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監國」袁世凱：被遺忘的民族英雄

文：楊光耀 讀史（dushi818）特約作家

提起袁世凱，估計絕大多數中國人腦中都會浮現出「民族罪人」這四個字。曾幾何時，深受教科書影響的筆者，對這位維新變法時的「叛徒」；義和團運動時的「人屠」；辛亥革命時的「竊國大盜」，也是痛恨切齒的。後來年紀漸長，讀書漸多，方才知道這位遭到千萬人唾罵的「國賊」在朝鮮也曾有過「愛國志士之行」。十二年中，袁世凱縱橫捭闔於朝鮮宮廷的「黨爭」和蠢蠢欲動的列強之間，竭盡全力維護著大清帝國——這個遲暮帝國的最後尊嚴。

袁世凱，字慰庭，號容庵，1859年出生於河南項城一個官宦世家，受家族影響，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除去熟讀四書五經之外，還曾習武，對兵法韜也略有所鑽研。經過了「十年寒窗」的苦讀，袁世凱準備跟祖輩、父輩一樣，走科舉道路進入仕途，可是他「八股制藝」的天分實在太差，考了兩次秀才都沒考上，於是一怒之下將數年間所寫詩文付之一炬，決心要像漢代名將班超一樣「投筆從戎」，建功立業。

1881年，袁世凱前往登州，投入與袁家關係密切的淮軍將領吳長慶幕府中任職。次年，作為清朝藩屬的朝鮮爆發「壬午兵變」，吳長慶奉命率部前往朝鮮鎮壓「叛黨」，袁世凱的朝鮮生涯也就此開始。

（一）初露頭角

朝鮮，又稱韓國，自西周以來便被納入到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中，其一切政治、經濟、文化都受到「宗主國」的巨大影響，所以進入19世紀，它也跟它的宗主國清朝一樣，處於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1863年，朝鮮哲宗去世，因身後無嗣，便以興宣君之子李熙為王，是為朝鮮高宗。李熙即位時年僅12歲，無法執政，便加封其本生父李昰應為興宣大院君，攝行國政。

大院君攝政時期，列強已開始對朝鮮有所襲擾，李昰應主導的朝鮮政府出於自保目的，執行閉關政策，拒絕同除清朝以外的各國進行交流。但列強對朝鮮的覬覦並未停止，其中以通過明治維新而強大起來的日本野心最大。

1873年，朝鮮王妃閔氏（這位閔妃就是那位被韓國人大捧特捧的「明成皇后」）發動政變，將公公大院君李昰應趕下「攝政」之位，宣布韓王李熙「親政」，並把閔氏外戚安插在了政府重要部門，掌控了朝廷。閔妃聰明機敏，頗具手段，因李熙昏庸懦弱，所以朝鮮王朝的朝政常為她所把持。閔氏掌權之後，仿照中國的「洋務運動」也搞起了近代化改革，同時逐漸改變了閉關政策，日本趁著朝鮮「鎖國令」鬆動之際，遂向後者發動了武裝侵略。

1875年，日本製造「雲揚號事件」，欲通過武力脅迫朝鮮與其簽訂不平等條約，當時閔妃鑒於朝鮮國力不濟，主張同日本簽約，而大院君一黨（李昰應雖然被迫退休，但因其為朝王的「本生父」，且很多親信還在朝中，故對政局仍有較大影響）則強烈反對，主張應依靠清朝，與日本一戰。然而此時，清朝正因越南問題與法國關係緊張，恭親王與李鴻章不願再與日本節外生枝，故未對日朝簽約加以干涉。清朝的「不干涉」政策，更給了閔妃集團與日簽約的充分理由，1876年2月25日，朝鮮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朝鮮門戶就此洞開。不過，清政府雖然無暇東顧，卻也深知日本的野心，所以日朝簽約後不久，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就「指導」朝鮮與英、法、美、德諸國簽訂條約，以期「以毒攻毒」讓列強互相牽制。

隨著一系列對外條約的簽訂及閔氏外戚的驕橫不法，保守派官員及大批民眾對閔妃集團日益不滿。1880年，閔妃主導朝鮮進行軍事改革，裁撤了當初由大院君所設立的「親軍營」，同時建立了由日本教官訓練的近代化軍隊——「別技軍」。這支新軍無論在裝備還是給養上，都比舊軍高出一大截，而當時舊軍經常連軍餉都發不出來，故而怨聲鼎沸，士卒嘩變已有厝火積薪之勢。

1882年7月下旬，已經被欠餉十三個月的舊軍終於領到了他們的口糧，但這些糧食里不僅混有大量秕糠，竟然還有不少沙土，憤怒的士兵舉行了暴動。掌管發放糧餉的大臣閔謙鎬（閔妃之兄）下令鎮壓，卻被亂軍所殺。同時，王京（今首爾）周邊利泰院和枉尋里兩村的一些村民也起來響應暴動，這就是上文提到的「壬午兵變」。

