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文化大屠殺：日本有計劃的摧毀文物古迹瘋狂的掠奪物化遺產

正因為如此，說起南京大屠殺，人們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日軍在南京屠殺平民、俘虜，以及強姦婦女等血腥暴行，但我們同樣萬萬不能忘記的是，日軍對南京的文化洗劫和文化侵略。這也是其侵華戰爭的極重要部分，所謂「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日本軍國主義欲滅我中華民族，必要抹殺我中華民族悠久歷史與燦爛文明，打擊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從而在精神上徹底征服中國人民。

當年，日本駐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根據日本最高當局的侵華野心，提出並實施了武力戰、經濟戰、思想戰、宣傳戰相結合的「立體戰思想」。該總司令部報道部宣稱：「形成戰爭核心的是武力戰，而擴大武力戰效果的可以說是經濟戰、思想戰、宣傳戰。尤其宣傳戰涉及的影響很大。」

曾深入研究南京淪陷八年史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經盛鴻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對南京歷史文化古迹與圖書文物的破壞與劫掠，是南京大屠殺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稱之為對南京的『文化大屠殺』，而且它比南京大屠殺歷時更長。」

南京醫科大學教授孟國祥將侵華日軍的文化侵略所造成的損害概括為三個字：「大劫難!」他說，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歷史，雖屢遭外族侵略和蹂躪而依然生生不息、永不屈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著薪火相傳的優秀文化和堅貞不屈的民族精神。這正是文化對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意義。

日軍有計劃地摧毀文物古迹

「如果你想要知道日軍佔領南京後，對南京的文化破壞有多嚴重，那你首先要知道日軍攻佔南京之前，南京的文化有多繁榮。」經盛鴻這麼開始了他的講述。

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攻佔南京。為遵孫中山先生遺志，於4月18日宣布定都南京，南京於是成為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據統計，1927年南京建都前人口不足27萬人；至1937年6月，人口已經達到101.545萬人。半年後，南京在日軍炮火中淪陷。

「當時，南京有8所高等院校，是江蘇乃至全國高等學校數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當時的政府教育部門規定，大學必須擁有3個以上學院，不足3個學院的不能稱為大學。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共有8個學院，除了醫學院、商學院設在上海，其餘文、理、法、農、工、教育等6個學院在南京，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師生員工人數最多、學科最齊全的著名高等學府，與當年的北大、清華齊名。南京還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國立牙醫專科學校、國立中央國術館體育專科學校、國立中央政治專科學校，以及民辦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經盛鴻說。

南京還是江蘇乃至全國中等與初等學校數量最多、師生人數最多、教育質量最好的城市之一，南京入學兒童比例已佔學齡兒童的86%。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南京就新建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地質礦產陳列館等多家科研與文化機構，均收藏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由於南京人口的增加、經濟的發展、大中小學和研究機構的增多，也帶動了南京文化事業的發展。1926年，南京最早的電影院中央電影院就在夫子廟平江府路姚家巷開業。經盛鴻認為：「戰前南京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都達到了南京歷史上的最高峰。當時，南京可以說是文教昌盛，歷史古迹與現代化建設交相輝映。」

1937年6月1日是南京建市10周年的紀念日，但南京市民怎麼也沒有想到，僅僅一個多月後，「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開啟了全面侵華戰爭；12月13日，南京落入敵手，陷入了一場震驚中外的大浩劫和長達8年的悲慘淪陷史。

古建築作為人類歷史的見證，是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實物資料，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早在20世紀初，《海牙陸戰法規慣例》　就規定，一切有關文化方面，如宗教、美術、學術及古物的機關及其財產，如不作為軍事用途，交戰國必須力求保全，不得實施破壞。這是世界公認的國際公法。即使1940年8月至10月的『不列顛之空戰』，德軍空襲英國工業區和雷達站，最多時一天有千餘架德機從倫敦炸到英格蘭，但牛津、劍橋的著名古建築依然完好無損。又如，1944年盟軍對德國的大轟炸，科隆幾乎被夷為平地，然而有數百年歷史的雙尖塔科隆大教堂依然巍然屹立。」孟國祥教授說，「但日本軍國主義有著極大的兇殘性和貪婪性，它既要分割中國領土、霸佔中國財富，又對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垂涎欲滴。因此日軍在佔領南京後的初期，就開始有計劃地摧毀和掠奪南京的歷史文化遺產，實施了一場『文化大屠殺』。」

