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歧祥：用「兩顆心」治甲骨學

「我在台灣上課時，習慣在課堂上走來走去。有時候我會閉著眼睛講，因為我的語言有時會追不上我的思維，如果一會兒失控，請大家不要見笑！」

3月28日晚，來自台灣的甲骨學專家朱歧祥教授現身北京師範大學古代漢語研究所的講台。當天，包括「章黃學派」在當代的重要傳人、年逾八旬的王寧教授在內，古漢所師生幾乎悉數到場。

「和世界上其他的古文字如蘇美爾楔形文字、古瑪雅文字等相比，甲骨文恰到好處的筆畫，把該字所要表達的意思，剔透通靈地表達出來了。我們所書寫的是文字，不是圖畫，所以『多則過繁，少則不能顯其意。』」朱歧祥一邊在黑板上寫出日常用字「人」「日」「月」「山」「水」的甲骨文字形，一邊講解，「古人寫這些字，一定經過了無數次測試。」

在講座中，年近六旬、身著格子襯衫的朱歧祥對台下的學生進行手把手式的甲骨文「掃盲」。他講課不失幽默，不時引來全場笑聲。

「朱先生用短短三個晚上的時間，把我們引領到了一個嶄新而充滿魅力的殷商世界——那個我們的先人曾經生活過的世界。」完整地聽完此次系列講座，古漢所一名研究生如是說。

「我是站在撒種子的角度來談甲骨文的。」頭髮近乎花白的朱歧祥在講座中稱，「古往今來有成就的人，通常都會有『兩顆心』——『傲然之心』和『慈悲之心』，我願意把這『兩顆心』轉借給大家。」

「唯有這兩顆心互動，學問才能做得好」

王國維先生曾說，「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現」。

十九世紀末，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是我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大事。它與二十世紀初面世的敦煌寫經、漢晉簡牘和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等文化珍品一起，被譽為我國近代新史料的「四大發現」。在中國學術史上也因此形成了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明清檔案學等幾種舉世矚目的全新學問。

甲骨文最早出現於清光緒年間。

相傳光緒二十五年（1898年）秋，北京城的一位金石學家，也是當時的國子監祭酒（相當於現在的國立大學校長）王懿榮因患病，遂延請太醫診治。太醫診脈後便開了一張藥方，王懿榮隨即派下人往藥店購葯。那間藥店根據記載是北京宣武門菜市口的達仁堂。

王懿榮是個好學的人，葯買回來後，因為葯是吃進肚子里的，當然要看看是些什麼東西。無意間，他發現其中有一味特別的葯，叫做龍骨，一時好奇，遂拿起一看，竟然看見龍骨上刻有些類似篆文但又不認識的文字。

王懿榮大為吃驚，便馬上派人把達仁堂的龍骨全數購回，果然在其中發現了好些刻有文字的骨片。這便成為發現甲骨文字最早的記錄。

從光緒年間至今，北京菜市口到底沒有達仁堂這個中藥店？朱歧祥曾托友人走訪宣武門外及菜市口一帶，但最終並沒有得到確切答案。

朱歧祥經研究發現，「由買葯而發現甲骨文的美麗傳說是不可靠的。但王懿榮是近代較早接觸、收購和鑒定甲骨的人，這種說法大體是不錯的。」

無疑，王懿榮是第一批接觸甲骨的學者，他在1898年首先大批收購甲骨，可惜在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自殺，因此並沒有對甲骨文進行過真正研究。

其後王家家道中落，王懿榮的兒子王翰甫出售家中古物。王懿榮的友人劉鶚悉數購入王氏所藏千餘片甲骨，又陸續向北京古董商收購，約得五千餘片。

其時，劉鶚的家庭教師羅振玉有機會目睹這些殷墟寶物，乃力勸劉鶚選其中精要拓印傳世。1903年乃編成《鐵雲藏龜》，這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書籍，但可惜劉鶚因罪被判充軍新疆至死，故也沒有機會對甲骨文作進一步研究。

甲骨文從一開始被發現，就蒙上了神秘色彩。對於朱歧祥而言，他又是如何走上這條古文字研究道路的？

「其實，我剛開始做古文字研究沒有什麼特別的動機，單純就是好玩。」直到今天，朱歧祥仍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只要牽扯到功利、計較之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好，更何況是做學術。」

朱歧祥幼承庭訓，後就讀於台灣大學。台大當時開了一門課叫甲骨學，由古文字學家董作賓的弟子金祥恆開設，這門課引起了朱歧祥的興趣。

在台灣，當時能夠學甲骨學的地方只有兩個：一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為台灣大學。而前者當時並不招生，所以整個台灣要學習甲骨文只能在台大。

