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五四精神的國學復興，是歷史倒退！

明天是五四青年節，讓我們和兩位老師一起探討五四精神和國學復興吧！???

致 敬

五 四

缺乏五四精神的國學復興，是歷史倒退！

謝琰

明天是五四青年節。五四的意義，遠不止於影響青年。從根本上來說，五四精神是擁有堅定民族立場的批判精神。五四人講「西化」，和現代有些人鼓吹「西化」，截然不同。前者對祖國，愛之深，恨之切，恰似鞭打自己的孩子。後者對祖國，如棄敝履，如同麻木地經過一個孤兒，留下冰冷的嘲笑，證明自己在智商和道德上的優越感。一個心裡沒有祖國的人，他憑什麼談論祖國的方向？「西化」？那是「私化」！是自己想過更好的日子，於是向能夠提供這種舒服日子的制度或思想，投降。這樣一些人，鼓吹五四，其實是褻瀆五四。

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和思想，可以不經「中國化」而直接改變中國乃至統治中國。而「中國化」的實現，需要極為紮實、深刻的民族立場來驅動，而且需要漫長的時間來打磨。五四精神中的激進因素，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比如有人提倡廢除漢字，現在想來，讓人膽寒！那麼，缺乏堅定民族立場的激烈批判與鼓吹「西化」，更不可取。

最近十年，風氣發生了轉向。「投降」的人，沒那麼囂張了。另一批非常「愛國」的人，開始批判五四，或者用「遺忘」來否定五四。某些瞬間，比如一千個孩子在大操場上給父母洗腳，會讓人想起魯迅先生的老話：「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這樣的荒唐事，與當年楊蔭榆在女校推行「寡婦主義」，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後者教育女生要「婉順」，還不至於一千人在操場表演「在家從父」。中國人用荒唐的方式「致敬傳統」，這方面的想像力向來驚喜不斷。如此「愛國」，真的能復興國學嗎？沒有民族立場的文化批判，是投降，是價值觀的扭曲。而缺乏批判精神的國學復興，是倒退，是愚昧的盛行，是混亂的泛濫。

今天，我要說說當下國學復興潮流中的四大亂象：表演化，技藝化，復古化，宗教化。如此亂象，正是忽略、遺忘五四精神所導致。五四提倡「真文學」，而表演化的國學傳播，處處敷衍、作秀乃至作假。五四強調「立人」，而技藝化的國學教育，培養沒有思想靈魂的「特長生」。五四要打倒陳舊、腐朽的舊文藝，而復古化的國學文藝，不僅頑固，而且醜陋。五四強調「科學」和「個性解放」，而宗教化的國學亂象，是迷信，是曲解，是精神束縛。

首先談談國學的表演化，這主要表現在國學傳播領域。

當今社會，大到祭孔儀式、文化旅遊項目、政府文化活動，小到滑天下之大稽的洗腳事件，到處借著國學復興的名分，來創造政績、業績甚至斂財。這些「表演」，或者是一種行政上的敷衍，所以事隨境轉，轉瞬即逝；或者是一種商業、娛樂業的投機，只取國學之表，而不及其里，根本就不是在做文化普及工作。它們並不能改進老百姓對於傳統文化的認知，更不會對國家層面的國學復興、文化戰略起到促進作用。

當然，這種風氣不局限於國學領域，是社會風氣浮躁的一種表現，輪不著我來談。而今年的幾檔熱播電視節目，《中國詩詞大會》、《見字如面》、《朗讀者》，對於扭轉「表演化」的文化風氣有一定作用。然而我很擔心，很多相似的節目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再度陷入「表演化」的泥沼。

