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的文獻學的發展

宋元明的文獻學是古文獻學的形成確立時期。這一時期，由於雕版印刷術的普遍使用，文獻增長傳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隨之而來，對文獻學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促進作用。有以下標誌。

1、私家目錄的興起與目錄內容的拓展

由於社會文化的發展和圖書數量的激增，兩宋出現了一批私人藏書家，遠超過前代，因之大大促進了私家藏書目錄的發展，據文獻記載，宋代有名可考的私家藏書目不下３０家，有的流傳至今，如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而最為後世所重的是兩宋之際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

這是兩部最早的有解題即內容提要的私家藏書目，也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的有解題的書目，在學術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二書均是依四部分類，很多今已亡佚的宋代以前的古籍，所幸有這二書得以了解內容大概。

宋元之際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與此前的書目不同，不是藏書目，而主要是利用晁、陳二家書目解題，此外，還利用前代及當時的各種官私書目，《自序》：「今所錄，先以四代（《漢書》、《隋書》、《新唐書》、《宋史》）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采諸家書目所評，並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其旨趣。雖無其書，味茲品題，亦可粗覽端倪。」標誌著圖書目錄已脫離了依附藏書的地位，成為學術史中的獨立學術門類。

此外，南宋初年鄭樵對圖書分類體系理論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並付諸實踐，在《藝文略》中，不守《隋志》以來已經形成的四部分類，別出新意，將古今圖書分為十二類：「欲明書者，在於明類例。噫，類例不明，圖書失紀，有自來矣，臣於是總古今有無之書為之區別。……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種書，可以窮百家之學，斂百家之學，可以明十二類之所歸。」 （《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並且用相當篇幅進一步探討了目錄學的若干理論問題。可以證明這門學問已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不過，提出的分類並無人接受，明清二代，雖仍有人提出不同於四部分類的其他分類法，但均不成氣候，無甚影響。

2、校勘之學的日趨成熟

宋代出現了一批校書名家及校勘專書，其中尤以南宋張淳《儀禮識誤》、方崧卿《韓集舉正》及朱熹《韓文考異》、彭叔夏《文苑英華辨正》、《相台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為有影響。

與前代相比，共同之處在於均是結合校書撰寫校記，專講校勘。幾書均廣徵異本，使用了對校、他校等方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歸納總結出若干校勘學的一般原則與方法，如《韓集舉正》，對於誤字、衍字、脫字、倒字等採用了不同的特殊標記或符號以示區別；《文苑英華辨正》將校勘中發現的問題分為二十一類，為探尋古籍致誤的原由及掌握校勘原則方法，提供了方便，在對待異文方面，也採取了很謹慎的態度，為後人立下了範例；《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則歸結出七類校勘去取原則，也是很有價值的校勘學說。

凡此，均表明宋代校勘學已成為一門自覺的學問。

3、疑古精神的高漲與辨偽之學的精密

宋代疑偽考辨之風更為盛行，當時的著名學者如歐陽修、吳棫、程大昌、王應麟、洪邁、程頤、朱熹、晁公武、鄭樵等都進行過文獻考辨，取得了較大成就。如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對儒家經典及舊說大膽質疑，提出《文言》、《繫辭》、《說卦》等篇並非出自孔子之手；吳棫、朱熹對所謂《古文尚書》諸篇產生懷疑，如《語類》提出：「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安國考定於蝌蚪古書錯亂磨滅之際，反得其所易，則有不可解者。」開啟後人考辨《尚書》偽古文的先河。元人吳澄亦有進一步懷疑。

明代辨偽學又有所進步。一是專書辨偽：明初，宋濂《諸子辨》，專以先秦至宋代的子書為對象；梅鷟《尚書考異》與《尚書譜》，繼宋、元人之後，更直接提出《尚書》的偽古文問題，「《史》、《漢》所載，絕無廿五篇影響。」明確認定《十三經註疏》中的《尚書》五十八篇中，古文二十五篇應是後人偽造。二是辨偽理論的進步：明代萬曆時胡應麟總結了前人的辨偽經驗，《少室山房筆叢》收入《四部正訛》，是第一部文獻辨偽的專著，對古書的偽作做出了估計：「余讀秦漢諸古書，核其偽幾十七矣。」是否準確另當別論，但表明有了清醒認識。他並考證了１００多部偽書，歸納了古籍作偽的十幾種情況，系統提出了辨析偽書的八條基本方法，在辨偽理論上和方法上都有相當高建樹；藏書家祁承?《澹堂藏書約》，也有專門論述偽書的內容，其中總結了產生偽書的十九種情況，也是一種辨偽理論的概括。