「我學甲骨文是一張張的拓片。起初，金先生就叫我們描，一版一版地描，一個字一個字地描，他從旁輔導我們怎樣讀文例。」朱歧祥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道。

在台大就讀期間，朱歧祥奠定了良好的甲骨學基礎。

隨著研究的深入，朱歧祥發現，民國以來所謂「科學整理國故」，其實一直都停留在口號上，直到殷墟挖掘甲骨研究開始，才真正把這個口號落到實處。

「這對我的衝擊很大！我怎麼去科學地面對甲骨文字，不是猜字，而應事事講證據、句句講證據地去寫出一篇篇可靠的甲骨學論文出來。」對學術的鐘情，使得朱歧祥一直「很平順」地留在高校里，並經受住了諸多庸俗、功利的考驗。

「我有幾次機緣去外面，但之後都回來了。我不像一些朋友總在尋求方向，花了很多時間猶豫、徘徊、等待，我沒有。在甲骨學上，我一下就切進去，然後就朝著一個固定的方向走。」朱歧祥說。

談及治學經驗，他坦言，「治學需要兩顆心。唯有這兩顆心互動，學問才能做得好。」

「第一顆心是『傲然之心』。傲然的心和驕傲不同，它能讓我們和事物保持距離，宏觀看待萬物，冷靜分析材料。處處無我，才能做出客觀分析。」

「第二顆心是『慈悲之心』。慈悲之心是要有一顆熱騰騰的心靈，從事任何學術研究，如果只是很冷靜地分析或『徒然的傲然』，往往會流於一種冷冰冰。你只有擁有慈悲之心，才會真誠地寫下一字一句，並感動他人。」

有人認為，研究甲骨文是「坐冷板凳」，但朱歧祥卻笑稱，「這個板凳冷不冷也是因人而異。對我來說，這個板凳熱得不得了！」

「在治學上，如果用一些功利的方式去考量，比如能不能賺到錢？有沒有出息？你當然會覺得這是冷板凳。如果你能用一顆平常心去看待材料，而這個材料又是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就不會存在冷不冷的問題。」

「一個科學家或數學家解一道題，他會考慮這個是冷的還是熱的嗎？」朱歧祥反問道。

「『四堂』策勵我的研究」

一百多年來，對甲骨文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世界性的涵蓋多種學科的顯學——甲骨學。起到了奠基和開拓作用的，是甲骨學史上的「四堂」：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和郭沫若（字鼎堂）。

「這對於我的研究工作無疑有一種策勵的意義」。談及「甲骨四堂」，朱歧祥如數家珍，「當今研究甲骨的都是以『四堂』的研究為基礎，此外的重要學者幾乎都受到『四堂』直接或間接影響，因此，『四堂』在甲骨學史上有『導夫先路』之功。」

羅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曾派其弟到河南安陽小屯村求購甲骨並親自到小屯考察。從1906年至1915年近十年的時間裡，他共得甲骨近3萬片。據說劉鶚的《鐵雲藏龜》就是在他的敦促下出版的。特別是1927年他出版的《增訂殷墟書契考釋》，系統地考證了567個甲骨文單字，在此基礎上可讀通1217條卜辭，從此結束了甲骨文「群苦其不可讀也」的局面。

郭沫若對羅振玉的貢獻曾作出很高評價：「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為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傳、考釋，實是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所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

王國維（1877~1927），浙江海寧人，辛亥革命後，隨羅振玉東去日本，幫助羅振玉整理甲骨，從此開始了對甲骨文的研究。1917年，他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這是兩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記商王世系大體可信，並將卜辭系聯為有系統的古史材料，用以重構商史並推測其社會制度。

王國維早期學古文，走科舉為官的路，繼而興趣轉向西方哲學，接著又熱衷於文學批評、研究《紅樓夢》等，最後因羅振玉的關係而進入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的範圍。

儘管當時王國維還年輕，但羅振玉已預見到他將來在學術上的成就，並把家中大量藏書與古物借與王國維閱讀，後來更攜王國維東渡日本，讓他充分利用所藏甲骨。

王國維研究甲骨由釋詞進而至考史。關於考史的方法，他首先提出結合紙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的「二重證據法」。「二重」包括紙上的古文獻材料和地下的考古材料。