遭到閔妃打壓多年的李昰應認為這是自己重新掌權的絕佳機會，遂決定借刀殺人，他趁「安撫」亂軍之機，將軍餉問題推到閔妃集團及日本人頭上，亂軍於是襲擊閔妃黨府邸，殺死大臣金輔鉉、李最應（李昰應之兄，卻是閔妃一黨），重傷領議政（相當於宰相）閔台鎬（亦是閔妃之兄），並進攻王宮。閔妃見勢不妙，易裝出逃。之後亂軍又殺掉日本教官，火燒日本使館，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狼狽歸國。見亂軍聲勢越來越大，朝鮮政府束手無策，只得將大院君重新請回主持國政，收拾亂局。

朝鮮叛亂髮生不久，北洋大臣張樹聲（當時李鴻章因母去世，在家服喪，由張樹聲代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即接到清朝駐日公使黎庶昌的密電，稱日本將因亂軍進攻使館一事派兵前往朝鮮「問罪」；同時，奉命在天津辦差的朝鮮大臣金允植、魚允中亦接到閔妃的密令，向清朝乞師平叛。清廷認為事態緊迫，便下令立即出師。8月9日，幫辦山東防務吳長慶、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候補道馬建忠率領兵艦前往朝鮮鎮壓亂軍。

清軍此時已經了解到李昰應是兵變擴大的「主謀」，吳、丁、馬等人決定採納金允植的建議，趁大院君回訪清軍兵營之際，將其抓捕。8月25日下午，李昰應來到清軍營地拜訪吳長慶，在「筆談」（朝鮮的貴族、士大夫幾乎都會學習漢語漢字，故而可以和中國人筆談）過程中，這位老奸巨猾的「攝政王」察覺氣氛有異，於是在紙上寫了句意味深長的話：

「將軍將作雲夢之游耶？」

所謂「雲夢之游」是當初漢高祖誘捕楚王韓信時的「託詞」，吳長慶見此大驚，正支吾躊躇間，站在一旁持刀侍立的袁世凱大聲說道：「事機已泄，遲則生變！」果斷命令手下將李昰應強行扶入轎中，然後由水師提督丁汝昌親自帶隊乘船押往天津。

誘捕了「罪魁禍首」李昰應之後，袁世凱又奉吳長慶之命進剿餘黨，袁率軍進入枉尋里和利泰院兩村中「亂放洋槍」，擊斃亂黨十餘人，其餘人或逃或降，叛亂始定。不久，李熙前往忠州將閔妃迎回，閔氏外戚重新控制了朝政，朝鮮的政權才漸漸穩定下來。

在平叛過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凱，得到了北洋大臣李鴻章（李已丁憂完畢，回天津復職）的垂青，不久被授予五品同知銜；而朝王李熙及閔妃也對他頗為感激和看中，邀請他為朝鮮訓練新軍。

「壬午兵變」這件大案算是圓滿解決了，清朝由於出兵幫助朝鮮平叛，「上國」威望大大提高；日本則因兵艦遲到一步，沒什麼作為，除了敲詐了些賠款之外，並沒佔到什麼太多便宜。不久，清朝和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將宗主國的各項權益通過條約形式確立下來，又派官員、軍隊常駐朝鮮，通過這些措施，清朝大大加強了與朝鮮的宗藩關係，獲得了大量利益。然而在這「一片大好」的形勢之下，一個巨大的陰謀正在朝鮮悄然醞釀。

（二）甲申政變

隨著列強勢力的入侵，韓廷的官員們為求自強，逐漸分化為兩大派系，一個是主張仍然依靠清朝保護而求生存的「事大派」，其主要人物有金允植、趙寧夏、魚允中等；另一個則是主張擺脫清朝，謀求獨立發展的「開化派」，這一派較為親日，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隨著中日兩國在朝鮮競爭的加劇，這兩派的對立也在日益加深。

「壬午兵變」平定之後，清朝在韓勢力迅速壯大，「事大派」又掌握政府實權，所以日本人及他們所支持的 「開化派」遭嚴重打壓，極思進取。這時的清朝，正為了保衛她另一個藩屬——越南而與法國交戰，但清軍在戰爭中屢屢受挫，引起韓王及閔妃集團的恐慌。時任韓王外交顧問的德國人穆麟德（此人曾在中國海關工作，為清廷派去控制朝鮮海關的「洋員」），大概受到俾斯麥政府的指使（彼時，俄、德、奧、英四國正因瓜分奧斯曼帝國而相互角力，故德國首相俾斯麥有意將沙俄的注意力引向遠東），趁機慫恿朝鮮請求俄國「保護」而謀求「獨立」，韓王及閔妃便逐漸有意「親俄」。