4、文獻範圍的擴展

如前所講，金石學在宋代發展成熟。歐陽修撰《集古錄》，大量使用金石文字主要是石刻考訂史籍記載，在４００多篇《跋尾》中，訂正舊史記載就有３００多處。同時還能注意到所謂「諛墓」之文的問題。其後，趙明誠《金石錄》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運用石刻，對兩《唐書》的記載，多有補正。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入歷代５１１件金石銘文，有少量的石刻，絕大部分是青銅器，是宋代同類著作中較有條理並收錄內容最多的一部書，對銘文並作了考釋，促進了金文研究的發展。

另外方誌的編纂在這一時期趨於成熟，數量也有了快速的增長，北宋有20餘種，南宋有200餘種，今存20多種。也大大擴展了傳統文獻的範圍。

5、文獻輯佚與史料考異學的發展

將散見於各種文獻中已經亡佚古書的片斷文字搜集抄錄出，再按一定體例加以編排，以儘可能恢復已佚古書本來面目的工作，就是輯佚。

宋人在文獻輯佚方面也很有成績。以南宋王應麟為代表。是一位綜合性的學問家，有多方面的成就。所輯《鄭氏周易注》、《鄭氏尚書注》、《三家詩考》，都是很有水平的輯佚之作，今天仍受到重視。

明代孫瑴《古微書》，專輯緯書佚文，也是一部較早期的輯佚代表作。

明祁承?《澹生堂藏書約》中，提出從前代古書引文、注文以及類書中輯佚的主張，對清代大規模的輯佚，有一定的啟發。

史書考異出現於宋代，以司馬光《通鑒考異》為代表。

《考異》是《資治通鑒》的副產品。在編撰《通鑒》的同時，「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撰成此３０卷之書。共列近三千個條目，引用近三百種各類文獻，今已亡佚者過半。前人修史，如果材料記載有矛盾有分歧，一般是修史者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去取，究竟對錯，本人既不做任何說明，後人也無從查考。司馬光是一位十分謹嚴的史家，創立了一種做法，凡是材料記載有異同，他要進行仔細的考辨分析，然後選擇他認為比較可信的寫入《通鑒》，比前人高明之處在於把各種不同說法和自己選擇的理由，詳加記載，逐條說明，作成《考異》一書。由此形成史料文獻考異一門學問，是為史學上的一大貢獻。

6、版本學的萌芽

「版本」名稱的出現，是在宋代，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行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版本。」是相對於以前的抄本，專指雕版印刷複製的書籍。宋代以後，由於雕版印刷的普及，書籍得到大量複製，版本問題日漸突出。宋代校勘的發達，與版本有密切關係，上述宋人校勘名著，均使用多種本子，其中部分就是所謂版本。宋人已注意到不同地區的刻本有質量高低差別，如北宋末朱彧《萍洲可談》：「姚祐元符初為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版舛錯，『坤為釜』遺二點，故姚誤讀為『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肊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著福建本。』」南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也有相同記載，不過把杭州學教授姚祐換成王安石變法時的教官。可見當時已成廣為流傳的話柄，建陽書坊刻書之陋劣是眾所周知。

宋人讀書已要講究版本，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是第一部著錄版本的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時並記載書籍的款式和版本，如抄本、印本、拓本等，均反映出重視版本的認識，但這時重視的是所謂的「善本」，即在校勘上比較精良，錯訛較少的本子。

明人在版本的認識上，更為自覺。與明弘治、正德時文壇上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的復古文學流派有關。對流行的文體不滿，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很快成為潮流。要求多讀古書，而當時的古書，從版本上講，唐代以前的寫本已不多見，主要是宋刻本，帶動了版本學的發展，形成追求宋本的風氣。當然，與宋版書日漸稀少，具有收藏價值有關。如嘉靖時權臣嚴嵩抄家的清單中，就把宋版書作為財產單獨的一項列出。明代藏書家眾多，大量藏書、抄書，也應與此有關。

由於宋本的身價日增，開始出現偽本，隨之產生鑒別版本的需要。萬曆時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提到當時作偽宋板書的風氣以及鑒別的方法，並總結出宋元本的某些特徵，當然他的認識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初步相當膚淺的。

與高濂同時，還有幾位文士、藏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認識。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也有相關論述：「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訛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已經提出一套比較概括的版本鑒定標準。值得注意，他還說：「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吳為最。」已不是像藏家那樣只注意宋本，並開始留意當代的版本問題。另祁承?《澹生堂藏書目》也是一部詳註版本的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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