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７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正式成立。次年４月９日，「文協」在重慶舉行年會，大會規定，每年「文協」成立之日（即３月２７日）為中華文藝節。延安文藝界的抗戰團體也曾決定設立魯迅誕辰紀念日８月３日為「文藝節」。陝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於抗戰爆發後不久，自從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後，即改名為全國文抗的延安分會，或稱延安文抗分會。１９４１年８月３日，延安文抗分會在楊家嶺召開第五屆會員大會，到會會員６０人，來賓包括中共中央代理宣傳部長凱豐等１０餘。大會提案之一是「歐陽山等三人提議的『請邊區政府決定並轉呈國民政府頒布八月三日為文藝節』一案」。經過討論，「大家一致原則通過」，並且討論了具體辦法。《新華日報》也曾記載，這次大會「一致通過了建設全國文抗總會並請政府明令規定八月三日魯迅先生誕辰之日即為中國文藝節日」。但是，不論是「文協」成立紀念日３月２７日，還是魯迅誕辰紀念日８月３日，這兩次關於「文藝節」的討論和提議並沒有產生大的社會回應，每年均未見以「文藝節」名義所開展的紀念活動。

然而，在「文協」把５月４日定為「文藝節」後，情況明顯不同。從一開始紀念五四「文藝節」，左翼作家就表現得比較活躍。此後每年的「文藝節」紀念，左翼文藝工作者日益成為主體；在紀念主題上，也日益傾向於配合中共的民主運動。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文協」在重慶舉行７周年年會暨第一屆文藝節紀念會，到會者有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風、巴金、曹禺、臧克家、張恨水、孫伏園等百 餘人。郭沫若在講話中說：「在今天慶祝文藝節，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責任加到我們頭上來了，感到責任更重了，沒有民主，文藝與科學不能發展。」王芸生講話的要點是：「文藝界既定五四為文藝節，就應該從今天起繼承五四精神，要有青年氣，要有些爆炸力，國民黨五四以來有意無意地在復古，抹殺了新的文化，這是值得當局來檢討的。希望今後作家有寫作自由思想自由。」當天，「文協」在成都、昆明等地的分會也都舉行了大規模的慶祝「文藝節」聚會 。「文協」還專門發布《紀念文藝節公啟》，指出：「五四運動的口號，科學和民主，不但開發了那以後的中國人民的光輝的英勇的鬥爭潮流，而且依然是今天的中國人民的光輝而英勇的鬥爭方向」，所以，「文藝節的紀念應該放在人民的爭取民主生活的偉大的鬥爭目標上面」。

與此同時，「文協」的會報《抗戰文藝》還出版了「文協成立七周年並慶祝第一屆文藝節紀念特刊」，其中刊載了老舍的《文協七歲》、郭沫若的《人民的文藝》、茅盾的《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徐遲的《我們呼籲民主》、馬宗融的《用文藝作為武器來爭取民主的實現》等文。這些文章與《紀念文藝節公啟》一樣，大多把紀念五四「文藝節」與爭取科學和民主結合起來，號召作家在文藝上爭取民主。如茅盾的《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說：「今年我們是在『五四』這紀念日慶祝我們的文藝節了。『五四』作為文藝節，這表示承認了新文藝運動二十五年來無可否認的成就，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這一個節日定的也還恰當；然而『五四』可以標示文藝的新生，文藝的新生實未足包括『五四』運動的一切內容。如果狹義地只把『五四』看作一個文藝運動，或者甚至於當作一個『白話文學』運動來看，那就是縮小了『五四』的意義，同時也就會模糊了新文藝運動的精神和使命。」他強調：「從歷史上看，一種新的文藝運動必然根源於新的思想運動，而同時又為其先驅。中國的新文藝運動也不是例外。民主與科學，是新文藝科學之所在，同時，發揚民主與科學也就是新文藝的使命。」

