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中國40年，日本高級間諜日記里的秘密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海軍軍令部命令宗方小太郎從煙台撤回上海的密信（此圖注系甘慧傑先生擬定）

清末來華的日本高級間諜宗方小太郎潛伏中國近40年，為日軍提供了詳實的情報及對華方策，甚至直接影響了甲午中日戰爭的戰局走向，其在日記中記錄了大量為日軍刺探的情報內容，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蓄謀侵華的新證據 。近日，《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塵封90多年後終於公之於世，值得每個中國人警醒。

一個潛伏中國40年的日本間諜，這很像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情節。這個名為宗方小太郎的高級間諜在歷史上確有其人，而且因其給日本海軍提供了大量關鍵情報，被學者稱為「影響甲午戰爭以後整個東亞歷史走向的人」。作為一個縝密的諜報人員，宗方小太郎將情報獲取的來龍去脈寫入日記，在今天來看，這些記錄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日本軍國主義蓄謀已久全面侵華的新資料，印證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對華侵略的史實。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聯合舉辦《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新書首發式，將這塵封90多年，近170萬字的「孤本」史料公之於世，從中可以看出以宗方小太郎為代表的日本間諜群在近代日本侵華過程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關鍵情報影響甲午戰局

「宗方小太郎日記的出版，或許可以改變人們對於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原因的一些舊有認識。」這是翻閱過《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的專家學者們普遍的讀後感。

上海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在《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序言中開篇便提到：「發生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甲午戰爭，是決定其後五十年間中日兩國國際地位及其發展走向的關鍵一戰。決定此戰日勝中負的關鍵點之一，是日本海軍對北洋海軍戰略意圖的了解，對北洋海軍出發時間、行駛路線的洞悉，從而導致日本海軍對制海權的掌握，導致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日本海軍掌握的這些關鍵情報正是由宗方小太郎偵知與提供的。1894年7月，宗方喬裝成中國人，前往北洋水師駐地威海衛刺探情報。「他一一記下北洋海軍的軍艦、水雷、輪船、炮台的數量、方位，軍艦移動情況，甚至親至北洋軍艦上偵察艦上兵器。他將偵察所得寫成密函，上交日本海軍軍令部，從而使日本海軍掌握了北洋海軍兵力及動態。（熊月之《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序言）」宗方還向日本海軍建議，北洋水師若採取守勢對日軍不利，日海軍必須主動邀戰，尋找與對方主力決戰的機會，為日本海軍制定軍事戰略提供了非常關鍵的參考。由於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宗方還破格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見，成為日本國內公認的國士級別的人物。

122年前的4月，《馬關條約》簽訂，其條款制定與宗方也有莫大關聯。甲午戰後，宗方曾向日本海軍省提交一篇《對清邇言》，談及戰後的對華方策。他竭力建議日本政府要求中國政府巨額賠款、割讓台灣給日本，並擬出具體壓制中國政府的措施。對照《馬關條約》條款與《對清邇言》可發現，兩者內容相似度極高。另據《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譯者甘慧傑介紹：「宗方做人縝密，情報送出去後會留底稿。日軍投降前夕銷毀了大量資料，其中就包括宗方送給日本海軍的情報，因此《對清邇言》也只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有唯一一份，日本並沒有留存。」

近代日本第一批在華間諜代表人物

歷史學家吳繩海曾說：「如果對宗方小太郎這一特定人物予以剖析，可能有助於我們從一個側面了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從學者的視角來看，宗方小太郎是近代日本第一批在華間諜中最具代表性者，是近代中日關係、甲午戰爭、近代日本侵華等研究領域中不可忽視的人物——他不到60年的生命，三分之二是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刺探情報內容之豐富，活動範圍之廣，活動時間之長，遺留資料數量之大，均為罕見。「只有在史料紮實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史觀，才能做到論從史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王為松說，「這正是《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出版的初衷。」

宗方20歲來到上海，3年後便開始間諜活動。熊月之分析，他之所以會自覺自愿地投身對華情報工作，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當時日本年輕人中瀰漫著向外發展、為國效力的濃重的擴張文化，到中國去從事諜報工作是其中一項。「從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日本在幾乎所有領域裡都儘力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無所不包。」