此後不久，又傳出清朝將釋放大院君歸國的消息，閔妃一黨聞之極度不滿，朝鮮政府倒向俄國進而「獨立」的傾向更加顯著，一些原本屬於「事大派」的大臣如韓圭稷、李祖淵等人為了固寵，甚至變成了「親俄派」，與「事大派」和「開化派」爭權。

就在朝鮮政府在「事大」和「獨立」間搖擺不定的時候，日本人則趁機渾水摸魚，他們指使「開化派」官員在韓搞「排華運動」；並遊說韓王，使之與日本「聯合」，而李熙本就是個「見異思遷」的人（袁世凱評語），竟又漸漸也有了「親日」意向。

此時清朝因與法國戰事吃緊，李鴻章命吳長慶率領半數清軍回國駐紮，只留下三個營約1500人的兵力駐紮朝鮮，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管帶張光前及總理營務處袁世凱統轄。見清軍兵力大減，日本人及「開化派」覺得有機可乘，於是頻繁接觸，策劃在朝鮮郵政大樓落成這一天發動政變，剪除「事大派」及「親俄派」，將中國勢力徹底清除出朝鮮。駐紮在朝鮮的袁世凱等人也聽到了一些有關「政變」風聲，遂下令清軍嚴加戒備，並與「事大派」官員商討解決之策。

1884年12月4日，朝鮮郵政大樓建成，郵局總辦洪英植等人邀請各國外交官及清朝駐朝鮮官員來參加慶祝宴會，其中，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因在為政變做準備，借口生病不至。宴會開始後不久，政變集團便在郵局外縱火，朝鮮官員閔泳翊（閔妃之侄）出外查看情況，卻被政變軍砍傷，他狼狽逃回郵政大樓後便因傷重暈倒，穆麟德立即派人將他帶到自己的官邸醫治。與會眾人見此大為驚惶，一鬨而散。清朝駐韓商務委員陳樹棠馬上前往清軍營地，通報事變情況。袁世凱得報後，即刻帶領二百名清軍前往郵政大樓，不過此時那裡已是人去樓空，袁遂迅速前往穆麟德官邸向閔泳翊打聽詳細情況。

其實，在郵局外放火不過是金玉均等人的「聲東擊西」之計，他們以此將韓軍及清軍引向火災現場，趁機攻入王宮，劫持韓王。此時，身在宮中的韓王聽到宮外槍聲亂作，已知有事變發生，正驚慌失措間，金玉均突然衝進寢殿，他向韓王及閔妃誣稱清軍作亂，又誘迫韓王寫下請求日本公使保護的「手令」，並派朴泳孝送去日本使館。竹添得到韓王手令之後，迅速帶領日軍前往王宮支援政變。接著，金玉均又假傳韓王旨意，將「事大派」實權人物趙寧夏、閔台鎬、閔泳穆、尹泰駿及「親俄派」大臣韓圭稷、李祖淵召入宮中斬殺，同時逼迫韓王任命政變集團首腦擔任要職，組建親日政府，並宣布政治革新，史稱「甲申政變」。

次日，清方接到了韓王被劫持和六大臣被殺的消息，血氣方剛的袁世凱十分激動，要帶兵攻入王宮解救韓王。而提督吳兆有則態度慎重，主張要先請示李鴻章，然後再作打算。這時又盛傳日本將要向朝鮮增兵支援政變，於是吳、張、袁等人聯名上書，向李鴻章請示機宜並求援助。李鴻章接到由袁保齡（袁世凱之叔，時任北洋海防營務）、丁汝昌轉來的電報，感到事態嚴重，但當時中法兩國鏖戰方酣，他不願再與日本開戰，又怕法、日結盟，所以指示吳、袁等人要以查辦亂黨為主，不可與日本開釁，不過仍派了兩艘軍艦和一營清軍赴朝鮮支援。

國王被囚，漢城上下人心惶惶，謠言四起，不久又傳出了日本人和叛黨要廢黜韓王並押往仁川的消息。金允植、南廷哲泣求清軍出動拯救國王，袁世凱認為時局緊迫，堅持要進攻王宮。吳兆有、張光前不得已，同意了袁世凱的意見。不過為了不與日本「開釁」，吳、張令人修書一封交給日本公使竹添，告訴他清軍出動是為保護韓王，與日本無關。