其次要談國學的技藝化，這屬於教育領域。

中國可能是在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中得獎最多最頻繁的國家，但是，中國的數學教育仍很落後。目前教育部還沒有出台中小學傳統文化教育體系的權威綱要，如果出台並貫徹實施，是否意味著國學也會「奧數化」？什麼是「奧數化」？就是把一套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簡化為一種技藝，把無不處在的「道」，分散成了一地雞毛般的「器」。數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美妙的思維花朵，但是在奧數體系中，就變成一道一道的「題」。從內涵和意義來看，國學比數學要廣博的多，意義也重大的多。數學教育的疲弱，會降低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而國學教育的失策，有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整體變形乃至衰亡。

過去十幾年，書法、國畫、古琴、琵琶等國學門類，原本就有「技藝化」的傾向，學校里和社會上都有很多興趣班，考試制度里也有相關「特長生」。現如今，國學教育決不能走「技藝化」的老路，決不能炮製出一堆「詩詞特長生」、「儒學特長生」、「古代史特長生」。在中小學開設系統的國學經典導讀課程，以及為語文、歷史、政治、地理等學科增添傳統文化因素，雙管齊下，勢在必行。

再次，我要批判國學的復古化，著重談文藝領域的復古。

我聽一位著名的教育學教授說過，他曾花費很多精力與財力，去搜集、研究傳統遊戲，發現很多遊戲都非常「益智」，但是，就是不討小孩子的喜歡，推廣不了。為什麼呢？歸根結底是這些遊戲的生活基礎消失了。這就好比，古代男子的帽子（其實應該叫「冠」，「帽」是小孩或夷狄的打扮），為什麼在今天無法復活呢？因為古人不剪頭髮，今人老得理髮，於是今天的男士帽子一定是與短髮匹配的，不可能讓短髮男子戴一個「冠」，那樣既不美，也完全不實用。如果認真研究「冠」的演變規律、歷史價值、文化意義，向今人介紹甚至演示，這是一種「尊古」行為，值得肯定。但是，若要求今人也都跟著戴「冠」，並且指責今人的帽子都是洋鬼子的丑物，這就是迂腐、荒唐的「復古」行為。

現如今有些人說，「吟誦是漢詩文傳統唯一的誦讀方式」，指責其餘方式都不對，要讓所有孩子都用「哼哼唧唧」的方式來吟誦詩詞，這就是「復古」。這些人從學術上對「吟誦」進行了充分的考察、論證，作為歷史研究，這是合理、正確的。但是，將「研究」直接轉化為「教育」，就出了問題。「哼哼唧唧派」吟誦，無論你論證出多少道理，我只有一句話：「太難聽！」我認為，讓孩子知道「什麼是美的」有時候比教他們「什麼是對的」更為重要。何況你未必是對的！

我說一點大家就明白了。現在「哼哼唧唧派」所採集的吟誦調，很多是從晚清民國那時候傳下來的。大家不要忘了，當民國人「哼哼唧唧」的同時，李叔同先生正在推行「學堂樂歌」，正在編他的《國學唱歌集》。什麼是「國學唱歌」？有的是為古詩詞譜新曲，有的是為一些流行歌曲填上古雅的歌詞，比如著名的《送別》，還有的則是將古詩詞與流行歌曲「混搭」，比如用美國歌曲《羅薩·李》曲調來配李白《行路難》（呵呵，這就是我常乾的事兒）。其實，李叔同先生僅僅是冰山一角，當時還有很多文人在延續著「文人歌曲」的傳統，為古詩詞配曲。這些歌曲，往往成為新式學堂里的「樂歌」。也就是說，民國時期的文藝教育，已經突破了「哼哼唧唧派」，形成了「學堂樂歌」傳統。同樣都是民國傳下來的曲調，我為什麼要唱私塾老儒的「哼哼唧唧」，不唱李叔同配曲的《送別》、《行路難》呢？一言以蔽之：吟誦也許是「漢詩文傳統唯一的誦讀方式」，但絕對不是唯一的「演繹方式」。「唱的比說的好聽」，我為什麼不唱？