南京的眾多古建築，首先遭到日軍空襲和炮火的摧殘。南京的明城牆蜿蜒長約40公里，為「世界上磚石城牆之冠」。1937年12月7日，指揮攻佔南京的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其簽發的　《攻佔南京要領》　中就首先提出「進行炮擊奪取城牆」。12月10日，在日軍向南京內廓陣地進攻時，使用飛機、野炮和坦克對中山門、光華門、通濟門和中華門，以及城門之間的城牆進行狂轟濫炸。當年向中山門一帶進攻的日軍第十六師團野戰炮兵松岡康三晚年時回憶說，南京的城牆用野戰炮打兩三發也打不塌，他「打城牆比打城裡多」。南京城牆總共有10多華里被日軍炮火轟塌，中山門城牆被炸塌兩個缺口，光華門變成一片廢墟，中華門原來高大巍峨的城樓在戰火中蕩然無存。

經盛鴻說，南京是個佛教歷史悠久的城市，唐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在南京大屠殺中，多處聞名遐邇的佛教寺院慘遭破壞。南京南郊的牛首山是歷史悠久的佛教聖地，自六朝後的千年來，梵宮琳宇、佛寺相連，有幽棲寺、文殊洞、觀音洞等深藏於一片群山樹海之間。而日軍將滿山古樹砍伐一空，歷代佛寺付之一炬，使牛首山成為一片荒山禿嶺。

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廟，千百年來為人文薈萃之區，是南京的文教中心，它有三大建築群：孔廟、學宮和貢院。孔廟建於宋仁宗景佑元年　(1034年)，廟前有「天下文樞」柏木牌坊一座，高達六七米，街東西兩頭各有木結構的牌坊，上有曾國藩所書「德配天地」「道貫古今」的匾額。雖然日本學界公認孔子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深遠，但日軍佔領南京後，立即縱火燒毀了夫子廟，所有配殿、樓閣等均難逃一劫。

六成公共圖書典籍遭洗劫

經盛鴻教授告訴記者，南京自古多藏書名家和書香門第，清末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更建起多家新式圖書館。如歷史悠久的龍蟠里國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及各高校圖書館，藏書之多之精為全國之最。國學圖書館更是以收藏浙江錢塘丁氏八千卷樓60餘萬卷藏書與武昌范氏月槎木樨香館4500餘種書籍而聞名於世，在收購素有「江南四大藏書地之一」的八千卷樓藏書時，該館曾與日本書商展開了一場競爭，終於擊敗對手。至1937年，該館已有經史子集與普通書籍3000餘種、五六百櫥、40餘萬冊，其中有大量的明刊精印的抄本、歷代名臣大儒所校勘的古籍和珍貴字畫，以及晚清各編譯局編譯的各種教科書。南京淪陷後，南京各類圖書館　(包括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和政府機構圖書館)　均成為日軍洗劫的對象。

據日方的史料證明，早在日軍攻佔南京的前夕，在上海的日華中方面軍特務機關就組織了一個所謂「(華中)　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受委員會」的機構，專門負責劫掠南京等地的圖書文獻。該機構由日方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東亞同文書院與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三個單位抽調二十多個專家組成。1938年1月22日，南京城尚籠罩在大屠殺的硝煙里，該委員會就接到了「立即檢查南京市內的重要圖書，準備接受」的命令，即先行抽調9人在日軍的護送下趕往南京，開始劫掠南京圖書典籍。滿鐵大連圖書館館長柿沼介得知日軍佔領了國學圖書館後得意洋洋地說，「於今，八千卷樓又歸我們了，清代四大藏書樓已有兩處歸我們所有了。」

從3月6日起，這伙文化特務就在日軍憲兵的協助下，將從南京70多處藏書機構找到的重要圖書典籍，用卡車運往珠江路942號地質調查所內。此次搬運前後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出動了日軍367人，動用了中國勞工2830多人，以及卡車310輛。