可以看出，第一屆「文藝節」慶祝會和相關紀念文章，均把紀念五四與爭取民主聯繫起來，明顯在配合當時共產黨發起的向國民政府要求民主的政治攻勢。從對「文藝節」紀念的重視程度以及這些紀念活動的主題和紀念文章的內容來看，我們不難推知中共的政治與文化策略的背景因素。郭沫若在１９４８年回憶「文藝節」的起源時說：「對日抗戰發動後的第二年（一九三九年），當時的政治中心在武漢，國民黨反動派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曾經把『五四』規定為青年節。揆其居心，是想霸佔這個紀念日，使它法西斯化，但沒有化成功。到了第二年，政治中心轉移到重慶，青年節改定三月二十九日的黃花崗紀念日，『五四』便被拋棄了。有幾年光景，『五四』成為了禁日，只好偷偷的被紀念。誰要紀念『五四』，誰就是『異黨份子』，有資格進集中營或勞動營的。到了一九四五年，一部分文藝工作者相當巧妙地把『五四』定為文藝節，才把它公開地保存了下來。這層可得到了統治者的默許。因為這樣把『五四』精神限於文藝，在統治者文藝觀之下，是等於把『五四』閹割了的，而同時還可以替統治者把猙獰的面目粉飾了一下，表示他也並不根本拋棄『五四』。因此，今年的『五四』在一部分的文藝工作者還稱之為『第四屆的文藝節』，其實這是有點僭妄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說：「在那時是文藝界的朋友們膽子比較大，把這個禁日定為『文藝節』，把它保存了下來」，「把五四定為『文藝節』，認真說是把五四的意義縮小了，反動派是可以容忍的」。從這些話語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知道，把「五四」定為「文藝節」是「一部分文藝工作者相當巧妙」的策略，而這「一部分文藝工作者」無疑就是左翼作家，因為當時文協的理事會和秘書處中，郭沫若、茅盾等左派人物佔據多數，把「五四」定為「文藝節」肯定與他們的努力密不可分。左翼作家陳白塵在１９４７年紀念「文藝節」的座談會上也曾說：「青年節原來是定在『五四』的，但自從把青年節改到三月二十九，『五四』便被人打下冷宮，文藝界便把這日子『接收』過來了。但我總以為『五四』不是文藝界所應專有的，我希望有一天還給大家。」在題為《文藝節懷舊》的紀念文章中，他又意味深長地說：「文藝節定在『五·四』，當然是有深意的。人家企圖把這個日子從記憶中抹去，而文藝界卻如獲至寶地將之接受過來。在此時此地，還有什麼日子更適宜於文藝節？但我有時會想遠了，『五·四』不能為文藝界所專有，如果有朝一日，『五·四』還原給『五·四』，暫時接管的文藝節則似乎應把『五·四』歸還原主而另選黃道吉日了。」可以得知，把「五四」設定為「文藝節」，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國民政府不準把「五四」作為「青年節」紀念的一種補救措施。把「五四」設立為公共的節日，可以最大限度地動員民眾參與，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達到特定的政治效果。

四、一個日子，兩種紀念

５月４日應設為什麼節日？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凸顯了人們對政治問題的不同態度。很明顯，把「五四」設定為「青年節」與設定為「文藝節」，塑造的是不同的社會記憶，也表達了不同的政治價值理念。因此，「五四」該是「青年節」，還是「文藝節」，很快成為當時國共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內容之一。１９４２年，國民黨官方在五四「青年節」問題上的驟然變化，延安的《解放日報》很快進行了報道：「政府當局忽通令各地有關機關及團體，不準舉行紀念『五四』的遊行示威、群眾集會及其他紀念儀式，且指明『五四』為共產黨的紀念日，應嚴加戒備……」「自民國廿九年（應為廿八年———筆者）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先後定『五四』為中國青年節日後，西安三民主義青年團每屆此日，即舉行擴大紀念……今年亦照例進行籌備之際，忽接西安辦公廳緝私處電令以『五四』為非法定紀念日，應即停止各種紀念儀式進行之籌備事宜云。」不過，也許為了維護團結抗戰的大局，或者考慮到國民黨方面的禁令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很難產生效力，延安方面並沒有展開宣傳反擊，除了《解放日報》這一報道，並未見任何評論性的文章或言論。而且，國民黨中央禁止以「青年節」名義紀念「五四」，並沒有影響中共方面對五四「青年節」的紀念。５月，重慶的《新華日報》仍然多次出現紀念「青年節」的字樣。中共領導的各根據地也堅持以自己的方式來紀念五四「青年節」，紀念活動依舊搞得轟轟烈烈，如在延安，１９４２年５月４日，第四屆五四「青年節」紀念大會在八路軍大禮堂召開，各機關、學校、團體的男女青年有二千多人參加。此後每年５月４日，延安仍然以「青年節」的名義紀念五四。

