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作者塞萬提斯的否定之否定

塞萬提斯的否定之否定

作者：楊玲

法國文學批評家聖伯夫將《堂吉訶德》稱為「人性的《聖經》」，認為我們每個人既是堂吉訶德，又是桑丘·潘沙，無一例外地兼有兩面性：狂熱的理想和世俗的功利。我們睡下時是堂吉訶德，醒來時是桑丘·潘沙。的確，《堂吉訶德》中充滿著二元對立的矛盾：堂吉訶德的滑稽與崇高，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與桑丘的現實主義，堂吉訶德的虛幻與好人吉哈諾的真實……正是這一對對矛盾使作品充滿張力，也使塞萬提斯的思想更為深邃而富有魅力。與此同時，塞萬提斯著力展示給世人的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的對立與統一。他批判，他否定，但並非一味地狂熱，而是始終保持著冷靜，對自己所批判和否定的傾注同情，與自己所擁抱的保持距離。

批判與否定

塞萬提斯的時代，西班牙是一個充滿矛盾、盛極而衰的龐大帝國。一方面，西班牙王室不惜一切竭力維護自己得來不易的霸主地位和天主教的權威；另一方面，軍費急劇增加導致財政不堪重負，貴族驕奢淫逸，享樂之風蔓延，加之新教的衝擊，整個西班牙帝國已是力不從心，強弩之末。在如此背景下，對於任何一個介入社會的作家來說，反思當下、挑戰權威勢在必行，塞萬提斯當然不能例外，從他為主教、為國王效力的積極舉動就可以看出他絕非超凡脫俗的隱者。在敢於向國王的貢品獅子宣戰並自稱「獅子騎士」的堂吉訶德身上，挑戰權威的精神毋庸置疑。

首先，是對宗教權威的挑戰。神父和理髮師對堂吉訶德書房的徹底檢查是全書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情節。他們對著書籍灑聖水，彷彿書中藏著妖魔鬼怪，令人不禁失笑。他們對每一本書籍嚴格審查，儼然影射了當時的書報審查制度。在塞萬提斯筆下，教士好逸惡勞、貪生怕死的本性可見一斑。塞萬提斯對教士的基本評價是：「教士們不過是在好言好語、安安穩穩向上天祈求」；「教士先生們向來不難為自己的肚子」。與瘋狂的堂吉訶德遭遇時，教士表現得極為懦弱，還不如身處社會底層卻敢做敢當的腳夫和趕羊人。此外，堂吉訶德不拘小節地隨意自製念珠的情節亦被視作對天主教明顯的「褻瀆」。

其次，是對權貴的諷刺。堂吉訶德對桑丘的教誨概括了上層社會的生活：「官場是波濤兇惡的大海。」學驢叫的市長、出身顯赫卻要看財主臉色行事的公爵、外表高貴但身體里儘是髒水濁液的公爵夫人等，盡顯政客貴族的迂腐和醜陋。桑丘稱貴族比石子還多，像吸血的蠛蠓一樣討厭，並說他所見過的總督給他拾鞋都不配。

此外，書中還包括多方面針砭時弊的諷刺。例如，對販賣黑奴的諷刺，對詩會競賽營私舞弊的諷刺，對西班牙為所謂「聖戰」耗費人力物力的諷刺，對社會無業游民增多造成世風日下的諷刺等。

批判之批判，否定之否定

通過對所謂正統與權威的否定和批判，塞萬提斯讓人文主義的光彩綻放在其作品之中，但與此同時，他保持著一種難能可貴的冷靜，並沒有對新時代的價值觀全盤肯定，而是反過來對文藝復興以來的世俗傾向和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進行反思和批判，實現了否定之否定的辯證。如果說塞氏的其他作品有明顯的世俗傾向，《堂吉訶德》則代表塞氏思想的至高點，它的可貴之處在於其對所謂的大勢所趨所持有的那種謹慎的距離感。如果說但丁預見了人類的墮落，塞萬提斯則遠遠早於時人總結了這種墮落。

堂吉訶德一心想恢復不合時宜的騎士道德固然可笑，但這或可視為作者對新舊社會交替、世風日下的反思。在新的生產方式正值上升期時，能夠對它冷眼旁觀實屬難得。正如拉蒙·安特蓋拉在其《〈堂吉訶德〉思想分析》中提出的「雙重目的說」：「塞萬提斯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對世界的批判，其次才是反騎士小說。」又如胡安·巴萊拉提出的「戲仿」的概念：「正因為有了這種戲仿，塞萬提斯在掃除騎士小說的同時保全了騎士精神。」

