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獨家採訪了阿米爾·汗，他說自己很想拍中國功夫片

時尚 06-10

我不認為我的每部作品都成功，恰恰相反，我覺得它們都有各種缺陷。可是無論是好的部分還是壞的部分，都會給我的下一部電影提供經驗。在不同的角色中，我體驗過不同的人生。還有另外一種人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

別以為每一部印度電影裡面都會出現載歌載舞的場面。對，歌舞不是一個印度電影演員的必修課，你精通歌舞，這很棒，不太會也沒關係，我們有專門的歌舞演員。電影演員是需要一點舞蹈訓練的。不過，如果說歌舞是每個印度人與生俱來的本領也沒錯。

我本人不是一個舞跳得很好的印度演員，至少我電影裡面的歌舞戲份算是偏少的了。

我做過監製、導演和演員。在我24年電影生涯裡面，我只唱過兩首歌，只有兩次。如果可以選擇，專心做導演是我最喜歡的工作，可是到現在為止，我只是專心地導演了一部電影，就是《地球上的星星》，非常不過癮。

我非常喜歡中國的動作片，不少動作電影都看過好幾遍，因為實在太好看了。我也拍過印度的動作電影，可是我更喜歡中國功夫。聽說在中國，還有不少人很喜歡我，嗯，有機會我要在中國拍一部動作片。

每一次我開始下一部電影，對我都意味著一個全新的開始。我希望可以不斷挑戰自己，每部電影都能做點突破。一年一部或是兩年一部的生產節奏讓我很舒服，也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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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來說印度電影和世界其他電影的區別，我想大致有兩個部分。每一部印度電影都會有非常豐富的極具識別性的音樂加入。一部印度電影，不需要你睜開眼睛，只用耳朵聽，不出兩分鐘就可以分辨出來。那些你們感覺有趣的音樂，在印度已經傳唱流行了幾個世紀了，這也代表了我們特有的文化、宗教和歷史，它們都是印度的標誌。還有，在我們的電影里，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印度電影更羅曼蒂克，很多超乎現實的故事或是橋段會出現在印度電影裡面，帶給人美好的希望，好萊塢的電影在這一點上並不太明顯。

電影是用來鼓勵觀眾去爭取自己美好生活的。你可以回憶一下，印度電影通常沒有太多黑暗的故事。

我承認阿米爾·汗的電影和印度其他的電影有一點點不同。每一部印度生產的電影都是一次生意，同時也是一個為印度觀眾準備的故事。其他的電影人比我更關注和印度本地觀眾的交流，我慢慢會考慮電影的觀眾是中國人或是世界各地的人，到底是誰要來看我的電影。

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關注，滿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受的需要。像《摔跤吧！爸爸》就是在講一個典型的發生在印度的故事，我想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預備課，就可以看懂我想說的故事。

一個演員對電影的選擇應該遵從自己心的方向，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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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不會按照自己的類型、長相、特點、喜好來選擇劇本。不管擺在我面前的故事是什麼樣的類型，要看那個故事能不能觸動我的內心，能不能讓我感動，能不能讓我感覺到愛或是恨。這會決定我最終會不會接下這個電影。我的確有點特別。

拍攝《三傻大鬧寶萊塢》的時候我44歲，我演的那個角色18歲，那部電影的導演非常棒，給了我一個神奇的挑戰機會，來挑戰我身體語言表達的極限。不是變胖變瘦，是根本變換了一代人的年齡，變得和我的侄子們是一代人了。那年我的侄子剛滿14歲，我就去觀察他的一舉一動。比方我們會正常坐在沙發上，他卻會坐在沙發的椅背上，他不喜歡坐直，一刻不停歇地動，動作頻率非常快，完全不能讓自己的身體靜止。扮演這個年齡的角色時，我模仿他的一舉一動，包括講話的樣子，說話用到的象聲詞。後來就有了你在電影里看到的樣子。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那個傢伙在電影裡面是沒什麼肌肉塊的，在18歲的時候，印度男孩子通常就是那個樣子。