在當代中國，大家演繹詩詞的方式更為豐富，每一種方式，都有喜歡的人群，都有其合理性和藝術性：既有普通話、朗誦腔，也有「哼哼唧唧派」，也有用戲曲方式來吟誦，還有用流行歌曲演唱比如鄧麗君、徐小鳳，還有綜合、改寫古調來演唱，比如北師大南山詩社，還有為古詩詞譜新曲，如作曲家谷建芬老師、戴於吾老師。「哼哼唧唧派」抨擊普通話朗誦，可是，大家去聽聽焦晃老師朗誦的《蜀道難》，那是何等氣象！聽完焦晃，再去聽「哼哼唧唧」，其感覺正如蘇軾所言：「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總之，對於「哼哼唧唧派」在理論研究與實踐推廣兩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很佩服。其中有些吟誦，確有獨到之處，也不乏好聽的作品。但是，你必須對自己的作品進行嚴格的遴選，也必須對其他朗誦、吟誦、演唱古詩詞的方式給予充分的尊重，否則，你就是一味「復古」，既頑固，且醜陋。

最後，我要重點談談國學的宗教化。

所謂宗教化，絕不是否定宗教尤其是佛教對於國學的重大意義。首先，佛教原本是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釋道三家之一。其次，在歷史上，佛教曾對中華文化各個層次的傳承產生積極影響，比如很多佛教寺院提供了基礎教育機會和儒生讀書治學的環境，佛教思想家對於儒家經典的發揮、闡釋，也曾深刻影響過儒學（如余英時先生認為北宋時期《中庸》地位的提升，是源自佛門的「迴流」）。再次，近代以來，諸多佛教大德在學術、教育乃至政治層面的影響力，遠遠突破佛門，形成「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因此，當今佛門中的有識之士，在國家政策允許範圍內，從事國學傳播與國學教育的活動，我是非常認同的。而我所要批判的「宗教化」，主要指宗教外人士，用一種具有宗教傾向的方式，來傳播國學、教化民眾。

國學的宗教化，具體表現有四：

第一是組織方式中的個人崇拜傾向。一切推行「現世教主崇拜」的宗教流派，也就是聲稱自己或當代某個人是教主的宗教流派，都有滑向「邪教」的危險。同樣道理，在國學傳播與教育過程中，刻意塑造某一個或極少數當代人的崇高權威，就容易造成迷信乃至迷狂。即便這位「教主」具有較高的修養與定力，也難免其他「信徒」會進行過分塑造與偏激宣傳。因此，「教主」本人應該極力去除此種個人崇拜，而不是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但我很喜歡），搞個人崇拜的國學教育家，就如同搞師生戀的教師。教師在講台講魯迅，沒有定力的學生，會把對於魯迅的崇拜轉移到教師身上，而沒有定力的教師，會把魯迅的魅力當做是自己的魅力，於是，兩個沒有定力的人開始搞師生戀。相比之下，一個優秀、正直、有定力的教師，會讓學生的崇拜完全指向魯迅，而自己隱沒在魯迅旁邊。搞個人崇拜的國學教育家，與質樸方正的國學教育家，區別也大抵如此。

第二是思想理念中的道德至上原則。這個問題，如果我五年前來講，會招來滿天謾罵。因為那時候社會上流行著一部不可動搖的國學經典，《弟子規》。大約從一年多以前開始，我陸續看到很多批判《弟子規》的文章。無論是五年前的熱捧，還是今天的「熱罵」，都是不理智的。這本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幾乎沒有發生什麼影響的私塾教材，陡然而成教育聖經，當然有其特殊機緣，此點不多說。當它流行之後，帶給國學教育界的最重要的負面影響，是將「道德教化」作為第一要義，而且不加甄辨地把陳舊乃至腐朽的道德觀念施加於今天的兒童。平心而論，如果我們僅僅將《弟子規》視為一本「小學生行為規範」，並且在講解的時候注意甄別和詳略處理，那麼它是相當優秀、恰當的。但是，如果我們一定要將它提升到道德聖經、教育聖經的位置上，既是對這本書本身性質的歪曲，也是對「國學」的曲解乃至抹黑。國學教材，不能等同於宗教勸善書。好在這一點，社會上已經覺悟了，我就不再多說。