對於國民政府法定的３月２９日「青年節」，《新華日報》只在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９日第一屆紀念時，發表社論《發揚黃花崗烈士的革命精神》以及《蔣主席告青年書》、鄧初民的《今天中國青年應該拿什麼紀念黃花崗先烈》等文章以示響應。但是到１９４５年第二屆時就未再出現當天為「青年節」的字眼兒，只刊載了一篇紀念「黃花崗先烈」的時評。此後則沒有任何紀念黃花崗烈士的文字發表。

在國民黨內部，「青年節」應放在哪一天，也並未完全達成一致。據記載，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討論「青年節」問題時，「有主張擇定七月九日，有主張擇定三月二十九日，亦有主張擇定五月四日者，互相辯論，情緒至為激烈」。一句「互相辯論，情緒至為激烈」，反映了國民黨內部在「青年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說明在國民黨內有一部分人是主張把「青年節」定在５月４日的。而且實際上，即使在國民黨中央發布了禁止把五四作為「青年節」紀念的通令後，在一個時期內，仍能在其官方報刊上發現一些紀念五四「青年節」的字樣。如１９４３年５月４日《中央日報》在為數家出版社和書店登載的圖書廣告中還出現有「紀念『五四』青年節，門市廉價一天」的說法。更有甚者，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門的刊物《文化先鋒》在１９４３年還曾把五四作為法定的「青年節」紀念日予以介紹。《文化先鋒》在１９４２年９月創刊於重慶，由李辰冬任主編，國民黨中央主掌宣傳的文化官員張道藩做發行人。該刊物創刊不久，就開始連載徐貢真的《建國曆詳解》一文，一一介紹民國建立後各個法定紀念日的來歷及紀念辦法，其紀年以中華民國年號為本，紀事也多記錄有影響的大事。在該刊第２卷第５期上，作者仍把五四作為「青年節」單獨立目。文章先用５００多字介紹了五四運動的經過及其政治和文化意義，接著說道：「此後國民政府以其富有革命精神，特規定是日為『中國青年節』。」關於「紀念辦法」，文章指出：「中央無明令規定，各校學生，每屆是日多自動集會紀念，各級黨部亦多集會紀念，並印發宣傳品，以發揚『五四』革命精神。」該期《文化先鋒》於１９４３年５月１日出版，正是國民黨中央發出禁止把五四作為「青年節」的通令後整一年。在禁令發布一年後仍然把五四作為法定的「青年節」給予介紹，這說明國民黨內部在「青年節」問題上的認識並不是完全統一的。

國統區的一些高校也依舊沿襲五四「青年節」的稱呼和紀念辦法。如抗戰爆發後從福州內遷到南平的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在１９４３年仍以「青年節」名義舉行了對五四的紀念。這年４月２０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直屬華南學院青年團分團部籌備處召開幹部會議，決定從５月１日至７日開展「青年運動周」。其中對於五四紀念，決定舉行「青年節」紀念會、參加主題為「青年如何研讀《中國之命運》」的五四青年講座、參加南平各區隊化妝火炬遊行等活動。分團部籌備處主任陳頤還為該校校刊撰寫了題為《青年團運動獻詞———謹獻本刊紀念莊嚴神聖的青年節》的紀念文章。

