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風雲之四：我們應當如何評價「澶淵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遼兩國舉行和平談判，並達成了和平協議。

景德元年十二月初七，宋真宗委派左衛大將軍李繼昌為國使，持誓書與姚柬之往遼營報聘。援助遼國的歲幣之數，亦如曹利用所許諾。隨後遼國也遣使送來答大宋皇帝的誓書。這兩份誓書，是確立宋遼關係的重要法律文件，也是我們研究宋遼關係的重要文獻。有必要將兩份誓書全書抄錄出來。

大宋誓書：

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

大遼誓書：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雲「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謹白。」

這便是大宋與大遼於公元1004年簽訂的「澶淵之盟」，一份終結了二十五年征戰（從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到1004年「澶淵之盟」簽訂）、締結了一百餘年和平的協約。

我們應當如何評價「澶淵之盟」呢？

許多人可能會習慣性地認為，「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條約。然而，從前面我們的講述便可以知道，「澶淵之盟」其實是在宋朝打了勝仗的情況下，願意停兵與遼朝談判，並作了讓步而達成的和議，跟城下之盟的性質並不一樣。「城下之盟」語出《左傳?桓公十二年》：「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是指兵敗後迫於無奈而簽訂的屈辱性條約。而宋朝跟遼朝立盟，並非因為戰敗後，迫於敵人兵鋒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兩國長年征戰，希望達成長遠和平。

今人之所以認定澶淵之盟「喪權辱國」，想來應該是因為盟書約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給予遼朝歲幣。這裡我們有必要來探析一下「歲幣」的性質。不管從宋遼談判過程中的說法，還是從兩國誓書的用詞來看，歲幣既不是戰敗國的戰爭賠款（19世紀鴉片戰爭以降，清政府對西方列強支付的銀子，才是屈辱的戰爭賠款），也不是藩屬國的納貢，宋政府對歲幣的交割形式，也儘力避免給人納貢的印象：「更不差使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寧說，歲幣實際上就是發達國家對經濟落後國家的資助：「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類似於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援助。

而從成本—收益的功利角度來看，每年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的歲幣支出，也是收益遠大於成本的划算買賣。以宋朝龐大的財稅收入，區區二三十萬兩銀的開銷並不構成什麼負擔；而且，由於宋朝對遼朝的貿易長期處於「出超」地位，每年的歲幣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裡，據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的估算，「平均來看，宋通過對遼貿易每年可獲得八十萬貫順差。這其中，政府的官方貿易往來佔到了四十萬到五十萬貫。此順差使宋朝實際上重新賺回了對遼國的歲貢」 。

宋朝人自己也曾做過一番成本—收益計算，結論是「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 。歲幣支出只相當於戰爭損耗的百分之一。財物的損耗還是小事，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宋遼征戰，勢必有無數的軍人與平民要死於戰火；而澶淵之盟訂立之後，至宋朝與女真秘密訂立海上之盟之前，兩國實現了一百餘年的和平，其間儘管有糾紛、有局部衝突，有勾心鬥角，但基本上都是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並沒有引發戰爭。單說這一點，就非常了不起。

宋代之前的漢朝、唐朝，為締約和平，一般採用「和親」的方式（據學者的研究，西漢至少有16起和親，隋唐有45起和親，宋代以後的和親共計有37起）。宋朝則從無「和親」之舉，遼朝與西夏都曾經向宋朝提出「和親」的要求，但宋政府都婉轉拒絕了，寧願每年多支付點歲幣。今天許多人都能夠接受漢唐的「和親」政策——王昭君與文成公主的故事一直受到歌頌，卻無法接受宋代的歲幣。我感到有點難以理解，因為如果以現代文明價值觀視之，「和親」過程中，至少有一名女性被當成政治犧牲品，顯然更不應該為現代人所接受。

如果說，漢唐的「和親」是中世紀式的和平機制，那麼宋遼開創的「和約」，則可以說是近代化的和平機制。根據「澶淵之盟」的盟書以及後續的系列約定，宋遼兩國達成的重要協議包括：

一、宋遼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地位平等；

二、宋朝每年給予遼朝歲幣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三、雙方大致按佔領現狀劃清領土邊界，在國境線立下「石峰」（相當於今天的界碑），「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

四、約定兩國互不單方面增加邊防武裝，「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

五、約定雙邊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類似於罪犯引渡協定；

六、兩國在邊境開設榷場，開展雙邊貿易。

宋朝與遼朝「建交」之後，在長達一百餘年的來往中，還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機制，包括：

一、設立「國信所」，有點像現代國家的外交部，負責選派外交使團、接待外國使節、保管外交文書與禮物；

二、每逢重大節日，譬如元旦，兩國會互派使臣前往慶賀，一國皇帝、太后壽辰，另一國也會遣使祝賀。一國若遇上國喪，另一國也要派人弔慰；

三、一國新君即位，也會派遣使臣通報對方，對方則致函相賀；

四、凡遣使訪問，對方都會給予禮遇，雙方通常也會互贈禮物；

五、一方若要征討第三國，也需要遣使照會對方，以期達成「諒解備忘錄」；

六、兩國若發生利益糾紛與局部衝突，都通過派遣代表談判解決，不致誘發戰爭。

——近代民族國家謀求建立的國際條約關係，不就是如此么？

「澶淵之盟」告訴我們：軍事實力固然是談判席上最有力的籌碼（這一點必須承認），但和平談判卻能夠創造出戰爭無法完成的歷久彌新的文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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