我在14歲的時候終止了網球的專業訓練，但那是被迫的。當時我的父親母親認為我玩得有點耽誤到學業了，就終止了訓練課，不過我也別無選擇。

運動能夠讓我變得更好。你們可能知道我打網球，因為我打過馬哈拉邦的網球比賽的冠軍，實際上我還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踢足球等等，男孩子在他小的時候可以玩到的一切運動我都嘗試過。

年齡比較小的時候，我會完全遵從父親和母親的意願，這點和中國的小孩差不多。其實是因為在14歲那個年齡，我還不足夠去反抗他們的意見。16歲開始，我開始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了。如果不是堅持己見，我和電影的關係就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

最初我要做一名演員的時候，家裡人竟然沒有反對。我想回去打網球，但我也意識到了要做一名網球運動員，我的身高可能會有問題。很高興，最終我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我還是成為了一名演員。

男人想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事業，總要付出點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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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認為我的每部作品都成功，恰恰相反，我覺得它們都有各種缺陷。可是無論是好的部分還是壞的部分，都會給我的下一部電影提供經驗。

我在《我的個神啊》里演一個外星人，在中國公映的時候，王寶強為那個角色做了配音。電影非常有趣，我們塑造的外星人和人類看起來好像沒太大差別，一樣充滿了幽默與愛。可是他不會眨眼睛，不會在走路的時候揮動手臂，做演員會在細節上製造不同，你看起來就會感覺到這個生命有點奇怪。這就是做電影演員神奇的地方。

每一部新的電影開始計劃，都會讓我非常緊張。緊張來自我會擔心自己在新的電影裡面犯新的錯誤，這是我的真實感受。我只能花更多的時間去做準備，消除緊張情緒。我不認為有哪一部電影很簡單就可以完成的，起碼在我看來，電影是個大工程。

我的電影從來不會挑戰信仰。信仰是印度人甚至世界上每個人在生命裡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電影一定尊重信仰，如果有挑戰，一定是在挑戰那些想要利用你的信仰做壞事的人，挑戰一些不公正。

我拍電影不是用來迎合誰。即便是我拍了一部對印度有一定批判意義的電影。我希望這會幫助我的祖國有更好的變化。沒必要為我的祖國被放在聚光燈下而詫異，應該詫異的是印度在某一方面還有欠缺，亟待完善。

電影該讓人性中善的那一部分成長，給電影觀眾帶來希望。這是每一個電影創作者的選擇，也是我的義務。

《真相訪談》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不同於電影，那個節目裡面講的都是發生在印度的事實。有關醫療問題，家庭暴力，酒精傷害，女性問題，婚姻，性，水資源。通過那個節目，我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我對我的祖國的看法，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看到，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更多的人在看到這些事實之後，可以幫忙改善印度人民生活的現狀。

《真相訪談》這檔節目在我心裡的分量遠高於電影，在裡面我傾注了更真實、更細膩的情緒，比電影聚焦了更多社會性的問題。這對我也意味著更多，幾季紀錄片拍攝成片以後，我自己也從中學到很多，我會把這檔訪談類的節目繼續做下去，印度還有很多不夠先進的地方沒有被我走到和看到，希望你們也可以看到。

我不會選擇從政，現在的身份讓我可以更好地為印度做一些事情，你不用擔心哪天看到我成為印度總理。

在印度，藝術工作者有在社會裡面必須承擔的責任，電視、電影、雜誌……一切的媒體工作者都盡起自己的責任，幫助到更多的孩子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幫助更多的人得到醫療的機會，我們就可以讓社會變得更純凈。在不同的角色中，我體驗過不同的人生。還有另外一種人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

卸去演員的身份，作為一個人，我始終在以我的方式存在。生活里，我思緒如潮水。我讀報紙、看新聞、與朋友閑聊、和陌生人交談，總有一些事觸動我的心。我是一個印度人，我感到高興和自豪。可是在印度的社會裡面還有令我不安的事實發生，即便在別人身上發生的痛苦也和我有干係，因為我是印度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