12月6日下午兩點，清軍及袁世凱訓練的朝鮮新軍兵分三路開赴朝鮮王宮，袁世凱率領中路軍，吳兆有和張光前則分率左、右兩路。袁世凱剛到王宮門外，就遭到宮內守軍的開槍襲擊，袁立即下令開火。這時，戰前被袁世凱秘密收買了的兩營叛軍，見清軍開到，立即「反正」，佔領了昌慶宮、宣仁門，吳軍得以從王宮後牆進入，與袁軍夾擊王宮。雖然清軍這邊人數上佔有優勢，但叛軍和日軍已經佔領了王宮中的有利地勢，因此清軍進展不大，傷亡嚴重。不久吳兆有帶領的那一路人馬竟然潰敗，而張光前也瑟縮不進，只剩袁世凱一人在指揮戰鬥。

此時王宮中已亂作一團，閔妃和王世子已趁亂逃走，韓王也向金玉均等人要求去清軍大營避難，金當然不許。夜幕降臨，叛軍終於抵擋不住清軍的猛烈攻勢，徹底崩潰。竹添見大勢已去，準備撤退。金玉均等人提議將韓王劫持到仁川，卻被竹添拒絕。政變集團無奈之下，安排由洪英植、朴泳教（朴泳孝之兄）挾持朝王出宮暫避，金玉均等人則與竹添一起，逃往日本使館，再圖後舉。而日使館早已被憤怒的朝鮮民眾焚毀，竹添無奈，只得再次啟程逃往仁川，一路之上又屢遭朝鮮軍民的襲擊，狼狽不堪。到達仁川後，竹添等人立刻搭乘「千歲丸」號返回日本。

袁世凱攻入王宮後，四處搜尋韓王，卻不見蹤影，便提議立韓王李熙之侄為新王，以安定人心，但遭到吳兆有的反對。於是清軍一面在漢城裡尋找韓王的蹤跡，一面發出懸賞。不久，清軍得到了有關韓王所在的情報——他被洪英植等人挾持到了漢城的一座關帝廟裡，清軍立即趕到那裡將韓王救出，並將洪英植、朴泳教等亂黨悉數處死。

第二天早晨，清軍對外其宣布了韓王已經獲救的消息，邀請各國外交官來到清軍大營謁見韓王，至此，持續了三天的「甲申政變」被清軍徹底粉碎。

平叛過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凱，在朝鮮國內獲得了巨大威望，朝鮮民眾甚至立了一塊碑，記錄他的功績；而韓王和閔妃，更是對他感恩戴德，官員們也時常環繞在袁左右，聽他發號施令，此時的袁，儼然以朝鮮的「監國」自居。

不過，袁世凱並沒有風光多久，他「平叛」的事迹引起了國際上的強烈反應。日本自不必說，不僅要求懲處袁世凱，其國內激進派更是主張與清朝開戰；正與中國交戰的法國則趁機鼓吹「法日同盟」；對朝鮮素有野心的俄國和一直慫恿朝鮮「獨立自主」的美國更是大為不滿，明裡暗裡鼓動日本對華強硬。清朝國內的「清議」鑒於這種國際形勢，紛紛指責袁世凱「擅自開釁」，一時間，彈劾袁的奏疏鋪天蓋地。

而袁的同僚吳兆有、張光前則因嫉妒其功，又恨他平日專斷跋扈，也向李鴻章告狀。李鴻章雖然對袁多有回護，但迫於國內外的輿論壓力，還是奏派吳大瀓、續昌兩位大員去朝鮮進行調查。吳、續二人到朝鮮後，深入了解了情況，對袁十分同情，替袁說了很多好話。不過一貫心高氣傲的袁，受此打擊也未免心灰意冷，這時老家又傳來其母牛太夫人病重的消息，於是向李鴻章告假返鄉，一來侍奉母親，二來散心休養一段時間。

雖然國內對袁世凱的討伐之聲漸漸消失，但日本人卻依然咬住他不放。1885年3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來天津與李鴻章就解決「甲申政變」展開談判。其中日方提出的一條就是要懲辦清軍駐朝武官，然而李鴻章態度強硬，寸步不讓，伊藤鑒於當時日本尚不具備同清朝決戰的實力，於是態度軟化，放棄了對袁世凱等人的追究。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與伊藤最終簽訂的這份《天津條約》里，有一項並不起眼卻至關重要的條款——「中日向朝鮮派兵之際，應互相照知對方」——正是這一項看起來「公平」的條款，竟為九年後中日開戰埋下伏筆。

袁世凱在家度假期間，李鴻章左思右想，認為辦理朝鮮事務「非袁不可」，再加上袁保齡、吳大瀓等人的極力推薦，於是決定將袁召回，命他繼續駐紮朝鮮。

1885年9月，袁世凱奉李鴻章之命前往天津，護送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去朝鮮——此人便是大院君李昰應！