這批數量巨大的被劫的圖書典籍中，有許多世所罕見的價值連城的善本秘籍。如，宋版書4000餘種、《清朝歷代皇帝實錄》寫本(從清太祖努爾哈赤到第11代德宗光緒的宮廷日記)3000多冊，以及完整的　《古今圖書集成》10套等。

據日本專家松本岡研究統計，日軍從南京各類公共圖書館毀壞與劫掠的圖書古籍多達64.69萬冊，其中，僅省立國學圖書館被洗劫的圖書古籍就達16.7萬冊之多。經盛鴻認為：「再加上中方統計的其他機構的被劫圖書，南京遭日軍劫掠的公共圖書館的藏書占戰前藏書總量142萬冊的六成以上。」

南京是我國的「四大古都」之一，其文化底蘊十分深厚，雖屢經戰亂，但民間收藏素有傳統，圖書典籍十分豐富。藏書是南京文化綿延的優良傳統，南京人珍愛和收藏圖書典籍的傳統歷千年而未中斷。對南京民間藏書家在南京淪陷後的損失，南京大學的徐雁先生、金陵圖書館的許廷長先生也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們以南京藏書名家石承熙為例，揭示日軍對民間藏書的洗劫。石承熙時稱「淮水東邊詞人」，「石家藏書，聞名當代」，南京淪陷前幾年，軍閥孫傳芳曾出價7萬銀元購買石家藏書，被其拒絕。南京淪陷前，他僅攜帶少量珍本逃離，其餘藏本或被日軍掠奪，或與家宅一起被日軍焚毀，石家共計損失宋元以來精刊本、佳抄本和孤本4大箱、千餘冊，字畫精品和瓷器古玩4000餘件。

殷墟古物慘遭毀損

南京城內的大量文物古董與學術標本，如考古出土文物、古陶器、古銅器、古瓷器、石碑、石佛、書畫等，也是日方早有預謀的劫掠對象。經盛鴻說，就在日華中方面軍從上海殺向南京途中，其司令官松井石根就讓人搞了一份蘇州等地古物字畫一覽表。在日軍入城後，就按圖索驥地進行劫掠。當日軍在南京城裡大肆燒殺淫掠時，對文物古董的掠奪更是肆無忌憚。

當時，從北平故宮南遷的珍貴文物，還有部分在朝天宮東側的國立北平博物院南京分院地下保存庫和位於國府路的國立美術館內，未及西遷。這些珍貴文物自1933年2月起分五次從北平南遷，先運抵上海，後於1937年1月分批運抵南京，總數為19194箱。南京淪陷前，國民政府搶運西遷走逾1.6萬箱，未及運出的還有2953箱。日軍入城後，立即將其置於魔爪之下。1938年6月，日軍特務機關命令打開了玉牒、紅檔、實錄541箱、普通檔案1217箱、圖書類475箱和地圖類15箱等，並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清點。這些故宮文物多是珍貴的國寶，其中有康熙、乾隆年間西洋各國進獻的各種精美工藝品，以及　《大清實錄》、玉牒及清宮內務府檔案。日方劫走與損壞了其中許多珍貴文物，直到戰後，北平博物院南京分院才找回2000多箱。

戰前，國民政府為籌建國家博物館——中央博物院，向全國徵集來的各種珍貴文物，也成了日軍劫掠的對象。據統計，日軍從中劫走1679種。該院負責人曾昭燏藏在傅厚崗34號一處密室的文物，就被日軍劫走古物類85件又一箱，其中有從棲霞山齊塔內出土的南齊刻石佛一尊、山西趙城縣佛寺壁畫4塊、乾隆五彩瓷籩豆等8件。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當時中國最高科研機構——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珍藏的殷墟發掘古物等珍貴文物，也慘遭日軍掠奪與毀壞，損失無法統計。該所保存的山東日照出土古陶器標本箱，竟被日軍拿去鋪墊鐵路的路基。

日軍對南京許多古建築上有文物價值的構件也要劫走。如，南京朝天宮的主建築正殿之屋脊兩端安裝鴟吻一對，也稱「鴟尾」，古人以為可以禁壓火災。此建築飾物起源於東晉，唐代高僧鑒真東渡日本時曾將其傳至日本，在奈良唐招提寺正殿金堂屋脊兩端裝有一對，因此被日本人視為國寶。日軍侵入南京後，竟將朝天宮正殿屋脊上的鴟吻拆下，運往日本