５月４日，既是「文藝節」，又是「青年節」，這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後期中國政治處於分裂狀態的多元統治格局中形成了「一個日子，兩種紀念」的有趣現象。在國統區，文藝工作者以「文藝節」的名義紀念五四，而一部分青年特別是一些高校學生仍以「青年節』來紀念五四。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仍以「青年節」進行紀念，而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報刊上，則既紀念「文藝節」，又紀念「青年節」。如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新華日報》在同一版所發的紀念五四文章中，就既有紀念第八屆中國「青年節」的，又有紀念第二屆「文藝節」的。不過，這些文章的主題都是號召爭取民主政治，反獨裁、反內戰等。在香港九龍，學生和文藝工作者也各自過著自己的節日，如１９４７年５月４日，港九許多學校分別舉行五四「青年節」紀念晚會，而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港澳分會、港九劇協、香港歌協則聯合舉行同樂晚會，慶祝他們的「文藝節」。此時，紀念節問題呈現出了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態勢。國共雙方均借古喻今，國民黨借它的「青年節」宣傳的是「先烈」的革命精神、犧牲精神，與此同時，它默認五四作為「文藝節」，通過強化五四的文藝成績，試圖將五四與文藝聯結而與青年運動脫鉤，沖淡青年反抗政府和干涉政治的歷史意義。在共產黨方面，無論是紀念「青年節」還是「文藝節」，側重宣傳的均是五四作為新民主主義的開端、共產黨源頭的意義以及五四運動中的愛國精神和反抗現有政治秩序的革命精神，進而樹立自己的歷史正義者的形象。１９４６年，劉清揚在紀念五四時說：「今天五四，是我們青年創造出來的光榮日子，是屬於全國人民的。今後全國青年應繼續戰鬥為『五四』未完成的工作而努力，爭取中國民主的實現。」她的話正表達了中共對青年的期望。在抗戰期間以及戰後中國並沒有完全成為一個獨立和統一國家的政治背景下，打著愛國和民主的旗號，是國民政府也無法對之進行公開壓制的，這無疑為共產黨動員民眾贏得了較多的自由空間。

五、五四節日變更的社會反響

《大公報》總編王芸生曾言：「我是五四時代的青年。五四開始啟迪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了新文化，五四給我的恩惠是深厚的。儘管許多先輩輕視五四，我卻決不心服。這或許是我的偏見，我的固執，但無論如何，五四在我的心靈上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這段話實際上代表了五四一代青年的心聲，展示了青年和知識分子深厚的五四情結，五四紀念節問題自然引起了他們特別的關注。國民黨官方變更「青年節」的做法，並沒有得到他們的普遍認同。有學者指出：「當個人在不滿現實狀況的時候總能很快在過去的歷史中尋找到有利於其宣洩情緒的比較點，比如對於憤世嫉俗的個體而言，他很容易就把往昔的某個時空當作生存的黃金時代，由此更加強化了他對強勢的政治記憶刻寫的抵禦。」事實正是如此，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後期，五四節日問題成了民間表達政治見解的一個平台，並成為表達對政府不滿的一個重要口實。其中，對「青年節」變更表示不滿，並堅持在５月４日紀念「青年節」的，主要是一部分高校的學生和教師。

