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50個人能拯救地球污染，他必須是其中一位

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顯示，5月4日早晨北京全市平均空氣質量指數達到500，嚴重污染。

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顯示，5月4日早晨北京全市平均空氣質量指數達到500，嚴重污染。來源@央視新聞

從其他國家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看，只有社會力量積极參与，污染問題才會出現拐點。

文李天驕

5月4日，廣州開啟暴雨模式時，北京正在遭受嚴重的沙塵暴天氣，中央氣象台發布沙塵暴藍色預警，預計空氣質量達到重污染級別。

環境問題已是不可迴避的公共議題，而由此引發的環境保護問題依舊引人深思。從其他國家解決環境問題的經驗來看，只有社會力量開始積极參与，污染問題才會出現拐點。在中國，已經有環保志士先行「出擊」。

由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的創始人馬軍主持研發的「蔚藍地圖」，公眾可以查詢污染源監測數據、空氣質量指數（AQI）、水源質量監控、生活服務指數等關鍵的環境信息，使大家有可能關注身邊的污染源，並參與污染源舉報的可能性，從而倒逼企業達標排放。

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創始人馬軍。攝影|劉浚

這種創新方式讓很多外國友人耳目一新，更讓他們看到了中國民眾和政府對環保的重視與日俱增。「邁向生態文明 向環保先鋒致敬」環保公益資助計劃也在密切關注蔚藍地圖APP，而馬軍也藉此榮獲有環保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成為首個獲該獎的中國人。

在英國牛津領獎當天，馬軍三分鐘的獲獎感言，引得全場兩次起立鼓掌。主辦方給予他的頒獎詞是：

在過去的中國，公眾沒有一個跟蹤和舉報工業污染的途徑，馬軍填補了這個空白。他創建了一個對公眾友好的平台，把政府已經公開的環境信息彙集到這個平台，方便公眾獲取。這樣的創舉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環境監督中去，並且已經有近2000家企業採取措施「凈化」他們的生產。

2017年5月4日早上7點半左右顯示的北京72小時空氣質量狀況。來源蔚藍地圖

5月4日早上7點半左右北京地區的空氣質量指數。來源蔚藍地圖

馬軍置身環保其實已有二十餘年。

25年前他從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新聞系畢業後到《南華早報》駐京站做記者，在此7年間，由於工作關係，馬軍去了很多地方，在實地調研一些河流的污染問題後，滿目瘡痍的環境污染現場，給他帶來巨大的精神刺激。

在山西的汾河谷地，整個寬大的河床上面，沒有任何水流，但一場小雨過後，村莊的河流里湧出「五顏六色」的廢水，整個晉中的谷地，好像一個巨大的調色板，回去之後，馬軍做了案頭調研，發現這些污水中有很多致畸形、致突變的化學物質。

當地百姓的生產生活因此受到很大影響，「水受污染，把井打得深一點，但是他們補貼的錢，只夠打到一定的深度，再污染了，只能承受。」馬軍回憶。

這種日益嚴重的水危機讓馬軍感到無形的壓力，1998年，我國爆發了百年一遇的洪水，馬軍決定把自己一直以來看到的、搜集到的記錄下來，1999年《中國水危機》一書問世。

他在書中闡述中國七大流域面臨的水資源問題及其對流域內經濟、 社會和生態環境構成的威脅，提出中國一些地區可能陷入水危機，分析造成水資源困境的根本原因，倡導對江河生態的保護和對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該書出版後，國內外的強烈反響，使馬軍從一個媒體從業者，成了環保人士。

2006年，作為中國環境保護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和創建者，他領導編寫了我國首個水污染公益資料庫——「中國水污染地圖」和「中國空氣污染地圖」資料庫。通過「水污染地圖」可以檢索到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和超過300個地市級行政區的水質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

5月4日全國水質污染地圖，顏色越深水質越差，綠色為Ⅱ類水質，黑色為黑臭水體。來源IPE

將污染信息公之於眾必然觸及企業利益，馬軍坦言時常受到企業甚至地方官員的施壓。當他試圖與污染方溝通促其整改時，或無視或敷衍或以訴訟相威脅的企業不在少數，其中不乏跨國巨頭。

2011年1月18日，由馬軍牽頭的五家環保組織，在網上發布了名為《蘋果的另一面》的獨立調研報告，報告指出，在供應鏈的職業安全、環境保護等方面，蘋果公司都違背了自己的承諾。換言之，蘋果的供應商中，存在排放廢棄物嚴重超標的企業。

馬軍曾被允許，持攝像機進入一家蘋果供應商的工人宿舍。患職業病女工窩在不足五平米的宿舍里，如地獄般痛苦的場景，讓他記憶猶新，「雙手都在發抖」。

對於蘋果的另一家重要供應商武漢名幸電子，馬軍帶團隊親自去武漢做調研，請漁民在小船上划船，打撈底泥，「一股刺激性味道撲鼻而來。河面是乳白色的，河面下卻是漆黑一片。我們把底泥拿到第三方監測分析，污染數據嚴重超標，是幾千倍的超標。」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回憶說。

在剪輯片子時，剪輯師說不好處理，因為背景里有馬軍的抽泣聲。「當時我很難過，我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手中拿著時尚的IT產品時，能夠理解它背後的環境代價?」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然而，蘋果公司拿到調研報告後，給馬軍團隊的回應是「對供應商，我們的政策是不披露。」為此，雙方的博弈長達三年之久，馬軍在蘋果總部與對方長達5個多小時的對談，成了壓垮蘋果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這之後，他們的整個方向才發生改變。」王晶晶說。

