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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魯迅先生的一句話談起

從魯迅先生的一句話談起



作者 子凡shine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等多個領域作出了巨大貢獻。遺憾的是魯迅先生並沒有專門針對《紅樓夢》研究的長篇著述,只有一些相關評論散見於他的其他研究著作之中。但就是這些為數不多的文字,成為紅學史上的經典,在數不勝數的紅學論文中被反覆引用。


譬如這一句:

《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該評論出自魯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寫於廈門的《絳洞花主·小引》一文。[1]《絳洞花主》是廈門大學陳夢韶先生根據《紅樓夢》改編的話劇本,由魯迅撰寫了《絳洞花主·小引》。


該「小引」成為紅學研究方面具有寶貴价值的重要文獻,很多學者引用此論都是為了說明閱讀主體和作品之間的關係。至於魯迅先生該評論所體現的具體含義是什麼,有沒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成因,也許並沒有引起關注。


筆者不揣淺陋,就此句大家司空見慣並且熟知其意的文字做一下解讀。


一、經學家看見《易》


所謂「經學家」,專門指那些闡釋、註解、研究與宣傳儒家經典的學者。儒家經書最基本的內容是「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漢武帝執政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特地設立了「五經博士」,根據五經的內容來教授、選拔官吏,至此,儒家經典正式得到了官方重視。


宋代朱熹將研究儒家經典義理為宗旨的學說稱為義理之學,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他的思想被尊奉為官學,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特別是明清時期,經學家把認為四書五經以外的著作都當做異端。


經學家之所以看見《易》,是因為《易》屬於五經之一。清代有一位研紅者張新之,為《紅樓夢》作了30萬餘字的評語,他認為《紅樓夢》系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 「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是全書無非《易》道也」……[2]張新之可以說是「經學家看見易」的典型代表。


二、道學家看見淫


所謂「道學」有兩個含義,一是指新儒學,即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二是指以黃帝、老子為代表的大道學說。「道學家」通常是指宋代的「新儒家」。元代脫脫在編纂《宋史》時即專門立了《道學傳》,記錄了程顥、程頤、朱熹等側重於道德倫理論述的儒家人物。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因與朱熹同姓,特別推崇朱子之學,程朱理學遂成為官學,被大力推行,理學勃興,故而「道學」之名也流傳甚廣。新儒家代表人物極力宣傳道德仁義學說,被冠以「道學家」的稱號。


在「道學」勃興的同時,關於「假道學」的批評也愈演愈烈,例如明代弘治、嘉靖年間袁袠所撰《世緯》寫道:「假道學之美名,以濟其饕餮窮奇之欲;剿聖賢之格言,以文其膚淺繆悠之說。」[3]他們認為孔子的學說才是真道學,而新儒學已經離孔孟之道相去甚遠,淪為「假道學」了。


此處的道學家看到「淫」,應該是指那些一本正經談經論道的「假道學」家。他們看不到《紅樓夢》之美,反而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淫書。在清代嘉慶、道光、同治年間,《紅樓夢》被視作淫書屢被封禁。在歷史上也有很多讀書人是持這種認識的,例如清人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中寫道:「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 [4]

從魯迅先生的一句話談起



三、才子看見纏綿


在《紅樓夢》閱讀中,有的讀者會沉陷於其纏綿悱惻的故事情節和情景描寫之中,而不能自拔。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人女,明艷工詩,以酷嗜《紅樓夢》故,致成瘵疾。當綿懾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日:「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杭人傳以為笑。[5]


清代大才子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寫道:


康熙間,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6]

事實上,像「明我齋」一樣只看到了「風月繁華」,「讀而羨之」的人不在少數,因此魯迅先生此批評也很有代表性。


四、革命家看見排滿


所謂「排滿」的意思是推翻滿清統治,「排滿」之說始於辛亥革命,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及其倡導的維新思潮有一定聯繫。鄒魯的《四川光復》一文有這樣的記述:「清吏雖防制愈嚴,而應和排滿者乃愈眾。」 魯迅在《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也寫道:「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


那麼,在《紅樓夢》一書中有沒有人看到了「排滿」傾向呢?答案是肯定的。


例如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一書開篇即有這樣的文字:「《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事清者寓痛惜之意。」[7]


鄧狂言《紅樓夢釋真》觀點基調與蔡說相類,也認為《紅樓夢》的內容反映的是「明清興亡史」,該書反映了「種族思想」,作者是「種族家」,因而書中緊要人物無不與種族有關係。[8]


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辯證》一書中同樣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明末遺民野史,由康熙間曹一士改為小說,曹雪芹刪改而成的。[9]


……


在這些索隱著作中,有一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便是「反清復明」的「排滿」思想。


五、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流言家用現代的說法就是很八卦的人。宮闈特指皇帝的後宮,后妃的住所;或者代指宮廷。秘事自然是秘密的,不為正史所記載的事情。例如在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中,認為《紅樓夢》講述的是清世祖和董小宛的愛情故事——「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書中的賈寶玉就是順治皇帝,林黛玉即董鄂妃,也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10]


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紅樓夢》的閱讀和研究也非常流行,很多大學者也加入其中,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解讀方式就是索隱,出現了一大批索隱學著作,探究《紅樓夢》中隱含的故事。因此,魯迅所言「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並非空穴來風,而是與當時的閱讀環境和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的。


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閱讀中的主觀性不可忽視,因為閱讀主體的不同,對於藝術作品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因此對於《紅樓夢》的理解,同樣出現了五花八門的說法。然而,雖然「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只有一個,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也只有一部。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是為了探究《紅樓夢》要表達的本意,還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我國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藝理論批評家李辰冬先生提出了「從作家的本身來認識作品,從作家的時代來認識作品」的方法,[11]竊以為對於文學作品的認識和解讀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1]魯迅著《魯迅全集·集外集拾遺補編·〈絳洞花主〉小引》。


[2]張新之著《妙復軒評石頭記自記》,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第34頁;張新之《紅樓夢讀法》,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第153頁;中華書局,2004年1月。


[3]明袁袠著《世緯》。


[4]清陳其元著《庸閑齋筆記》,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第15頁,中華書局,2004年1月。


[5]同上。


[6]袁枚著《隨園詩話》,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第12頁,中華書局,2004年1月。

[7]蔡元培著《石頭記索隱》,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第319頁,中華書局,2004年1月。


[8]鄧狂言著《紅樓夢釋真》,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第331頁,中華書局,2004年1月。


[9]壽鵬飛著《紅樓夢本事辯證》,商業印書館,1927年6月。


[10]王夢阮、沈瓶庵著《紅樓夢索隱》,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第293頁,中華書局,2004年1月。


[11]李辰冬著《李辰冬古典小說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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