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追捧的「百家爭鳴」，只是一場虛假的文化繁榮？｜淘觀點

戰國時期，齊國創辦稷下學宮，廣招稷下先生以及稷下學士，最終造就了「百家爭鳴」的耀眼奇觀。齊國君主待這些稷下學者以師友之禮，這些稷下學者議政不參政，可以痛快淋漓地發表意見。儘管有少數學者或辦辦外交或參與政策討論，但都是臨時客串性質，談不上負擔更無須擔責。

另外，他們待遇優厚。大體是通過齊王面試的辦法，按學術水平和聲望高低，確定不同的待遇。首先是政治上給地位，授「上大夫」「列大夫」爵位，然後名正言順地配備經濟報酬。迎來送往之時，沒準還能得到一筆額外的禮金。

有地位，受尊重，不差錢，不擔責，齊國實施的人才引進戰略條件十分誘人，怪不得千百年來為知識分子所津津樂道。那麼，稷下學宮難道真是「知識分子」的理想國？

第一個不以為然的就是當事人孟子。稷下學宮最為繁盛時期，孟子兩次來到齊國。他雖然會過此間的學者，但沒有證據證明他曾列於稷下之門。孟子說：「一無官職，二無進言之責，我的行動難道不很自由嗎？」

然而孟子不是一個呼喚絕對自由的隱士，更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向住既有君臣之義，又有師友之誼的君臣關係，所以對稷下先生的身份產生懷疑。有「議論」之名，無臣下之「義」， 又怎麼能靠食祿關係，來實現師友之「德」呢？士人固然需要名與利，然而更重要的是，士人的理想是用自己的思想理念治國。孟子不會因為優厚的待遇而失去對名分與職責的固守，他不願做「稷下先生」，也不願「捨身」為所謂的文化盛景裝飾門面。

在士階層初興時期，在帝國霸業未竟之時，在經濟發展相對發達和文化風氣相對開放的齊國，也許曾經出現過士人「伊甸園」，但它註定不會逃脫曇花一現的命運。試想，一個禮崩樂壞的兼并時代，一個弒君篡位的王室，一個靠武力和食祿維繫文化盛況的國家，禮遇「知識分子」的目的何在？其制度靠誰傳遞？「知識分子」又在其中承擔哪些責任和義務？

所有制度化保障的追問，最終只能落到一個脆弱的話題上：天下士人的理想必須倚靠國君的開明大度才能得以實現。果然，到了「好大喜功」的齊湣王時期，稷下學宮一度大到千人規模，卻終因齊王的驕縱而敗落。最直接的原因，應當是由於燕國軍隊長驅直入、大破臨淄所致。

等到齊襄王重整山河，再興學宮之際，齊國的大國地位早已江河日下。縱觀學林，老的老，去的去，學宮雖「二度梅開」，但全無暗香浮動，即使荀子再有號召力，也無法重新復原出一個新的百家爭鳴來。

荀子是一個可以變通的人，但不意味著他會放棄原則。少年時學宮遊學的經歷，三為祭酒的尊崇待遇，並沒有讓他獲取參與政治活動的快感，甚至在其著作《荀子》中都看不到他對稷下學宮的記錄。

從孟子到荀子，從他們背離稷下而去的身影里，我們或可對稷下現象多一份務實的認知，對中國早期士人第一次「議政」，規模化、組織化參與政治活動的狂歡神話，多一分理智和冷靜的觀察。

春風十里，不如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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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侯衛東

文章來源｜《百家講壇》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