他在《古史新證》中稱，「所謂紙上之史料，茲從時代先後述之：（一）尚書、（二）詩、（三）易、（四）五帝德及帝系姓、（五）春秋、（六）左氏傳及國語、（七）世本、（八）竹書紀年、（九）戰國策及周秦諸子、（十）史記」。

所謂「地下之材料，僅有二種：（一）甲骨文字、（二）金文」。

「『四堂』中對於甲骨學的貢獻以王國維居首功。」在朱歧祥眼裡，「王國維能成就他顯赫的學術地位，自應拜羅氏所賜。」

董作賓（1895~1963），河南南陽人，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了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十種斷代標準，將盤庚遷殷至商紂滅亡這8世12王的二百多年歷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即著名的五期斷代說，為甲骨商史研究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時期。

學術研究重師承，朱歧祥不無動容地說，「董作賓先生是我老師的老師，在『四堂』中他對甲骨的貢獻，僅次於王國維。」

「董先生留給甲骨學後人有兩本了不起的著作，一本是《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本則是《殷歷譜》。其中尤以後者更是體大思精的專門著作，目前台灣能通讀此書的不會超過十人，因為要了解殷歷必需先要具備古文字學、天文學的基礎，以及具備一條量天尺。」1990年6月在台灣「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的一次演講中，朱歧祥如是評價董作賓。

郭沫若（1892~978），四川樂山人，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即以古文字為手段來研究中國的古代社會。他的《卜辭通纂》《殷契粹編》兩書，在商世系考證、甲骨文字的考釋等方面，有許多獨特創見。晚年，他領導了在甲骨學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巨著《甲骨文合集》的編纂工作，並親自任主編。

1939年，古文字學家唐蘭（1901~1979）在《天壤閣甲骨文存》序中高度評價「四堂」的貢獻：「卜辭研究，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

「他們能就同樣的材料『看人所不能看』、『說人所不能說』，這份靈敏的觸覺已是我們後輩需要學習的地方。」朱歧詳說。

受「四堂」影響，已故的於省吾、容庚、商承祚、胡厚宣、徐中舒、戴家祥等甲骨學專家也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可以說，甲骨學百餘年的發展和取得的成就，是幾代學者創造性探索和心血的結晶。

「殺龜刻字，我還是理論派」

「甲骨文」是契刻在龜甲、獸骨上的古文字。「甲」指龜甲，主要是腹甲，少數是背甲；「骨」指獸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也間或是鹿頭骨、牛頭骨、虎骨等，但古人關於「殺龜刻字」的流程，文獻中至今還未發現有詳細記載。

在長期的甲骨學研究中，朱歧祥認識到，龜板不容易刻字，必須要經過特殊的處理。「最好的處理方法就是煮龜板，因為它上面有一些膠質，用刀刻不下去。」

朱歧祥曾養過三隻烏龜，他本打算用來在龜板上「練刀」，以了解古人「在上面刻字的硬度到底有多少」。

一天，朱歧祥回家後發現，有一隻烏龜突然離家出走，只剩下兩隻。「然後我看著它們，它們看著我。後來，我就把它們放了。放了以後，另外一隻烏龜就走出來了，最終，我把它也放了。」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至今，朱歧祥仍堅持用這樣的「慈悲之心」對待烏龜。

在3月底北師大所做的甲骨文系列講座中，他自嘲道：「直到現在，我還是理論派，沒有用鋼刀去刻過龜板以了解其到底有多硬。」

1991年9月，河南安陽殷墟花園庄東地窖穴H3內有大批甲骨發現，其中有刻辭者579片，這是繼1936年YH127甲骨窖藏之後的又一重大發現。

為了能對這批在安陽新出土的材料有更準確的把握，朱歧祥不止一次從台灣跑到安陽進行實地考察。

他第一次去看「花東」發掘現場時，沒有按慣例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報到，而是到了安陽後，從火車站叫了一輛車直奔「花東」。

到了「花東」後，朱歧祥立馬拿起相機把現場記錄下來，這才安心地趕往安陽工作站。在與當地同行一番交流後，對方提出要帶他去看「花東」發掘現場。他閉口不談剛才所到的「花東」，跟隨他們到了現場。

到了現場，令朱歧祥驚訝的是，此「花東」非彼「花東」。他愣了一會兒，問身邊的人：「安陽到底有幾個花東？」得到的回答是「有好多」。

在研究中，朱歧祥非常看重「第一手的東西」和「最原生態的材料。」他說，「了解一個漢字與辦一個案子是同樣的方式。我是一個求證的人，希望掌握事實的真相，別人跟我說的我不會完全相信，而是會有一點懷疑和保留，眼見為實嘛！」

