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竟然是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堅持抗戰到底的

1940年初，中華民國財政部長孔祥熙，向國府密報了有關1937到1939年的財政實況。他透露，抗戰前夕全國各項稅收年收入約八億八千萬元，加上其它財收入，政府預算約有十二億元。這個數目小得令人吃驚。按照當時三比一的匯率計算，稅收歲入不到三億美元，預算不過四億美元，僅相當於一個大公司的營業額。就這點微薄的經費，支應龐大文官系統以外，要辦教育，要興實業，要開交通，要扶助農桑，還要擴大國防力量，建設一支可以抵禦強敵的軍隊，實在力有未逮。

這就是戰爭爆發時中國政府面臨的經濟狀況。如果說，二十世紀的戰爭，不僅僅是飛機大炮彈藥火力的較量，戰略戰術機謀智略的角逐，更是管理效能經濟實力的競爭，那麼，在許多西方觀察家看來，八年抗戰中的中國，非但沒有半點取勝之望，反而處於必敗無疑的絕境之中其經濟在戰前本已極度弱小，在連天烽火中，更是脆弱如驚濤駭浪中一葉方舟，隨時都會破產翻船，慘遭滅頂之災。積貧積弱若此，再加上一盤散沙，下層組織疲弱，軍令政令不暢，無怪乎日本軍方向他們的天皇報告說，只須三個月，即可解決中國事變。此一結論，可說是有充足根據的。

從幾個簡單數字中，不難想見當時中國政府處境之窘迫險惡，完全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約佔全國一半的人口，隨政府退卻，湧入西南內地。而此地工業資本僅佔全國4%，工廠數目不過全國6%，發電能力僅及全國4%，產業工人只有全國的7%。即使加上從沿海搬遷來的公私企業，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也從未超過戰前全國水平的12％。與戰前產量水平相比，棉紗只有5.3%，棉布只有8.8%，麵粉只有5.3%。就靠這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資源，國府不但要養活二分之一人口，更要率領三百萬到五百萬軍隊，在統一軍令下，與百萬強敵作生死戰。如此絕境，中國人居然堅持了八年之久，誰能想像得到？

以財政而言，當日的情形，最令孔祥熙頭痛的，莫過於稅源銳減。國府之稅賦，向來以關稅、鹽稅、統稅為首，其中關稅又是最大頭。然而沿海陷落，關稅收入損失殆盡，變得微不足道。鹽稅同樣隨沿海產鹽區丟失而大減。統稅原是針對工廠徵收的產品出廠稅，國府內遷後擴大到貨物流轉稅，但工廠數目和工業品產量劇減，稅收亦大損。國府用盡辦法，諸如擴大徵稅範圍，增加新的稅種，田賦徵實等，種種舉措，仍無法阻止實際稅收收入急劇下降。按1936年價格計，1939至40年稅收只有戰前的八分之一，此後更減少到原來的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

稅賦一少，歲入立減。即使加上舉借內外債、消費品專賣、銀行墊支等等收入，1938至40年的政府總歲入，按實際購買力算，仍舊減少了一半以上，此後更減少到原來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得已行赤字財政，又造成超級通貨膨脹，物價每年翻一番，甚至三番、四番。到抗戰結束，大後方物價竟比戰前高出2600多倍！

開源之不足，就只好在節流上打主意。政府公務員人數裁減了再裁減，實際薪給一壓再壓。整個抗戰期間，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公務員實際收入竟然下降了十倍！政府職員多有打兩份工，仍不能維持全家溫飽者。

蔣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藥無費，貧病亦深者。華僑在粵，有鬻賣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莩載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乎！若不使倭寇從速滅亡，或再延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持。余將不能完成上第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生活窮困萬狀的，豈止公務員？普通士兵的景況，比這凄慘萬倍。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初到中國就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時，起先還只專註於部隊調動和布署，但不到一個月，他就發現部隊處於半飢餓狀態。短短一英里多的強行軍，就不斷有士兵體力不支，倒斃路旁。這並非魏德邁一個人的觀察。行軍過後，沿路有倒斃士兵屍體的情形，當時許多記者和西方軍官，都曾親眼目擊，並在其報告報道中作了記載。魏德邁終於認識到，中國軍隊戰鬥力弱，武器裝備落後和訓練不足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最大的原因還是普遍的營養不良和體質弱。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在他的《近代中國的出路》一書中，形容當時的軍人「半象乞丐，半象土匪」。士兵的月餉只有法幣十四元，還要扣除副食，只夠在街上吃四碗面。而附近土匪標價收買輕機關槍，每挺高達七千元，照算是一個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餉。身為少尉排長的黃仁宇，很多晚上睡不著覺，生怕士兵把機槍偷去賣了。