（三）監國朝鮮

將大院君釋放回國，是清廷一個「自以為是」的決定。

前文說過，韓王和閔妃之所以有「親俄」傾向，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反感大院君的回歸，而清廷卻對此並不了解，反而自作聰明地認為，大院君返韓，能夠有力「制衡」具有「親俄」意向的閔妃集團——如此做法的結果自然是南轅北轍，朝鮮與清朝間的「宗藩關係」自此產生裂痕，它獨立自主的願望愈發強烈。

1885年10月5日，袁世凱護送大院君到達仁川。時隔三年，再次踏上故土的李昰應悲哀地發現，韓廷竟未派一人來迎接他這位「太上皇」！不僅如此，他的三名貼身僕從還被冠以「壬午餘孽」的罪名處死！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袁世凱的極大不滿，他立即發出電報詰責韓廷。迫於壓力，韓王只得於次日派人去問候迎接。

27日，袁世凱和李昰應來到漢城郊外，李熙早已在此設帳迎候，但父子相見，竟無言以對，引得圍觀群眾一片驚駭，袁見此亦頗感失望。不過為了大局著想，袁依然努力彌合閔妃集團和大院君的裂痕，一面開導韓王夫婦要遵守「孝道」，另一面勸李昰應不要再干預政事，安心頤養天年。在護送大院君歸國的同時，袁世凱又順便呈給韓王《摘奸論》一篇，論述清朝對朝鮮的「恩澤深厚」；俄國對朝鮮的野心，說明朝鮮只有依靠宗主國大清才能獲得安全，希望以此打消朝鮮與俄國通款的念頭。

袁世凱送回大院君，返津述職期間，被正式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從名義上看，袁在朝鮮只是一個主管「商務」和「外交」的「常駐代表」；但實際上，作為「上國欽差」，他對朝鮮的內政、外交、經濟、軍事幾乎是無所不管，因此當時西方國家的駐朝使節幾乎都認為他是「帝國的總督」——而事實上也確是如此。

1885年11月21日，袁世凱正式在漢城履職，開始了他的「朝鮮監國」生涯，他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阻止俄國對朝鮮的覬覦。

早在1884年「甲申政變」過後，韓王因懼怕中日再度交兵，便在穆麟德的牽引下，派使臣金鏞元等人出使俄國，與俄使密談，希望俄國對朝鮮進行「保護」。最終，朝俄於1885年1月達成了「密約」。然而朝俄之間的「秘密外交」，卻被清朝的吉林琿春副都統伊克唐阿所偵知。

李鴻章接到消息，立即命令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質問朝鮮，於是穆麟德慫恿朝鮮尋求俄國保護的陰謀漸暴露於世，引起列強的廣泛關注。當時英國正在阿富汗與俄國競爭激烈，見俄國有意向朝鮮半島滲透，遂於1885年4月佔領朝鮮巨文島加以對抗。日本也深恐俄國吞併朝鮮對己不利，於是一改之前同清朝敵對的政策，反而「幫助」清朝解決「朝俄密約」問題，鼓動清朝對朝鮮施壓。而當時俄國的戰略重心正在阿富汗、中東及巴爾幹，遠東地區的兵力相對薄弱，不敢同中、英交惡，所以吞併朝鮮的決心並不堅定。

1885年6月9日，俄國外交官士貝耶來到漢城，準備跟朝鮮政府履約，但由於清廷的壓力，朝鮮此時已態度大變，堅決不願「履約」，一無所獲的士貝耶只得悻悻而返。不久，李鴻章通過袁世凱向韓廷施壓，將此次密約事件的罪魁禍首穆麟德免職；又將當初與俄國秘密談判的金鏞元、金光勛等流放，「朝俄密約」這才告一段落。

密約雖然沒成，但朝、俄之間卻依然「眉來眼去」。英國強佔巨文島後不久，朝鮮又風傳金玉均要從日本借兵「反攻」，韓廷聞之大驚；而大院君的歸國，又讓韓王夫婦對清朝大失所望，因此他們又萌生了尋求俄國保護的念頭。

在此種情況下，韓廷的「親俄派」迅速抬頭，他們不僅積極向韓王和王妃闡述獲得俄國保護的「好處」，還經常出入俄國使館與俄使韋貝密切聯絡。不久，被「親俄派」說動的韓王下令將金光勛等人召回，商討與俄簽約事宜。不過，閔氏外戚的重要人物，同時也是「事大黨」的閔泳翊卻對「聯俄」這件事大不以為然，他向韓王、王妃進諫多次無果後，便將此事密報給了袁世凱，袁指示他繼續向韓王「諍諫」。未幾，朝俄間的「曖昧」之事再次曝光，英國駐朝總領事貝德祿為挑撥中、朝、俄的關係，並欲借中國之力消滅朝鮮「親俄派」，便和閔泳翊偽造了一份加蓋朝鮮國璽和領議政沈舜澤印章的「密約」，然後由閔轉交給袁世凱。