宗方在中國的公開身份，先後包括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學生監督、漢口漢報社社長、東亞同問書院漢口支部長、上海同文書院代理院長、東方通訊社社長。這些身份讓長期在漢口、上海生活的宗方騰挪移轉，搜集情報，還直接參与了對日本間諜人員的培養。「宗方及其前輩荒尾精等人特別重視長江流域，反映了他們侵略胃口異常巨大也反映了他們對於中國問題的獨特眼光。」熊月之認為，正因為如此，宗方等日本間諜才會將漢口經營成對華滲透的重要基地。

宗方與中國近代許多知名人物有往來。他在日記里記下了對晚清重臣和名人的印象，比如李鴻章、張之洞、文廷式、張元濟、汪康年等。他積極聯絡中國的各政治派別，與維新派、革命黨人、北洋政府多有接觸。宗方曾與梁啟超等在上海四馬路一品香飲酒，議論國事。宗方記述：「梁曰：中國之天下已為滿人破壞，欲挽回國運，不可不脫離滿人之羈絆，云云。」據此記錄，梁啟超在1897年年初已有明確的反滿思想，而在梁啟超公開發布的文章中，從來沒有類似的資料出現過，對於梁啟超思想研究來說，可謂驚人的資料。

▲宗方小太郎利用各種身份，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與近代許多知名人物有往來。這張照片1913春攝於上海六三亭，前排右四為孫文、右五為黃興、左二為宗方

宗方足跡涉及大半個中國，其日記從宏觀到微觀，既包含各地的全年財政收入、軍費開支等數字，還精細地記載了民間物價、水井數量、道路寬度等，從中還可看出他對各地社會經濟價值的評判，對民情風俗的理解；近代中國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如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也在其日記中有詳盡記述。「宗方對自己的行蹤和接觸的人記錄得非常清楚，而且每5到7天就要打報告給海軍，非常勤力。如果能以中國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結合他具體的活動情況或能探究出一些新的信息。」同濟大學教授唐培吉說。也因此故，甘慧傑建議讀者將日記配合下半年出版的《海軍報告》一起看——「這才叫絕了」。

流落於蘇州舊書店的珍貴史料

作為重要史料的宗方日記是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所藏孤本，從收藏到翻譯出版，中間隔了60年，也可謂幾經波折。

「據湯志鈞先生回憶，這批資料是1957年歷史所的歷史資料採購員在蘇州用100元人民幣買來的，拿回來時就是一麻袋雜亂無章的東西，後來才發現極有價值。」甘慧傑說，所里懂日文的幾位老先生將麻袋中的手稿分門別類，按日記、海軍報告、照片、書信等裝訂，加了個封皮，形成了24冊書籍。

至於這些手稿為何會出現在中國？甘慧傑說，這跟資料的前任藏主波多博有關。宗方小太郎於1923年在上海去世，日記隨後被家人帶回日本，1939年宗方的學生波多博為了編寫宗方傳記，跟宗方遺屬借用了包括日記在內的大批資料，帶到上海。「借的時候還立了借條，現在歷史所藏著。」甘慧傑說，抗戰勝利時，波多博並未寫完傳記，這些資料在其遣返回日途中被當時國民政府的海關扣留。上世紀50年代初，中日恢復邦交後，宗方的家人還試圖到中國尋找這批資料，甚至通過原《朝日新聞》社長長谷部忠的關係，拜託郭沫若查其下落，但也無果而終。

▲左圖為宗方小太郎（坐者）與友人合影，據甘慧傑推測，立者很有可能是宗方學生波多博

宗方小太郎史料到了歷史所後，因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被學界關注。早年也有一些歷史學者比如吳繩海、馮正寶試圖對其做小部分翻譯與研究，出過一些成果，但完整的翻譯出版始終無人敢碰。一來因涉及日軍侵華情報，這批史料成了歷史所里約定俗成的「禁區」；二來翻譯難度太大，日記原稿書寫過於潦草，難以辨認，加上宗方時代日文語法與今日不盡相同，翻譯此書至少要具備古日語知識、近代日語知識、日文草書知識與中國草書知識，對翻譯人員的要求極高。甘慧傑從2012年開始翻譯這批史料，每天堅持譯五六千字，但碰到晦澀處，有時一兩天只能譯三五十字，「有些內容估計能把日本人看哭」，最終他尋出宗方小太郎式的書寫規律，用兩年多時間將日記內容全部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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