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書法家，是標準的高薪族！

辛亥革命後，清王朝巢傾卵覆，一大批官吏「下崗」，其中書法技藝超群者，或求經濟和人格獨立，或為生計所迫，都華麗轉身，一躍成為民國書法名家。據《海上墨林》記載，晚清前後聚集到上海的書畫家多達671人。儘管那時國家動蕩，經濟蕭條，戰火紛飛，可是由於他們的加入，卻帶來了中國書法發展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大大刺激了人們購買慾望，促進了書法藝術市場的興盛。因為需求旺盛，那時的書法貴得驚人。

民國初年，離京到滬的陳寶琛、沈曾植、張謇、陳三立、朱祖謀、康有為、曾熙、李瑞清、鄭孝胥等等，以遺老自居，大多以鬻字為生。他們是前清高官名臣、碩學鴻儒，名氣很大，儘管字價很高，但求字者仍絡繹不絕。鄭孝胥為交通銀行題寫「交通銀行」四個字，潤筆為四千兩銀子。1915年刊印的初版《詞源》兩個字，他即收潤筆費500兩。他為商務印書館題寫館名，每個字要兩千兩。

儘管已經寫好了，可是商務印書館要求其題款時註明於「民國某某年」，這下激怒了這位大清遺臣，他當場將墨寶付之一炬，一萬兩白銀就這樣付諸東流，可他毫不在乎。

不僅這些前清遺老的書法價高字貴，而且民國官員的字也價格不菲。那時，不會畫畫可以做官，但字寫得不好斷難當官。此外，武人學文是民國的時風，蔣介石、張鳳翙、張伯英、黎元洪、徐世昌、馮玉祥都寫得一手好字。抗戰時期，國民黨元老吳敬恆在重慶生活困難，便在重慶《中央日報》上登廣告，申明開始鬻字，直到抗戰勝利，回到上海時，還是生意興隆，被人戲稱為「書畫托拉斯」，7年間他賣字得到五六萬塊銀元。

不但這些前清遺老和民國大佬們的字貴，就是李叔同、聞一多、郁達夫、黃炎培、馬公愚等文人學者也賣字，也貴得令人咋舌。學界「狂人」黃侃掛出的書法潤例便是：四尺全張以內八元，寫扇四元/件，榜書每字四元;另聲明為人書作「碑銘墓誌」潤筆另議，有時還要另加磨墨費一成。他為人寫的《九江荊有岩母墓表並篆額》就得到500塊銀元。

我們可以作個比較：

與畫家相比，字比畫貴。畫壇盟主吳昌碩自定潤例時便稱「書畫一例」：堂匾廿兩，齋匾八兩，楹聯三尺三兩、四尺四兩、五尺五兩、六尺八兩，橫直整張四尺八兩、五尺十二兩、六尺十六兩(一兩約1.4元)。而康有為的書法潤例：中堂，七尺者三十元，每減一尺減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楹聯，四尺者十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這遠高於吳昌碩。齊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廠掛單，畫一幅扇面才兩元，而已有盛名的豐子愷一幅扇面也才三元，還都不及黃侃。

與作家相比，寫字甚於作文。民國時期名作家的收入十分可觀。1928年，魯迅在《日記》中提到的所有收入加起來是5472元。但比起寫五個字便得萬兩白銀的鄭孝胥來，還差得遠啊。

與普通工薪族相比，書法家是高收入人群。據記載，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上海一個衛生局的科長月收入在30元左右，一個普通市民家庭月開銷不過50多元;北京租一個四合院，每月僅20元左右。如此看來，民國時期的書法名家是標準的高薪族。

如今，人們常嘆：「好字不如賴畫。」「一流的書法家的筆潤比不上三流的畫家。」究其原因，因為人們已經不用毛筆寫字，對書法的感受和認知欠缺;書法不像繪畫那樣有直觀的形象和豐富的色彩，欣賞書法需要更高的審美能力;江湖上濫竽充數者太多，彷彿最容易當的就是書法家。其實，書法因其至簡也就至難，技術含量極高，最難當的就是書法家，最貴也應當是書法，五年前黃庭堅《砥柱銘》就拍得4.3億多元，創下中國藝術品拍賣的世界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