袁得此「密約」果然大怒，他隨即指示掐斷朝、俄之間的電報線，阻止兩國繼續聯絡（在袁世凱的干預下，朝鮮電線郵政的創建與管理，幾乎為清朝所壟斷）；之後向李鴻章發去電報，認為韓王李熙「一心背華自主」，建議清廷「廢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賢者」。李鴻章得報後，雖認為事態嚴重，但恐怕「廢立」之事茲事體大，容易引起列強幹涉，便先令駐俄公使劉瑞芬在彼得堡打探有關「密約」的消息，又與醇親王奕譞上奏請示慈禧太后。最後，經過清廷高層的商議，決定派出七艘軍艦前往朝鮮附近游弋「以壯聲勢」，但是否執行「廢立」，不得魯莽，要視情形而定。

不過，袁世凱為索回「密約」，卻對韓王搞起了「逼宮」——他偽造了一份清朝將派重兵赴朝的電報恫嚇朝鮮，稱「聖朝東顧，仁至義盡，何負於朝鮮？有此一舉，顯系背華。如天朝震怒，將興師問罪，未知韓何以應！」，又指使李昰應進宮「泣奏大王大妃（朝鮮憲宗之母趙氏，朝鮮的大王大妃，相當於中國的太皇太后，因朝鮮為中國藩屬，故降格稱之），痛陳利害」——這出「假戲假作」，把韓廷弄得上下震恐，君臣父子哭作一團。

正當韓廷上下感到大禍臨頭的時候，事情卻出現了轉機。駐俄公使劉瑞芬經多方打探後，向李鴻章報告稱，俄國堅決否認跟朝鮮有所謂的「密約」。再加上韓廷一口咬定「密約」為小人偽造，更流放了幾位「親俄派」大員以表明忠心，李鴻章便覺得追究下去再無意義，於是指示袁世凱見好就收。

是年8、9月間，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諭令韓王要「屏斥奸佞，親近賢臣」；李鴻章、袁世凱也各自作書呈給朝王，講明朝鮮「事大」的各種好處，又藉機迫使朝鮮起用「鐵杆事大派」金允植執掌朝鮮外署。朝鮮經此一嚇，至甲午戰爭前，再無引俄之事。

在此事件中被卷進來的俄國，見識到了中國保護朝鮮的決心，又怕中英聯合對抗於己，便不想再趟朝鮮這道渾水，於是聯合英國向中國做出保證：承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兩國絕不侵佔朝鮮領土，保持朝鮮現狀。如今後他方做出改變朝鮮現狀的行為，將出面調停。英軍也就此撤出巨文島。

朝俄密約事件雖然以對中國有利的局面結束，但由於袁世凱的「圖謀廢立」及「逼宮」，導致很多「事大派」官員改變立場，朝鮮與清朝的裂痕也越來越大，於是沒過多久，又出現了「朴定陽事件」。

「密約事件」後，閔泳翊與袁世凱決裂，他因避罪而出逃香港，「事大」立場也大為轉變，於是向韓王和閔妃提出，朝鮮應該向各國派出公使，以「示自主於天下」。接替穆麟德擔任朝鮮外交顧問的美國人德尼極力贊成這一意見（美國政府的對朝政策是「門戶開放」，不希望任何一個強國控制它，所以一直希望朝鮮「獨立」，德尼正是在執行這一政策），積極幫助朝鮮籌劃此事。1887年8月18日，韓王正式任命朴定陽出使美國，沈相學出使歐洲五國（後來因沈病，改任趙臣熙）。袁世凱得知此事之後，認為朝鮮派出跟清朝地位一致的使節，有損「上國」體面，於是設法阻撓，同時又將此事電告李鴻章。同年11月，李鴻章為朝鮮遣使擬定了《應行三端》，大意是：

「朝鮮使節到達外國後，應當去中方使館「報道」，然後由中方使節帶領前往該國外交部；

遇到大型活動或者宴會，朝鮮使節應跟隨中方使節之後；

遇到重大外交問題，朝鮮外交官應與中方商議。」

一心要「獨立自主」的朝鮮，對清朝提出這「三端」大不以為然，不過為了應付清朝，只能是「陽奉陰違」，結果出使美國的朴定陽根本就沒遵守這三項規定。

袁世凱被朝鮮的行為再次激怒，他嚴厲指責韓王「用人不當」，韓廷君臣面對氣勢洶洶的「袁總理」（當時朝鮮君臣對袁的稱呼），只能是推諉搪塞。最後朝鮮迫於壓力，將朴定陽免職（不久又起用）。而趙臣熙因懼怕袁的專橫，到達香港後便偷偷溜回國，結果由此獲罪，被韓王革職。