作為自由主義思想的大本營，西南聯大是最早對五四紀念節問題產生激烈反應的學校。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末和４０年代初，聯大的師生也曾熱情地紀念五四「青年節」，如馮友蘭曾於１９３９年發表《論青年節》，１９４０年朱自清發表《為五四青年節題詞》，１９４１年梅貽琦發表《青年節寫給青年諸君》等。１９４０年５月４日，西南聯大在落成不久的新校舍隆重舉行了「五四青年節紀念大會」。屬於五時期學生一代的聞一多認為，國民政府對五四運動歷史的態度是自己心態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把５月４日由「青年節」改為「文藝節」是西南聯大風氣轉變的關鍵。據他回憶，抗戰剛開始時，「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在學校西遷過程中「彷彿大家都覺得上面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面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只希望到昆明後，有一個能給大家安心讀書的環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談，甚至也不大想政治問題」。到昆明後，「一般說來，先生和同學那時都注重學術的研究和學習，並不像現在整天談政治，談時事」。「《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應為１９４３年改為青年節———筆者），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１９４４年４月下旬，日本發動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聯大一部分學生和教師受此刺激，紛紛認識到「政治不民主，便無法抗戰」，他們以紀念五四為契機，發泄對政府當局的不滿。在５月３日紀念五四的晚會上，一個重要提議就是「要求以行動來擔負起青年學生的任務來紀念五四；要求政府恢復五四為青年節」。「對政府把三·二九改成青年節，大家表示無限憤慨」，認為「是毫無理由的」，「幾年來壓制在反動統治底下的聯大民主運動開始抬起頭了」。從這時起，大後方民主運動蓬勃高漲起來，聯大民主運動也躍進到了一個新階段。可見，蔣介石直接地與五四的反傳統作對，並反對學習西方文化，對知識界造成了很大衝擊。而蔣介石的這種態度，卻只能把那些對五四懷有某種崇拜情結的「革命」青年更快地推向中共一邊，並使得一些自由知識分子也對他產生了更深的疏離感。 抗戰結束後，伴隨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加劇，以及內戰造成的民不聊生的局面，五四節日問題更成為知識分子表達對政府不滿的一個發泄口。民間普遍認為，國民黨把「青年節」從５月４日改在３月２９日，是「因為五四運動是學生反對政府的運動」，「但是人民 卻偏不肯 忘記五四，從 去年起（指１９４５年———筆者），定五月四日叫做『文藝節』」。１９４７年，滬江大學教授蔡尚思在其《劃時代的五四運動》一書中指出，「應該把青年節移到五四，表示五四是學生的一個最光榮的節日。至於現在的文藝界把『五四』規定為『文藝節』，這也未免太看小了『五四』，『五四』豈是『文藝』所能代表？」他還強調：「上層的少數人，最怕大眾來紀念這個節日，所以不肯把『青年節』移到『五四』，殊不知，如果愈像五四的時代，大眾自然愈要來紀念它；如果同於五四時代 的惡劣事 實都消 滅了，大眾 自 然會漸漸 的 忘 記 它了！」歷史學家吳晗也發表文章，批判國民黨當局改定「青年節」。他寫道，「官定的節日里（即３月２９日「青年節」———筆者）除了照例的『聖訓』和陳詞爛調的宣言以外，就只能用點名制度，強迫一些小學生來點綴，收買一些落水文人來捧場，冷冷清清，凄凄戚戚。而到了『五四』這一天，儘管壓力高，封得緊，鎖得緊，全國青年，全國文藝界，還是喜愛這日子，用最大的熱忱和努力來紀念。儘管在不蔽風雨茅草房裡，在露天的廣場上，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用語言、用文字、用詩歌、用戲劇，喊出了寫出了自己的聲音」。１９４７年５月，上海《觀察》雜誌刊登了一篇署名龍佐吾的讀者來信，認為，「『三二九』的精神在掀起民族革命，而『五四』的精神在推動民主思潮」，兩者在歷史上都有劃時代的功績。他對執政者不重視五四表達了明顯的不滿：「各國都在奔赴著民主的坦途，而我國卻正沉醉在內戰里；各國的人民都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下活躍，而我們卻處處受著嚴重的威脅。」因此他認為，國民黨方面將三二九定為「青年節」，是「為了轉移目標，灌輸狹義的民族主義」，「是在黨化五四運動的精神」。「統治者太聰明了，連這一點可以回憶的美夢也想把它消減得乾乾淨淨，迫使每一個人都丟了現實去狂舐著死難者的枯骨，這怎麼叫我們現時代的人甘心呢？」所以作者呼籲，「我們要從新的段祺瑞手裡，搶出『五四』這個輝煌的日子」。１９４８年５月４日，天津《大公報》社評也強調：「如果四四是兒童節，今天應該是理想的『青年節』。五四使中年人，特別今日已成為『當局』的中年人畏懼，因為它帶來的聯想是學潮，是群眾運動，是由對現實不滿而硬下手改變現實。對於青年人，這個日子代表的卻永遠是光榮，是興奮，是進步的奮鬥，是束縛的解放。」可見，在很多人看來，「青年節」的變更是國民黨為了加強專制統治、壓制民主和科學精神、壓制學潮的做法。 １９４７年五四紀念日前夕，作為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期間曾被捕過的學生之一，北大政治系主任錢端升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了自己當時的經歷，同時又對五四紀念的「沉寂」感到不滿，他說：「尤其在抗戰中，三十二年出現了改三二九青年節的命令，政府已然不要五四運動了」。他希望「今天既不右傾，亦不左袒的中間分子要團結起來話」。五四紀念日來臨之際，位於北平的北大、清華、燕京等高校都有盛大的「五四」周。北大是五四的發祥地，紀念活動尤為熱烈，許多學者和五四親歷者參加了紀念活動。曾在五四時期被捕過的周炳琳在演講中憤慨地說：「孫先生（指孫中山———筆者）很看重青年運動，在改組國民黨時，吸收了各種思想不同的志士。但後來國民黨清共，好多有為的青年都遭了殺身之禍。中年人利用了青年人，青年人的犧牲最慘重……先是中年人讚美五四，現在連青年節也要讓給『三二九』。五四本身是一股怒潮，出於年青人的敢於犯上作亂。現在的中年人怕青年犯上作亂了！這是後退，而不是前進。」