第三是思想理念中的排他傾向。宗教永遠是排他的，信佛者不能信上帝，異教徒不能得永生。在國學傳播與教育界，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被自己多年以來艱苦卓絕的探索歷程所感動、所洗腦，將探索所得的理念奉為唯一正確的真理，或者委婉地用一種驕傲的姿態，來表達唯我獨尊的觀念。如果純在個人學術研究和宗教修行範圍內，思想理念的排他性也許是創新的源泉、頓悟的機緣，但是，在大眾傳播與教育界，傳播者和教育者應該對「排他性」保持最大程度的剋制。你是吃遍了很多菜，才最終選擇只吃鹵煮，但是你不能讓沒什麼經驗的食客，只許吃鹵煮。大多數人對於國學是陌生的，理解是狹隘的，你不知道何種方式適合他，就應該儘可能展現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申明自己的喜好，但沒有必要排斥他人的做法。

第四是實踐方法中的極簡主義。但凡傳播最廣最久的宗教流派，往往有極為簡單明了的實踐方法。凈土宗對老百姓說，只要念佛就可往生；禪宗對士大夫說，即心即佛。於是這兩個宗派萬世不衰。即便如此，禪門大德也每每擔心學者「死於句下」。同一種方法，有人用之則生，有人用之則死。而相比於宗教，教育的對象更複雜，目標和方法也更多元。宗教的目標是追求唯一真理，而教育的目標則是掌握眾多真理。宗教的方法是體驗性的，甚至是反對正常邏輯、反對知識的，而教育的方法是認知性的，是遵循正常邏輯、尊敬知識的。在教育領域，但凡是極簡主義的實踐方法，都是一種「培訓」，而不是「教育」。正如「瘋狂英語」不會讓人真正掌握、欣賞、愛上英語，「小朋友跟我念」六字真言，也不會讓人真正學到國學經典的精髓。學習國學，不是修行宗教。極簡主義方法，在宗教領域尚需謹慎對待，又怎能在教育領域如此堂而皇之地推行？人類的認知規律怎能被隨意打破？

總之，國學的宗教化，主要表現在個人崇拜、道德至上、思想排他、方法極簡四個方面。相比之下，國學的表演化和技藝化，是比較容易識別和糾正的，畢竟，這兩類現象都帶有急功近利的傾向，甚至表現出明顯的商業或娛樂色彩。國學的復古化和宗教化，則往往因為主要人物所展現出來的文化情懷與擔當精神，而變得更有煽動性和影響力，如果產生負面效應，則會「入戲太深」，難以回撥。從某一段歷史時期來看，復古化、宗教化的「國學人物」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喚醒了很多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但是，從國學復興的長遠歷程來看，從文化傳播與教育的基本規律來看，這些復古化、宗教化的國學亂象，必須得到合理的控制與疏導。

如何控制亂象？如何疏導熱情？我們還是要回到五四精神的核心。五四精神，就某個年代的橫切面來看，往往有偏激、不足之處，但是，將其視為一個整體性的文化遺產，則是維持著均衡、理性的格局。劉勇老師曾在一次講座中這樣解讀五四精神：既注重創新又懂得繼承，最渴求開放又最注重立本，最希望自由又最懂得責任，最犀利的批判社會又最無私的解剖自己。這種種「矛盾統一」，昭示著五四精神中蘊藏的永恆的民族立場與永遠的批判精神。在當代中國談論思想文化問題，如果拒絕民族立場，是誤入歧途；如果遺忘批判精神，則是歷史倒退。