要理解馬軍，這是最重要的背景之一。他與蘋果公司的這場博弈，為他帶來「環保鬥士」的稱號。其實早在2006年5月，他便與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台灣導演李安等一同入選為美國《時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響的100人」。被英國《衛報》評為「能拯救地球的50人」。

然而，初次見到馬軍時，很難從他溫文儒雅的氣質中，看到「鬥士」的英雄氣概。對於保護環境的使命感，將他從一個只具備環保基礎知識的新聞系學生，一步步推向今天的位置。如今，馬軍領導的IPE團隊已經走過10年，馬軍說，「十年不忘初心，只為找回碧水藍天。」

5月4日全國空氣質量指數，綠色為優，黑色為爆表。來源IPE

南都周刊對話馬軍

「一些底線是不容妥協的」

南都周刊：IPE成立已有11年，您從事環保事業20年。IPE這10多年主線其實就是參與治理水污染和空氣污染，從2008年只是傳統的出具報告，到後來「蔚藍地圖」，是一種怎樣的環保思路的轉變？

馬軍：其實這種思路是一以貫之的。我20年前看到了一些環境問題，後來我思考，為什麼我們投入了這麼多資源，環境還沒有改善。思考下來，我發現不僅是技術資金的問題，重要的是缺乏動力，執法不嚴格，背後有地方的保護干預環境的執法，環境訴訟又很困難。

我們要找到一個替代性的手段，去克服這些阻礙。這個替代性在我們看來就是社會的廣泛性參與，而且不但是要簡單參與，還要深度參與，這就需要數據的公開。

到2013年，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倡議，叫污染源全面公開倡議，2013年10月就陸續有一些省把他們的平台搭建起來，但是公眾獲取信息還不太容易。

而在這之前，我們已經在思考移動互聯網的推動意味著什麼。我們研究了是否可以把網站升級成APP，後來實時數據有了，契機來了。這和「兩圖」（水污染地圖和空氣污染地圖）一以貫之。

南都周刊：民眾和政府部門的有效互動在全國普遍嗎？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馬軍：一些地區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政府基於每一條蔚藍地圖的舉報，都可以跟進，在山東基本達到了。我們這邊給予網友舉報的污染源數據，他們能充分地公開這些數據，同時我們還有社交媒體舉報。

南都周刊：你被稱為「環保鬥士」，你怎麼看這種「斗」？

馬軍：大概20萬家在我們監督的企業名錄里，外界會以為我一個小小的機構應對大的挑戰。在工作中，有斗的地方，我們確實畫有自己的底線，一些底線是不容妥協的。另一方面，我們想創造一種良好的環境，只要企業願意整改，我們就能提供這個標準。

我們的工作方法都是合作共贏，試圖去尋找相通點。十年前我們就主要用政府的官方數據，數據在那個時候是十分敏感的，我們需要去建築在一個大家共識的基礎上。

南都周刊：空氣、水質、污染源的監控數據來源於哪裡？如何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如果數據失真，你們怎麼做？

馬軍：對於數據，不僅是在環保，在很多領域都存在問題。最好的解決數據質量的方法就是公開。真正打開這種暗箱，才會帶來一定製約。

舉一個例子， pm2.5的數據，原來空氣質量是80%的城市都是達標的，那時候是每天發布一個日報，日均值在收集之後，經過計算，很多人為的操作空間存在，但是現在變成六種主要的污染物，每個小時，數據監測後國控站直接實時發布，調整的空間一下子被壓縮。

無論如何，數據的質量在這個空間被提升了。實時數據公開後，我們可以拿這些實時的數據去比對手工監測的數據，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是識別過一些問題的。經與當地的環保部門溝通，有一次六家污水處理廠數據造假，最終提出後，得到了回應是六家被罰120萬的罰款。

南都周刊：目前這個APP監控到了多少排污企業？覆蓋率是多少？

馬軍：以前的舉報，都是點對點非公開，從寫信，到打電話，但是微距報和APP的結合，都是公開的。很多時候會形成圍觀的力量，克服執法不嚴。我們是基於數據、科學、法規的排放標準的。

APP上開始有9000家企業，3000家氣，6000家水，現在是12000家納入裡面，現在新的機遇是新環保法和大氣法，提到每個城市應該出現在重點排污的名錄中，根據大氣法，在線數據要公開。

我們也在和各地的環保組織，首先出台這些名錄；第二步，名錄中的企業公開環境信息，現在第一步還在進行中。如果都完成了，會有更多的排放源納入到公眾的視線中，我們叫這個現象是「讓每一個煙囪都公開。」兩部法的實施，讓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機遇。

南都周刊：利用互聯網，尤其是手機APP實時監控污染數據，在國際上應該是比較早的，這為什麼發生在中國？

馬軍：我們是在十年前開始搜集這些數據，但在2012、2013年發現，公開還需要更大的規模，研究中發現中國是所有國家中安裝在線自動檢測設備最多的國家。

發展中國家沒錢，也沒那麼多產業，所以就沒有這些。發達國家，當年走過來的時候沒有這些東西，沒有這些技術，他不必花那麼多錢。在我們國家，幾十億上百億元的花費在這上面，因為數據不可信，環保局不相信企業自己測的數據。

在國外是企業自己測這個數據報給環保局，作為執法的依據。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基礎。十年來，數據沉睡在那裡。有時候我們到環保局做交流的時候，他們也會請我們看他們的平台，直接在電腦上可以看到每一家的排放。但是你問他用這個做了什麼，回答是什麼都沒做，因為這些數據不能作為執法的依據。即便發現有問題，也碰不得。

我們認為，發揮這些數據的作用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它公開。能夠讓更多的民眾都看到這個數據，這是對公共數據的利用。我們做到的是推動這些法規的完善，推動數據的公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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