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的青年們：演講辯論關心國事，周恩來鄧穎超初次接觸

文 | 傅國涌

我曾說過，「五四」是一個值得生活的時代，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有十分豐富的不同側面，不同的人可以追求不同的夢想，不同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去過不同的精神生活。「五四」其實還沒有那麼政治化，只是職業革命家們、林林總總的政治黨派要借「五四」的開放氛圍，將青年人往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引導。在北大求學的俞平伯晚年寫詩念念不忘的就是「五四」的多元，「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北大中國文學門，一個班的同學辦出了三種不同方向的雜誌：《新潮》《國故》和《國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內，既有提倡新文化、新價值的《錢江新潮》，也有針鋒相對的《獨見》。

1906年生於浙江嵊縣的才子胡蘭成趕上了「五四」的尾巴，他在杭州讀中學，呼吸到了那個時代自由和青春的空氣，在《今生今世》《山河歲月》中都透露出了他對那個帶著朝露的時代的欣喜——

「新出的刊物與書，青年爭先買來看，好像早晨上街買小菜蔬果的鮮潔。他們千里求學，跟名教授轉換學校，不在乎文憑。他們的愛情像天上星辰的皎皎，他們的追求理知亦像天上星辰的迢迢……

彼時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學做學生，星期六下午沒有課，日子非常悠長，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覺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靜，而理性到了是靜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於是翻開英文課本來讀，聞聞潔白的洋紙都有一股香氣。」

在他的記憶里，那正是一個有許多好事情要做的美景良辰，當時的年輕女子尤其是女學生穿的是短衫長裙，「衫是天青色，裙是玄色，不大擦粉，出落得自自然然的了。那時的青年是，男子都會做詩，女子都會登山臨水……」

1902年生於湖北棗陽的楊子烈就是短衫長裙的女生，當時在武昌省立女子師範讀書，1919年4月的一天，17歲的她生平第一次讀到一份白話報，那上面不僅有反對二十一條的內容，還有反對包辦婚姻、反對女子纏足和束胸、婦女應當剪髮等令她感到新鮮的題目，看得又悲憤又歡喜，同學傳閱，都一樣的激動。隨著「五四」運動而來的是遊行、演講會、辯論會、遊藝會、演話劇，羅素、杜威到武漢，都曾來她們學校演講，梁啟超到武昌男子高等師範學校演講，她們也被允許前往聽講，還有她們自行解放束胸，撕掉緊背心，剪髮，楊子烈晚年寫下回憶錄《往事如煙》時，這一幕幕都沒有真的如煙而逝。她不久就加入了共產黨，北上繼續求學，從事革命活動，並成為北大學生張國燾的妻子，直到1938年離開延安。

鄧穎超

1904年出生的鄧穎超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讀書，短衫長裙，面容清純，她在中南海曾對史學家王來棣回憶起「五四」時她對新知識的渴望，聽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劉半農等人演講的情景，坦言那時對各種主義的內容並不清楚，最初更接近的無疑是無政府主義思潮。「覺悟社」 成立時，她們每個人抓一個號碼，她抓的是一號，周恩來是五號，所以後來他們以「逸豪」、「伍豪」為筆名，周恩來年齡比她大點，也只有21歲，當時大家都是娃娃。之所以要用代號，帶有「廢除姓氏，割斷歷史」的意思，還帶有一點神秘思想，實際上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讀過一本無政府主義的書，當然對馬克思主義同樣不了解。

也許記憶總是帶有很強的選擇性，往往過濾了那些苦惱、平庸、不愉快的成分，但是，從這些青春男女的記憶里，我們仍然可以處處感受到他們對那個時代的肯定、眷戀和慶幸， 那是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起點，卻不是天上突然掉下來的，而是經過了晚清以來一系列改革所結出的果實，特別是廢科舉，興學堂，受過新式教育的人們開始在中國社會產生影響。胡蘭成的這個表述很貼切，「皆只覺五四時代原是向來的本色，好到使人不起懷舊之感，因為沒有一個舊時代在死滅，然而眼前的已是全新的。」

那本是一個有各種可能性的時代，一個可以包容不同價值、不同選擇的時代。呼吸到新空氣的少男少女，他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一代新人開始成長起來，一個未曾有過的時代就要展開，往哪個方向去，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