袁世凱自1885年在朝鮮任職以來，為了維護清朝的「宗主權」，將朝鮮的內政、外交、經濟、軍事都牢牢控制在手裡，成了朝鮮的「太上皇」。再加上他為人跋扈，時常仗著自己是「上國欽差」，直闖宮禁，責難韓王，使得朝鮮君臣難以忍受。因此，袁在韓的最後幾年，跟朝鮮政府的關係日趨惡化。就在袁世凱跟韓廷每日相爭不可開交的時候，一場改變東亞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民變在朝鮮爆發了。

公元1894年2月19日，朝鮮東學黨徒自全羅道興兵起事。是年，為中國舊曆甲午年。

（四）黯然歸國

「東學黨」本是個宗教團體，其初代教主崔濟愚為對抗基督教等「西學」的「入侵」，融合儒、釋、道三家的一些學說，創立了所謂的「東學道」。這個新興宗教，因教義簡單通俗，又具有很強的「民族主義」色彩，所以在一般民眾之中傳播很快，尤以南方的全羅道、慶尚道、忠清道信徒最眾。不過，「東學道」的迅速傳播卻深為韓廷所忌，於是被朝鮮政府認定其為「邪教」，並加以取締，其教主崔濟愚亦遭處死。其後東學黨雖有起事，但都遭到鎮壓——而這不過是更大暴亂來臨前的先聲而已。

1892年5月，朝鮮官員趙秉甲出任全羅道古埠郡守，此人貪殘暴虐，激起郡民不滿。1894年2月19日，當地東學黨首領全琫准率眾揭竿而起，3月，全軍攻陷古埠，周邊郡縣的東學黨也競起呼應，不久，即聚眾至數千人。

亂事的持續擴大，受到了韓王的高度重視，他立即命洪啟薰為兩湖招討使，率領京軍八百前往平亂。全琫准自知難與官軍正面交鋒，於是採取迂迴戰術，官軍疲於奔命，三周之內竟連敗三役。未幾，東學黨又攻陷李氏的「龍興之地」——全州，消息傳來，韓廷大震，遂準備向清廷乞援。

日本政府得知朝鮮爆發民變後，大喜過望，認為這是與清朝決戰，奪得朝鮮的絕佳機遇。為了引誘清廷派兵入朝，並以此製造釁端，日本暗中派遣浪人組織「玄洋社」混入東學黨推波助瀾，擴大民變規模；又令駐朝使館一級書記官杉村浚會見袁世凱，暗示日本希望清廷派兵助剿，且不會出兵干涉。作為「上國欽差」的袁世凱當然認為「宗主國」應當出兵幫助「藩屬」平亂以樹立威信，而杉村的謊言又將他的顧慮打消，因此，袁便積極鼓勵朝鮮向清朝借兵。

此時，韓廷的絕大部分官員都認為朝鮮已無力平叛，必須借兵。6月3日夜，朝鮮正式發文向清朝求救。次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即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領淮軍1500人從陸路進入朝鮮；同時又令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濟遠、揚威二艦前往仁川援護——當然，清政府也按照當初的約定，將出兵之事照知日本。

日本政府得到照會，馬上派駐朝鮮全權公使大鳥圭介帶領420人的「護衛隊」向漢城進發，並持續向仁川增兵。朝鮮政府見清朝和日本同時大兵壓境，大感局勢不妙，為了讓兩國撤軍，便和東學黨展開了談判，而東學黨本就是「逐倭滅洋」「不反國王」的，所以官民一拍即合，達成和解，持續了四個月的東學黨之亂就此平定！

叛亂的迅速平息，讓大鳥措手不及，此時日本的持續增兵已使列強頗有微詞，自覺「師出無名」的大鳥只得跟清朝代表袁世凱展開撤軍談判，不久即達成協議。但此協議遭到一心開戰的日本政府斷然拒絕，外相陸奧宗光暗示大鳥稱，日本將採取一個「強硬的措施」（即發動戰爭），要他儘力拖延撤軍，並尋找開戰借口。

大鳥與袁世凱經過多日的虛與委蛇，終於找到了一個「何患無辭」的駐軍理由——與清朝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李鴻章、袁世凱為了避免戰事的爆發，開始苦勸朝鮮政府進行「改革」，而此時駐朝日軍已達到八千，在人數上已遠遠超過清軍!