１９４７年，首都南京的高校師生也對五四進行了熱烈的紀念。５月４日下午，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國立音樂院、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等５所高校在中央大學大禮堂聯合舉辦了五四紀念大會，參加者達３０００餘人，有多位學者上台發表講演。其中，作家許傑在講演中指出：「五四運動的意義一向被人歪曲，開始目為新文化運動，後來改為青年節，再後連青年節也不要，文協才撿過來定為文藝節。實際上，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要轉變，不僅代表學生運動，新文化運動，而是代表整個歷史的轉變，代表中國人民要求翻身的開始。」大會最後發表宣言，提出了６項國是意見：一、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二、反對政府非法逮捕人民，非法查禁刊物；三、政府應立即實行民主政治；四、政府應採行獨立外交，不作任何國家附庸；五、遵循政協途徑，實行政協決議；六、發揚科學精神，建設新文化。演講結束後，會場齊唱五四紀念歌兩遍，並高呼「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反對政府非法逮捕人民」的口號，情緒極度熱烈。可見「五四」已經成為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向政府要求民主的一個政治符號。

六、結語

通過設立紀念節的方式來紀念「五四」，是傳承和重構「五四」記憶的重要途徑。1939年，當國共兩黨共同把５月４日作為「青年節」來紀念時，「五四」是動員青年團結一致反對日本侵略的一面旗幟。隨著抗戰時期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官方文化保守主義的發展，並為淡化五四的政治色彩，防止學生干政的發生，１９４２年國民黨中央又明令五四「非法定紀念日，更非青年節」。為建構國民黨英勇奮鬥的歷史記憶，把青年運動納入「國民革命」的歷史進程中，１９４３年三民主義青年團另選３月２９日為「青年節」。作為一種補救措施，在左翼文化人的推動下，文藝界則於次年定５月４日為「文藝節」，並得到國民黨官方的默認。這樣，五四紀念節問題和官方、民間的五四紀念活動一度出現極度混亂的狀態。從紀念日的設定和相關紀念活動的開展，可見不同政治集團和社會群體對不同的五四記憶的爭奪較量。

誠如有學者指出的，「政治記憶是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建構和維繫的重要基礎，並且由於政治記憶和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即規則、法律和民意之間具有範疇和價值上的高度一致性，使得政治記憶成為爭奪合法性的主要戰場。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紀念節問題就是藉助政治記憶刻寫進行合法性爭奪的生動事例。紀念作為塑造集體記憶的重要途徑，它所傳承的歷史記憶是一個再建構的過程。通過召開紀念大會、座談會或演講會、編演節目、撰寫回憶或紀念文章、參觀歷史遺址等一系列制度化、程式化的活動來還原歷史場景，共同回憶和想像其中蘊含的政治文化，使異質的記憶被淡化以至消除，符合現實需要的政治文化被揭示和製造出來，並得到傳播和強化，這就是紀念的意義。所以，紀念不純粹是為了懷舊，更是為了賦予歷史與時俱新的精神價值，創造諸如「政治集會、遊行動員、效忠表態、思想灌輸等等足以令官方宣示統治神聖性、正當性的時空場域」。顯然，把５月４日設定為「青年節」與設定為「文藝節」各自選擇性地賦予了五四特定的象徵意義，彰顯與遮蔽了五四的不同內涵，塑造的是不同的社會記憶，昭示著不同的價值導向，其背後都隱藏著強烈的政治暗示，蘊含著對政治合法性的爭奪。國民黨中央試圖憑藉國家權力通過更換「青年節」來壓制青年對五四的紀念，強行修改青年和知識分子的社會記憶，構建對「國民革命」政治文化的追溯和繼承，強化政治認同，以期打造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基礎，與此同時，又不斷加強國民黨獨裁統治，堅持內戰政策，這自然引起青年和知識分子強烈的心理逆反以及對國民黨官方情感上的疏離。中國共產黨則通過五四節日的設定和紀念活動，強調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和反抗強權的革命精神，以樹立形象，表達政治訴求，為當時充分地發動青年和其他民眾投身到實際的爭民主、反內戰等政治鬥爭中尋找歷史合法性。

（參考注釋參見原文）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 2015年第8期

圖片來源：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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