「我們面對或者了解甲骨文，其實並不困難。我們從事任何研究就是將心比心，必須要用當事人的心靈，去思考其所建構的種種理論或發明。更何況，這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我們更應該用喜悅的心靈去接受它。」朱歧祥稱。

「像我們研究甲骨文，我們必須要用殷商人的思維去研究甲骨文。當然表達的時候，要用簡單的語言、清晰的概念，以及科學的方法。」

朱歧祥堅信，「古人留下來的文字，沒那麼複雜。甲骨文只是殷商時期的物質文明、生活記錄，我們只要用一顆平實的心，還它一個本來面目就好。」

在治甲骨學的方法論上，朱歧祥更看重「小學」的功底。「小學是什麼？它是文字、音韻、訓詁的統稱。沒有『小學』就沒有經學，沒有經學就沒有古典。這是清儒告訴我們的方法，而清儒是古往今來讀書最嚴謹的一批人。」

「甲骨研究是求真，書法是求美」

甲骨文是寫（或刻）在龜甲上的殷商時代的文字。那時候商王室凡是遇有大事都要占卜吉凶，並用文字記下來，這就是卜辭。據《禮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卜辭的內容有祭祀祖先、農作物的豐歉、天時氣象的變化、戰爭的勝負，乃至生育、疾病等。

儘管甲骨文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古老的漢字，但甲骨文筆墨書法藝術，比起金文、大小二篆、隸、行、草、真（楷）等各種書體的書法來，它又是最年輕的一種書法藝術。

甲骨文的內容充滿了神秘色彩，它的書法正是中國漢字的童年。

在談到甲骨文書法之美時，朱歧祥引用了董作賓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對五期甲骨文字書寫特點的論述：第一期武丁之世，屬殷中興的明主，書體大字雄健宏偉，小字字畫雖細，卻甚為精勁。第二期祖庚、祖甲屬守成的賢君，書體謹飭守法度，字體大小適中，行款均齊。第三期廩辛、康丁之世，為殷文風凋敝之秋，書體頹靡，篇段錯落參差，極幼稚、柔弱、纖細、錯亂、訛誤的文字數見不鮮。第四期文丁復古，書體勁峭聳立，有如銅筋鐵骨。第五期帝乙、帝辛之世，雖為亡國之君，但極注意甲骨的書寫，記載比較繁縟，書體嚴整勻衡，以小字為主。

今天所說的甲骨文書法，廣義而言，包含兩重意思：一是甲骨片上「以刀代筆」的契刻書法藝術；一是指「以筆代刀」在紙上書寫甲骨文的筆墨書法藝術。

中國文字的發展與書法藝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代歷史學家、文字學家李學勤曾說：「中國文字（漢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面最大、人數最多的文字之一，有其自身的特點，就是始終沒有走向拼音文字，因而它和書法，開始便相結合。中國文字的早期形態，包括近代發現的種種陶器刻劃符號，無不帶有藝術的意味。可以說，中國文字的特質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產生，而書法藝術的要求，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規定了文字發展的方向。離開藝術的觀點去看中國文字，總未免有所不足。」

由於鉛筆、鋼筆、圓珠筆相繼出現，代替了毛筆成為日常的書寫工具，硬筆書法逐漸發展起來。而硬筆書寫甲骨文較之毛筆更容易體現契刻文字的「筆意」。這使得甲骨文書法具有了更廣泛的群眾基礎。

甲骨學界公認的一個事實在於：甲骨文的可識字，總共一千字左右，真正可用的字，還不足一千。

用這樣有限的字，來寫現代詩文，其困難不言而喻。如何解決「字不敷用」的問題，是每一個甲骨文書法愛好者不得不面對的尷尬現狀。

對此，朱歧祥則認為，從事甲骨研究是求真，書法是求美。「真」和「美」不是完全衝突的，但它們追求的終極目標顯然不一樣。如果求真，多一點、少一點，它的差別就很大。如果求美，這是我寫的，你管不了，我說喜歡就喜歡，就沒有真不真的問題。

「大家去寫寫書法是好事情，可是也不應該亂寫，應當有根據。」在朱歧祥看來，學書法如果要寫甲骨文，應該要有很好的字典在手邊，不是那些所謂的「書法字典」，而是真正的「甲骨字典」。

「對字的掌握，最好不要造新字。」他進一步闡釋：有的字，殷商時期本來就沒有這個字，你非要造出或者拼出一個字來，這就屬造假行為。或者「假借」一個字，行不行？可以，但要兼顧古音分部的問題。哪些字能假借？哪些字不能假借？這不能用今天普通話的讀音來衡量，雖然這兩個字讀音在今天看來很相似，但這背後其實隱藏了很多音韻學的專業知識。