孟琢

時值「五四」，讀到謝琰君的雄文，不禁拍案叫絕！這些年來，深感國學教育處在一種「腹背受敵」的境遇之中——批評者或簡單粗暴，缺乏對傳統文化的深切理解，古書尚未讀懂便大肆鞭撻；捍衛者或偏激狂熱，把傳統作為獨一無二的救世方舟，義無反顧地舉起了復古的旗幟——兩種聲音偏偏都格外響亮，真是「虎狼之敵」和「豬一樣的隊友」啊！在充滿戾氣的交鋒中，在並不了解對方的自我捍衛中，在追逐現實利益的自說自話中，傳統和現代被無奈地隔絕起來。在這一背景下，立足對國學的理解與深愛，勇於進行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反思，謝君的文字實在難得。國學教育不能脫離五四精神，否則就是歷史的倒退！這是我們的基本共識。

什麼是五四精神？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張力的問題。在謝君的視角之外，我想，五四精神還應該是人本的、理性的、反思的。這三種精神底蘊，都足以切中當今國學教育之時弊。

所謂「人本」，指對於個體存在、個體精神的充分尊重。五四精神的「愛國主義」是以「愛人」「立人」為前提的，這也是愛國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本質區別。而在對人的尊重中，格外注重對弱勢的、特殊的個體的尊重，因此，魯迅才會提出「救救孩子」「我們今日如何做父親」的思想命題——還兒童以兒童，尊重幼小生命的獨立性與特殊性，這是「五四」為現代教育奠定的底色。

但在當今的國學教育中，在狂熱的使命感與利益訴求的推動下，一些機構似乎已經不再顧及兒童的認知特點和主體選擇了。把背誦作為唯一的學習手段，用強制與懲戒輕而易舉地「鎮壓」了孩子的抗議；在「強迫你是為你好」的邏輯下，罰站、戒尺、禁閉、餓飯，這些令人寒毛聳立的教育殭屍，在一些國學私塾中悄然復生。對於兒童人格尊嚴的淡漠，不僅來自教學的強制，更來自道德的綁架——在「感恩」教育的光環下，不少兒童穿著漢服，已經畢恭畢敬地給師長跪拜下去了……看到這一幕幕的場景，有時我會想起魯迅的那句話：「我只覺得我所處的並非人間。」這難道不是教育大踏步的倒退嗎？但是，這難道真的是傳統教育的精髓嗎？請看王陽明的話：

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

視學舍如囹獄，視師長如寇讎，每讀至此，不禁發笑——明代的小朋友也有「炸學校」的衝動啊！無情未必真豪傑，陽明天縱英豪，但在字裡行間中，你能看到他對於兒童的理解與溫情。儒學的寶貴之處，在於對人與世界的深切理解，以及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普遍的柔情。喪失對兒童的理解與尊重，忽略兒童心理與成長的特殊性，用「塑造」的激情來對待本該「溫暖」的對象，國學教育難免會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專制。

所謂「理性」，指尊重規律、求真崇實的思想態度，五四精神提倡科學，其內核就在於把理性精神作為指導實踐的基本標準。中國人是一個愛做夢的民族，正像魯迅在「五四」時概括的那樣：「很多的夢，趁黃昏起鬨。前夢才擠卻大前夢時，後夢又趕走了前夢。去的前夢黑如墨，在以後夢墨一般黑。去的，在的，彷彿都說，『看我真好顏色』。」一個民族是需要夢想的，但如果用夢想遮蔽了理性與科學，也必將墜入深淵；在這一點上，歷史留下了慘重的教訓。