而民間私人收藏的文物，更是被日軍洗劫一空，就連充當偽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會長的陶錫三的住宅也遭日軍洗劫，將他多年收藏的文物典籍搶劫一空。事後，他乞求日軍將「以同文同信佛教關係代為收存」的「經像法寶」返回原主，仍遭日軍以「無從查詢」為由置之不理。

南京多少文物典籍被劫仍是謎

抗戰勝利之後，南京政府有關方面曾對南京抗戰時期公私文物損失數量進行調查，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調查得出的統計數字是極不完整的。

孟國祥指出，《南京市抗戰時期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　所列圖書損失僅為：公家圖書406461冊另156箱1725種；私人藏書53118冊另1790種59箱840部。但據他「研究發現，南京市立圖書館損失圖書20萬冊，報刊雜誌5萬餘冊；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損失藏書7萬冊，印行秘籍9萬冊；中央圖書館損失約10萬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損失5萬冊；金陵大學損失7.3萬冊；中央大學及院系損失約25萬冊；8所中小學申報損失就達63576冊。9個中央政府部會機關圖書損失就有27.6萬冊之多。而私人損失難以計算，僅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兩校個人申報就達10萬冊，散見於檔案的其他個人圖書損失申報亦達20萬冊」。僅以上數字相加就超過了150萬冊。

南京市公私文物損失統計中佔半數以上的雜件損失中，竟沒有一件為私家所報，在字畫等其它7類損失中，私家所報者也僅列69人，公私申報者均為南京市區居民。更為離奇的是，江蘇全省文物損失統計的數字，其損失不足於南京市區損失的七分之一。

孟國祥認為，除了戰後時局動蕩與申報時間緊張等原因外，當時統計方式的不合情理也是原因之一。如，申報時不僅要填報受損文物的名稱，還需提供文物照片、圖樣和票據，損失的時間、地點；更要填報文物遭損時施暴者即日偽機關或部隊名稱、日偽負責人姓名及文物目前下落等。眾所周知的是，日軍入室搶劫，絕不可能開具收條，居民也唯恐避之不及，豈敢要求日軍報告其部隊名稱及長官姓名？　受此諸多條件限制，因而難以申報，以致於時至今日，「南京的抗戰損失研究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戰時參與掠奪的日本有些當事人曾詭辯說，戰時搜集、整理南京等地的圖書典籍是在「接受」和「保護」中國的文化。經盛鴻指出，日本對中國文化典籍的破壞、掠奪，是長期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政府行為，既是其圖謀侵佔中國戰略的一部分，也是其文化侵略的必然結果。只要設想一下，假如沒有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自然就不會有中國文化的如此巨大的損失，又何須要日軍來「保護」呢？

孟國祥說，在當時的日本看來，中國必定失敗，日軍攻佔南京後中國一定會投降，所以搜集中國的圖書典籍文物都是其「雄進國家財產」和「發揚國威」之舉。至於後來日本將部分圖書文物移交汪偽政權保管，並沒有改變日方的實際控制權，所謂「移管」只是為支持偽政權而採取的一種宣傳欺騙策略而已，如同「從左手送到右手」。

抗戰勝利後，我國從日本追回多少圖書？　孟國祥說，一般認為是158873冊，此源自中國駐日代表團1949年9月統計的數字。實際上，其後還有部分圖書運往台灣。但迄今為止，仍沒有見到完整的數字。

經盛鴻指出：「日軍將從南京等地劫掠的圖書典籍文物中的精華部分運回了日本，直到戰後仍大部沒有歸還中國，是中日間又一個戰爭遺留問題。日本學者承認：『特別是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有用金錢無法買到的，其中有世界唯一的中國古典的大量收集物、世界最古的大量刊本類書籍。』以致中國學者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的某些問題，竟要跑到日本去查閱原本就屬於中國的典籍，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和文化洗劫的罪惡證據和嚴重後果之一。」

「在南京文化損失的數字問題上，雖要避免求大、求全、求精的誤區，但更不可抹殺、刻意的縮小和掩蓋，」孟國祥說，「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必須經受學術的檢驗和時間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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