學習書法，如果要學寫古文字，朱歧祥給出的忠告是：最好要有正確的古文字知識。他常對台灣的一些書法家講，「你不要害人。我們寫個文章或許沒有幾個人看，可是你們的書法，每天都吊在那裡，掛在牆上。」

「浮動的心靈做不了學問」

漢字是世界上目前唯一還使用著的表意文字，其本身的優越性和獨特性不言而喻。

在朱歧祥眼中，「漢字是一顆顆、一粒粒的方塊字，形義統一，書寫保守卻穩定，且一直沿用至今，這是漢字本身的驕傲，也是使用漢字的人的驕傲。」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必須有一批獻身此學、並孜孜以求的群體，甲骨學亦如是。

即使「文革」期間，郭沫若也在思考著「要大力培養接班人」，以使甲骨學這門古老的學科能綿延不斷。1978年「科學的春天」到來後，胡厚宣、於省吾、徐中舒等老一輩學者努力培養甲骨學方向的研究生，以期改變甲骨文研究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

隨著「教授們的教授」——上述前一輩學者逐一逝去，這些新培養出來的博士、碩士研究生中，不少人脫穎而出，成為甲骨學深入研究時期的學科帶頭人。

如今，不少大學也開設甲骨學等課程，培養不同層次的甲骨學研究人才。

「文字本身是語言的書寫工具。甲骨文的魅力在於，它不僅是文字的重要源頭，更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

在世界各地的講學中，朱歧祥常以「一個文化的推銷員」自況。

「甲骨文應是年輕人關注和學習的對象，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朱歧祥在「推銷」中的擔心在於，「現在懂甲骨文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在外面講學的很多又都講錯了。」

「我如今在各地講課有一個主要的目的就是『掃盲』，」朱歧祥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把甲骨學某些習以為常，但卻錯誤的觀點糾正過來。」

講學中，他常以「馬」字為例：「馬匹」的「馬」字下面，繁體字有四點，一般人去看這四點到底是指什麼呢？

「你如果去看外面的書，四點就是四隻腳嘛，但這是完全錯誤的。如果你站在甲骨文或者站在漢字演變的立場上看，它單純地象馬的側形，而下邊的四點是指馬的兩腿和鬃尾的部分。」

「把一個專業的學問，用最簡單的語言，回歸、落實到民間去作為普羅百姓基本的知識，是專家的責任。」朱歧祥稱。

他注意到，現在許多年輕人往往手機不離手，甚至睡覺前還一直在刷屏。「他們的注意力被拉到一個小屏幕上，就難以回頭觀照自己的內心，所以人越來越脆弱。讀書離不開明理，你想想，他們浪費了多少時間？」

「我們那時候讀書，急急忙忙吃完飯，馬上坐到桌前讀書。」回憶當年求學時的刻苦用功，朱歧祥兩眼放光，「早晨一起來就讀書。晚上床邊總是放著紙和筆，想到什麼，馬上記下來。」

朱歧祥有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甲骨學能後繼有人。「復旦大學的裘錫圭、清華大學的李學勤、中華書局的趙誠等這些老先生們，現在都已經是老人了。他們培養的學生，大都已退休。現在接棒的，應該是中生代的學者。其他年輕人還在成長過程中。可是大陸那麼大，就這麼幾個為數不多的學者，還是遠遠不夠的。」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謂古往今來成就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獨山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甲骨學成為顯學距今百餘年，其間王國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朱歧祥最欽敬王國維能身體力行人生的「三種境界」，「他足以作為後世治甲骨學者追求一代事業的典範。這是治學的不二法門，也是我們研究甲骨學必備的態度。」

朱歧祥表示，目前甲骨超過10萬片應確鑿無疑。甲骨文字出現的字數有5000多字，其中能認讀出來的字，保守估計當在1000字左右。

「剩下的還有4000多字，它的研究空間非常大。國內專門從事研究甲骨文的人已經很少了，危機何嘗不是轉機？」他覺得，「這恰恰是有志於從事甲骨學研究的年輕人可用功和『探秘』之地。」

朱歧祥經常勉勵後學：「靜思得之，浮動的心靈做不了學問。浮動的心靈看不到問題，更解決不了問題。有心做學問的人，一定要懂得沉澱，在沉澱中懂得等待，在等待中懂得堅持！」（何春中 和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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