袁世凱見日軍不斷到來，隨即轉變了妥協的態度，他立刻向李鴻章、葉志超發出電報，建議清廷調大軍入朝，以期逼退日軍。李鴻章此時雖已發現日本的開戰野心，但他深知如今的淮軍已是暮氣沉重，今非昔比，倘真的開戰，恐怕不是日軍的對手，所以將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俄、英調停上。為了在外交上取得先機，李並未採納袁世凱的建議，停止了增兵。俄國接到清廷的求助後，雖答應調停，但並無實際動作；而英國則沒料到情勢惡化如此之快，甚感為難，只好出面當和事佬，呼籲中日共同撤軍，但日本人並不買賬。至此，李鴻章期待的的外交希望徹底破滅。

隨著日軍的不斷到來，大島的態度愈發強硬，他一再向朝鮮政府和清廷質問「朝鮮是否為清國藩屬」，又向朝鮮政府提出所謂的「改革案」二十七條，要求限期答覆。袁世凱眼看大勢已去，一面火速派人將家眷護送回國內，一面接連向李鴻章發去電報，要求回國。李起初並不同意，但在袁的兄弟世彤等人的四處活動，以及袁的「以死相逼」之下，李鴻章終於改變了主意。19日，袁世凱經過一番易裝後，悄然離開漢城前往仁川，乘船歸國，昔日風光無限的「朝鮮監國」至此黯然離去。

袁世凱離開漢城僅僅四天，大鳥圭介就帶兵攻佔了朝鮮王宮，扶植大院君李昰應上台「攝政」，組建起親日政府。7月25日，李昰應在日本的脅迫下，以韓王李熙的名義宣布朝鮮「獨立」，斷絕與清朝的宗藩關係，並「邀請」日軍將清軍逐出朝鮮。8月1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甲午戰爭爆發。

此戰以清朝的慘敗而告終，東亞的格局也就此改變。

戰敗的中國失去了自秦漢以來延續了二十個世紀的東亞霸權，這個「老大帝國」的脆弱與顢頇，在戰爭中更是暴露無遺。此後，立憲、革命、農民起義的浪潮此起彼伏。1912年2月15日，清帝退位，中國延續了兩千餘年的帝制也就此終結。此後，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內戰、外戰，至1949年，滿地瘡痍的中華終於涅槃重生。

戰勝的日本則依靠戰勝後獲得的巨大利益迅速崛起，之後又於1904年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一躍成為世界級強國。隨著國力的增長，日本人的野心更是不斷膨脹，最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讓他們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價。

在中、日、韓三國的博弈拼殺中，最大的輸家無疑是韓國。甲午戰爭結束後15年，已經「獨立」的「大韓帝國」被迫與日本簽訂《日韓合并條約》，徹底淪為殖民地。二戰結束後，日殖勢力退出朝鮮，但這個「四戰之地」的半島，卻再次成為大國角力的戰場，至今南北分裂，不得統一，令人唏噓。

（五）後記

最後，還是說說袁世凱這個人吧。

自近代以來，凡提到袁世凱，幾乎都是一邊倒的「差評」，他是國民黨眼裡的「竊國大盜」、共產黨眼裡的「封建大地主大買辦的總代表」，可謂是要多反動有多反動，這一切可以說都源於他那場著名的「開倒車」——「洪憲帝制」，所以只能是「袁郎至今有遺臭」了。

倘若除去「洪憲帝制」來看袁世凱的前半輩子，他絕對稱得上是一個「治世之能臣」。作為一個繼承曾國藩、李鴻章衣缽的晚清新派官僚，袁世凱最大的理想便是「救國」，所以，他能在波雲詭譎的朝鮮折樽沖俎，維護清朝的「宗主」地位；所以他能在清朝的最後十年里，排除萬難，推行「新政」，甚至推動「立憲」；所以他能在清廷無可救藥的時候，誘迫清帝「退位」，和平終結帝制——假如袁世凱就此功成身退，後世國人豈不視他為「民族英雄」哉！

可惜可惜，以袁世凱的為人，他豈會急流勇退？

袁雖是個力推新政，興辦實業的「改革派」的先鋒，但骨子裡依然是受帝制影響至深的傳統官僚，他跟他的先輩「曾左李胡」們一樣，有著「家國天下」的抱負，但也同樣熱衷於爭權奪利、以權謀私、耍弄權謀——這與強調「分權」「限權」，講究「憲政」的民國，自然是格格不入。

讓一個與「新時代」格格不人來當「中華民國大總統」，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袁大總統親手終結了「專制」，卻又自己搞起了「專制」，還要更進一步，黃袍加身，於是只好被千夫所指，萬人唾罵，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袁克文這句詩，是對老父的無奈勸告，更是對「洪憲帝制」的最好註腳。

歷史的進步是需要代價的，像袁世凱這種「半舊半新」的人物，是那個劇烈變革年代的「特殊產物」，風雲際會下，被推到歷史前台，卻又「認識有限」，無法順應歷史潮流而動，所以只能被「革命」、被淘汰，最終成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這大概就是袁世凱們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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