國學教育不也是如此嗎？王財貴教授提倡「讀經」已經二十多年了，「小朋友，跟我念」的聲音回蕩在大大小小的國學課堂上，「反覆誦讀其義自解」成為很多國學機構堅定不移的信念。讀經當然是基礎，但只誦讀不講解，真的能「其義自見」嗎？二十多年了，我們看不到哪怕是一點的數據證明，永遠是被推舉出的幾個「成功典範」而已。這樣的教育方法，真的可以無條件地信任嗎？能夠經得住時間的檢驗嗎？我個人也算能背誦經典、解讀經典的人，但我對於經典的一切理解，都來自反覆的學與思的過程，而不是背誦本身。反覆背誦、包本背誦、強制背誦，把理解經典的腦力勞動轉化為誦讀經典的體力勞動，這樣的教育模式是用國學來成就孩子？還是拿孩子去做國學的小白鼠？說一句偏激的話，時至今日，還相信「反覆誦讀，其義自解」的人，非誣即愚！不是騙子就是笨蛋！說起來，讓人痛心的不僅是「讀經班」，也是把孩子送到那裡的家長們。不要說成聖成賢，就是孩子健康人格的養成，也要付出多少的心血與時間啊。家長相信通過「讀經」能解決一切，在根本上是急功近利與推卸責任。

在「唯誦讀派」之外，現在又出現了「唯吟誦派」。他們搜集了大量「哼哼唧唧」的民間吟誦，援引了一些不入門的所謂的「音韻學」，把它提高到一個不可替代的地位，忽略了吟誦與現代漢語的讀音不同，不考慮吟誦與現代音樂的審美差異，也全然不顧一些吟誦作品在本質上是「難聽」的，一味地加以吹捧、宣傳。和以李叔同先生為代表的「學堂樂歌」的現代嘗試相比，無疑是一種新的退步。國學教育迫切地需要理性態度，將傳統教育精神和現代教育科學進行對話與融合；拋棄現代教育的一切成果與規律，用「情懷」與「使命感」包打天下，必將走進新的虛妄。

所謂「反思」，強調的是對自我立場、選擇的認知與批判，這是一種對自身局限性的永遠的自覺——在這裡，我採用了比較溫和的「反思」一詞，但就其內涵而言，「反思」與「批判」是同質的。我們處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但並不擁有真理；我們是多元思想世界中的一元，而絕非思想世界的引領者。

在「反思」層面，我格外認同謝君對國學「宗教性」的批評。面對國學教育的種種亂象，有時候我在想，他們哪裡來的這種自信？恐怕與缺乏基本的教育反思密不可分吧。但國學不需要反思嗎？儘管國學蘊含著中華民族的立國之本，但那些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以及由此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壓迫與虛偽，難道不應該毫不猶豫地加以淘汰嗎？國學教育不需要反思嗎？把《弟子規》提到一個「經天緯地」的地位——自從讀了《弟子規》，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癌症也治癒了——這種狂熱的態度，難道不需要潑一盆涼水嗎？背誦也好、吟誦也好，這些本應綜合運用的教育方法被宣傳者絕對化、唯一化，難道不需要適當降溫嗎？某位提倡吟誦教育的老師，甚至幻想國家的領袖在新聞聯播中，帶著全體人民一起吟誦。這是想搞運動？還是想搞教育？全民吟誦和全民唱紅，有什麼本質區別？這種國學教育的「野望」，不僅令人反感，更令人鄙夷了！謝君說的很對，國學的表演化和技藝化容易識別與糾正，而國學的宗教化則「難以回撥」。回顧「五四」，提倡反思，強調對於自身局限性的不斷認知，就是要針砭國學中的「宗教迷狂」。

遙望「五四」中人，他們或許偏激，或許詼諧，但對中國文化的深愛與對中國命運的憂思，始終令人尊敬！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遠比今天的「國學大師」深刻的多。唯愛之深，故責之痛，唯知之深，故責之切。「五四」對國學的反思，在今天具有格外迫切、積極的現實意義——提倡人本、理性與反思，還兒童於兒童，還幻夢於冷靜，還狂熱於自省，唯有如此，國學教育才能在當今社會起到積極、健康的作用。

聊表數語，作為對謝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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