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小哥送餐遲到，應該差評投訴嗎？

外賣小哥送餐送晚了，

你會給他差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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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頓飯

公司的同事K中午叫了外賣，外面風大雨大，外賣小哥晚了一個小時，當小哥站在辦公室門口的時候，一身冷氣的外套上，雨水兀自在不停地滴答。小哥帶著一臉的愧疚，口中不停地說著道歉的話，並解釋說外面雨太大才耽誤了送餐的時間，請求K的諒解。

K接過外賣對他說了聲謝謝，微笑的把小哥送走之後，在APP上打了一個差評。

我們都很不理解，人家小哥都那麼可憐了，為什麼還要再給人家一個差評來雪上加霜呢？公司的同事們都半開玩笑的譴責他沒有同情心，不能體諒外賣小哥的辛苦，K卻一臉認真的跟我們講起了道理。

他說，評分系統本來就是用來評價服務質量的，是自己作為一名消費者應有的權利。如果外賣準時送達，自己當然會給好評，但小哥遲到了，並且比應允時間足足晚了一個小時。

雖然他也很同情外賣小哥的遭遇，但在自己行使點評權利的時候遵從自己的意志，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外賣小哥負責。

差評能夠引起外賣公司的重視，更加合理地優化對送餐員的分配，這才是對小哥最好的態度。

然後他又跟我們說，作為日漸成熟的送餐行業，配單制度都是經過深度檢驗的，如果遵照系統的配送規則，除非特別特殊的情況，否則很難會出現遲到一個小時的情況。

現在之所以很多外賣送餐遲到，就是因為很多顧客善意的給遲到的外賣點好評，造成送餐員惡意搶單，為了賺取更多的配送費，爭搶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訂單，最終導致更多的遲到。自己為什麼要用同情來為送餐員的貪婪買單呢？

之後他又給我們找來一些相關的新聞，都是送餐員為了爭搶時間，違反交通規則最終釀成交通事故殃及自身和他人的事件。對送餐員的同情，反而造成了對他人的傷害。

聽完他的這些解釋之後我們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在我們生活中，是不是經常會有這種用權利來為同情買單的情況呢？

這讓我想起了最近電視上經常出現的一些現象。

在全民綜藝日益紅火的今天，參加選秀節目成了好多人實現夢想的一個平台，有歌曲類的，器樂類的，表演類的，甚至有些相親都成了觀眾參與的一場秀。

在這些節目中我們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場景，參賽者先通過VCR展示自己對藝術的熱愛和對夢想追求的努力，然後在評委面前展示自己辛苦學來的才藝。

然而參賽者那麼多，資質良莠不齊，總有表演不甚理想的，評委就會對一些選手說，雖然你的表現不是很理想，但我同情你鍥而不捨的精神，所以我給你通過的特權。這時候總能換得觀眾席上的一片掌聲和叫好。

我突然就感受到了藝術的悲哀。

我們對藝術人才的選拔不再是通過專業素質的篩選，而變成民眾同情情緒的一種宣洩，這對那些用真才實學通過正規考試的藝術從業者來說，是不是也是一種不公平呢？

前幾年一個選秀節目的海選環節上，一名女選手表現不佳，評委要求選手退場，柔弱的女選手說自己身體抱恙所以沒有正常發揮，在場上楚楚可憐不依不撓地懇求評委再給一次機會，被評委怒聲斥退。

事件曝光後輿論一邊倒的指責該評委不尊重參賽者的態度，節目組甚至發文取消該評委的資格。在強弱的對戰中，中立的我們往往選擇同情弱勢的一方，卻沒有人細細考慮，以最佳的狀態參加比賽才是對夢想最基本的尊重。並且，在時間緊張的海選環節，前人爭取的每一個額外機會，都代表著一名後來者夢想的破碎。

還記得一個相親節目上發生過這樣一種情況，男嘉賓對女嘉賓一見鍾情，當著鏡頭和現場觀眾的面向女嘉賓求愛，女嘉賓之前已經明確表態不會喜歡男嘉賓了，這時候全場卻都在煽情的音樂和唯美的場景下大聲呼喊「接受他，接受他」的口號。

這個時候，我們的同情已經演變成了脅迫他人的一種霸權了。

叔本華在論述同情的時候，引用了盧梭的觀點：人們不會對比自己幸福的人產生同感，而只會對比我們不幸的人感同身受。

也就是說，在對立的雙方中，我們的同情天生的站在弱勢的那一方，不論弱勢的一方是否正確。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同情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套研究道德世界的方法，然而他所論述的同情，卻並非是只面向弱者的狹隘同情。

真正的同情，包含了公正和仁愛兩種美德。

公正表現了同情的否定性質，即不能忍受他人的痛苦，迫使自己至少不去傷害他人。而仁愛則表現為同情心的肯定作用，它比公正更高一個級別，即看見他人痛苦，就像自己受苦，從而使自己去幫助每一個人。

因此，在我們施與同情的時候，應該思考，自己是否是站在一個公正的立場上。我們既要同情弱者的痛苦，也要同情強者的遭遇，這樣我們才會用同情這種美德，塑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感謝時代的發展，讓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權利。

慎思篤行，讓每一次選擇，都能成為自己真實意志的一個體現，而不要讓同情成為綁架權利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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