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從書的題目上可以獲悉其講述的關於中國歷代政治的利弊研究，但是在書中並沒有選擇一一列舉各個朝代，而是選擇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進行敘述，用以大體上來代表中國歷史的進程，還是極具代表性的。

誠如錢穆先生所言，任何一項制度都不是孤立的，每一種制度的產生都與有其相互關聯的事物加以作用，無論是經濟還是思想文化等，在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儘管錢穆先生在本書中所論的是從制度的角度來闡明中國曆朝歷代的政治得失情況，但是我們在閱讀與理解上則要綜合多種因素進行考量，對與制度相伴生的其他情況加以深究，才有助於加深理解。「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的一部分，我們若不深切認識到某一國家某一民族全部歷史之文化意義，我們很難孤立抽出政治一項目來討論起意義與效用。」錢穆先生重點關注政府組織、選舉制度、經濟制度和兵役制度，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自身的見解。

歷史對於一個人的成長至關重要，而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則是不言而喻。錢穆先生寫作此書的目的也正是讓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國的古代政治，而且有一點強調地則是尤為必要，即我們不能忽視傳統，尤其中國的傳統，而不是強調製度的變革中一味地崇洋媚外。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上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則說明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有著積極的意義的，並不是在人治的社會下的制度建設對於當今法治社會的建設毫無借鑒可言。在以前讀過的一篇關於蘇力老師的《認真對待人治》的論文時，讓我就對於人治的看法有所改觀，並不是贊成人治，人治顯然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的，而是在人治下的某些積極因子的存在，在今天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如此，在讀蘇力老師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時對於一些知識和觀點受知識儲備的局限，並沒能深刻的理解。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發現倆本書在強調中國歷史和汲取中國傳統的優勢時，強調中國國情的必要性時有些觸類旁通的感覺。

不僅如此，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錢穆先生並沒有用現在的觀點和思維對於歷史現象和事實強加解釋，更多的是還原，即用當代人的眼光的來審視與其產生的同時代的歷史現象，這顯然更加客觀，也有助於藉此來還原事物的本來面目。這便是錢穆先生在對待歷史的研究上的歷史意見和時代意見的區別。「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的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待時代隔得久了，該項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後代人單憑後代人自己所處的環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以往的各項制度，那只能說是一種時代意見。」這種思維方式無疑是對我們以後在事物的認識上具有開拓性的作用。在書中也體現錢穆先生用法律的思維在分析歷史現象，在書中多次出現了用法理來解釋的情況，例如在說及漢代的皇室和政府的財政是就曾指出「當時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鮮明劃分的。」還有在講到鹽鐵官營的時候，說到古代井田制度與山澤禁地之在法理上所有權之區分。然而，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還是唐代的監察制度，在當時的門下省就對於皇帝的詔令有「封駁」職權，這說明對於當時的國家最高領袖的權利在一定的程度上達到了限制的作用，儘管並不能達到完全限制的程度，但在封建社會能取得如此成果已經可以說是彌足珍貴。御史台系統和言諫系統的配合對於唐朝的政治清明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還有三省之間的牽制，同級監督，對於現如今的制度建設必然有著啟示作用。尤其是在最近一部反貪劇《人民的名義》的熱播則更是將反貪推到了大眾視野之下，打擊腐敗在現在的時代有其必然性。這種用法制的手段，機構間的監督，監察體系獨立，社會輿論作用的利用在反貪上將有著極大的意義。當今中國的腐敗到了非反不可的情況，黨和國家在反腐敗上的決心則更是體現了一種時代的進步。

同時，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也應該意識到這樣的一個問題，每一個在寫作或者研究某一事物的同時，其觀點難免或受到其主觀性的影響，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所以，錢穆先生也不可能跳出這一局限而超然物外。在王亞南先生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對於錢穆先生的觀點表達了質疑。「歷史家錢穆先生曾這樣告訴我們：『秦漢隋唐幾個朝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面，這便近於現世所謂民族國家的理論。秦以後，兩漢隋唐最有成就的事業是政治與社會，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錢穆先生只是含糊的表示「一統的政治」，既說不是專制統治，也沒有指明其中的政體，缺乏說服力。並且在從文章寫作的背景的角度出發，在當時的社會，「漢唐盛世」在政治上正被宣揚的天花亂墜。所以，其觀點在時局和政治的干擾下，難免或帶有一定的政治和主觀色彩。

在不同人的眼裡，同一個事物可能會存在著不一樣的視角，這時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個事物則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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