歲入不足再加通貨膨脹，政府的實際軍費預算，一年比一年低，從1937年的13億元，下降到1941年的三億多，再下降到1943和1944年的不足兩億。

這點軍費根本不足以供養350萬國軍。黃仁宇先生回憶道：

我在1941年在國軍當排長的時候，軍政部只能供應我們一套夏季制服。遇到天晴我們帶著士兵在河中洗澡，一方面仍是赤著身體將衣服在河中洗滌，在樹枝上晾乾，以作換洗。迄自九月份才有軍政處發下一筆前，說是另一套衣服之代今，可是發下來的錢就不夠，滇南萬山之中也無處購買，更缺乏交通工具。最後只能由我們師長令一個軍需化裝為商人，逾境去日本人佔領的越南，買下一批白棉布，回頭用土染醮成黃綠色，又縫剪為運動員式的短衣短褲以節省材料，至是我們官兵才有衣物換洗，其它捉襟見肘的情形，亦無不如此。(第44頁)簡單說來，即是苦肉計有之，空城計有之。軍隊里則採取包辦制，凡經費覆蓋之不及，只能由部隊長用合法與不合法，合理與不合理的手段對付。一般情形設立官兵合作社，用軍用卡車經商。各部隊在城市裡設有的通迅處與留守處，即是堆棧與分店。更不肖的軍官則盜賣軍械、販賣鴉片。而結果很多部隊里的士兵仍是衣不蔽體，醫藥設備也若有若無。

可以對比一下美軍的給養標準。太平洋戰爭之後，中國境內逐漸有美軍駐紮，從1942年的一千二百多人增加到1945年初的三萬多人，其中主要是空軍。美國大兵每天都要供應雞蛋、牛奶、牛肉。《劍橋中華民國史》里談到，支應美軍巨額開支，也是戰爭後期物價猛漲的一個重要因素。想想看，在中國的一個美國兵,論費用開支足足抵得上500名中國兵！以中國政府那點軍費預算，就算把美國兵的給養標準降低十倍，也只能供養一支幾萬人的部隊，如何能滿足守土禦敵的需要？最後不得不降低標準，以維持軍隊的數量，實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另一點事實也不能不注意。中國的在戰爭中得到的軍援經援，打一開始就幾十倍地少於英國和蘇聯。早在在中美英結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美國用於援助同盟國的租借物資，就只有大約1.5%分配給中國。1943年和1944年更降低到只有0.5%。1945年隨著歐戰勝利，這個比例有所上升，但也只有4%。

羅斯福總統曾說，「忘不了中國人民在七年多的時間裡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想想看，如果中國屈服，會有多少日本軍隊脫身出來？那些部隊會幹什麼呢？會佔領澳大利亞、佔領印度，會像摘熟梅子一樣輕而易舉地佔領那些地方，然後長驅直入，直搗中東……那將是日本和納粹的大規模鉗形形攻勢，在近東某處會合，完全切斷俄國同外界的聯繫，瓜分埃及，切斷經過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線，難道不會這樣嗎？

有人嘲笑中國軍隊不能象美英蘇軍隊那樣向敵軍發動漂亮的大反攻，卻不知這支軍隊是在怎樣艱苦卓絕中與敵抗爭的。從滇緬遠征軍的情況看，一旦中國軍隊的裝備給養，接近對手日本，戰鬥力就遠比對方強盛，絕不輸於美英蘇軍隊。

在八年抗戰中，真正令人難以置信的，不是中國軍隊無力發動大反攻，而在於他們居然支撐八年而屹立不倒。以中國資源之極度貧瘠匱乏，公務員之極度窮困萬狀，軍隊之飢餒疲憊，居然以步槍大刀對機槍大炮，與絕對優勢的百萬強敵周旋，一連八年，始終不屈。這樣的堅韌和英勇，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盟國能夠做到。換成隨便哪個歐洲國家，面臨中國這樣山窮水盡的絕境，早就投降了，哪裡談得上抵抗八年？

真正的勇士，有絕境中絕不屈服於強敵的堅定意志。在這一點上，中國比那個以武士道精神自命的大日本帝國，勝過萬倍。與德、意兩國比較，日本的投降最為窩囊，早在其作戰力量並未喪失、本土完整無缺之時，就喪失了戰鬥的意志。曾幾何時，「一億玉碎」的誓詞言猶在耳，兩百多萬軍隊尚可一戰，這個不可一世的國家，便早早卑躬屈膝、屈辱萬分、無條件地投降了。

最後，讓我引用鄭浪平先生在《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中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

……雙方這場全面與持續的歷史大決戰，總共進行了八年一個月又三天，兩軍雙方總共進行過二十二次的會戰（雙方動員兵力在十萬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戰鬥（雙方兵力在一萬人以上），以及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戰，中國軍方傷亡了三百六十萬人，日軍傷亡了一百一十萬人，中國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萬人，中國人民的財產損失估計，超過六千億美元，另外中國無數的文物與古迹，都遭到日軍大量的摧毀與劫掠。

最後日本在中國戰區共有一百八十萬部隊投降，日軍的主力部隊，幾乎全限制在中國的戰場。這就是中國對於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無與倫比的貢獻，這些數據就是一個駁不倒的事實，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會成為聯合國四強的根本原因。歷史的敘述可以受到觀點的扭曲，但是數字仍然會說話。

是的，「歷史的敘述可以受到觀點的扭曲，但是數字仍然會說話」。當我嘗試著從數字看抗戰時，不禁對當年浴血奮戰的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充滿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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