米蘭·昆德拉在其《小說的藝術》中指出：「堂吉訶德從家中出來，發現世界已變得認不出來了。在最高審判官缺席的情況下，世界突然顯得具有某種可怕的曖昧性；唯一的、神聖的真理被分解為由人類分享的成百上千個相對真理。」堂吉訶德心血來潮（或者說蓄謀已久）走出自己的伊甸園，領略了這個新世界的三教九流。第一次出行，他看到了做皮肉生意的妓女、狡猾的店主、被主人盤剝的少年、牟利的商人；第二次出行，他遇到了為愛而殉情的痴情公子、尋歡的騾夫、風流放蕩的客店侍女、殘忍的神聖友愛團巡邏隊長、喜歡捉弄人的小販和市民、被押送的苦役犯（其中有小偷、竊賊、掮客、淫亂者、強盜等）……這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讓堂吉訶德認識到世間百態。初諳世事的堂吉訶德有些不知所措，面對世界的墮落，他只能將自己封閉在幻想之中，依靠他的不二法寶——柏拉圖式的愛情——向世界宣戰。

然而，塞萬提斯著力描寫的人世間的七情六慾、道德墮落同堂吉訶德的虛幻愛情、孤軍奮戰相比顯得又是那麼的強大，反映出作者內心的激烈鬥爭。顯然，對於男女之間的愛情、塵世的歡愉，塞萬提斯又不無渴望，甚至有推波助瀾之嫌。從文學傳統上說，塞萬提斯無論如何不可能不受到《真愛之書》《塞萊斯蒂娜》《小癩子》一脈相承的影響，即對塵世間的人情世故不免嚮往，但同時又時刻與現實保持距離。

詩的真實與現實主義的勝利

究竟塞萬提斯是「羅馬教會的忠誠的兒子」（海涅語），還是「善於偽裝的」、「地地道道的人文主義作家」（西班牙學者阿美里科·卡斯特羅語）？對此，陳眾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塞萬提斯既非「官方作家」、「教權意志的代言人」，也非所謂「偽善」的人文主義作家，而是「一個有著明顯矛盾的時代的兒子」。的確，塞萬提斯試圖為天主教代言，卻時時陷入人文主義的「誘惑」；試圖擁抱傳統價值，卻無奈於時代的變遷；試圖批判騎士小說，卻又始終對騎士精神敬畏有加。

塞萬提斯要寫的不是神話，不是歷史，而是虛構的真實。小說是虛構的，但它要表現的是一種普遍的真實。堂吉訶德一心嚮往的是神話式的存在，而桑丘則徹頭徹尾、義無反顧地趨向現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塞萬提斯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文學類型，由此被視作現代小說的鼻祖。如果說桑丘代表的是感性的真實，即歷史的真實，那麼堂吉訶德代表的就是普遍的真實，即詩的真實。這就是所謂的「雙重真實」，即理性的真實和信仰的真實，也就是文藝復興所體現出的二元對立，即所理解的和所信仰的不盡相同。桑丘眼中的真實，是塞萬提斯的肉眼凡胎所看到的真實，堂吉訶德眼中的真實才是塞萬提斯心目中的真實。塞萬提斯「將堂吉訶德置於詩的一邊，而將桑丘置於歷史一邊，讓他們而非作者去為捍衛自己的立場而努力，令那些在其他的書籍中顯得枯燥乏味的爭論變成了鮮活的、現代的、富含各種可能的矛盾衝突」，阿美里科·卡斯特羅如是說。

詩人的身份、講故事的慾望背叛了作者的思想，使作品遠遠超出了作者的掌控。創作初衷與最終效果之間的矛盾正源於文學自身的規律，即「現實主義的勝利」。正是由於塞氏的小說創造觀和審美情趣，即文學的虛構與歷史的真實、塑造現實與反映現實、虛構的理想與世俗的真實相結合，使他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了其主觀意願：本欲成為「羅馬教會的忠誠的兒子」，掃除蠱惑人心的、異端的騎士小說，卻無意中被人們讀出了人文主義韻味，諷刺了宗教的腐敗與墮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世俗和人性的一面。堂吉訶德稱桑丘「什麼都懷疑，又什麼都相信」，塞萬提斯亦是如此。

《堂吉訶德》經歷了400多年的沉浮，從最初被視為「十足的瘋子、逗笑的活寶」到「一切故事裡最傷心的故事」中的悲劇式英雄，再到「為普遍的真實說話」的人，其豐富的內涵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呈現出新的閃光點。或許《堂吉訶德》的經典性恰恰在於它的矛盾性和陌生性，在於它給每一個時代、每一次閱讀帶來的驚喜與啟迪。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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