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陳裕光、張學良都留有的手札，盡在這份珍貴的華東師大典藏中

原文：《華東師大檔案館藏名人手札》：大學史研究的新史料

作者：華東師範大學 陳華龍

近年來，大學史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大眾也因「民國熱」而關注民國大學。隨之而來的是，如何評價民國大學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因此，民國大學的真實狀況及其與當代大學的承續關係，尚待學界進一步探究。

就目前大學史研究而言，或可主要分為三類人員的研究：歷史學者的研究，將大學校園看作是由師生組成的「小社會」，進而將其放到時代構成的「大社會」中，探究兩者的互動關係；教育史學者的研究，多關注大學學制、招生考試、課程設置等制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各高校校史人員的研究，主要從所在學校本身出發，進行大學史、志編研。其中，高校校史人員在編研優勢的基礎上促進大學檔案史料的公布，吸引了各方人員共同研究的興趣。《華東師大檔案館藏名人手札》（湯濤、朱小怡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的出版，可謂正逢其時。

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所藏前身院校大夏大學以及光華大學檔案，是極為珍貴的大學史研究資料。此次該館選取館藏大夏、光華檔案中的名人手札九十一通，以影印加釋文的形式集結出版。該手札所涉內容主要為兩所大學相關負責人與民國各界人士就辦學經費募集、教職員聘用、學生事務管理、校務決策等問題的往來函件。手札所及近現代著名人物眾多，如教育界的蔡元培、陳裕光，政界的孫科、蔣經國，軍界的何應欽、張學良，工商界的錢永銘，等等。以影印的形式出版手札極其少見。影印手札在形式上更具歷史感，內容上更具個性化，有助於研究者對民國大學具「了解之同情」。

學界對抗戰時期高校內遷已有眾多研究，然多集中於西南聯大且對未內遷高校師生在租界辦學、求學的史實關注較少。此處僅結合該書所收大夏大學相關手札以管窺大夏內遷及其滬校辦學狀況，亦藉以揭示該書的史料價值。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大夏與復旦組成復旦大夏聯合大學西遷，而光華、大同等滬上高校因經費等原因未能及時內遷。實際上，已內遷的大夏有部分師生留在上海，在租界內創辦滬校。那麼，這些學校在非常時期以及非常之地的辦學情況又如何呢？1938年，主持滬校校務的魯繼曾致信已身處貴州的校長王伯群，彙報了大夏、復旦、交大、光華、暨南、大同等高校在滬師生於租界早期辦學的整體概況（第八通）。同年10月，教務長孫亢曾就留滬師生髮揚大夏初創時的「三苦主義」（苦教、苦幹、苦學）精神，在租界租房、招收學生、聘任教師以及特殊時期變通辦學等情況向大夏黔校作了彙報（第九通）。除內遷大西南以及於滬上租界辦學外，大夏在時為英國勢力範圍所在的香港亦有辦學。1941年，大夏港校負責人吳浩然在致王伯群信中稱，「我港校若能奠立基礎，則不獨為滬校之退步，抑且為國人私立大學爭一光明地位也」（第十一通）。

抗戰勝利前後，內遷各高校均積極準備返回原址辦學。大夏大學學生會幹事劉賢甫在致訓導長的信中講述了他告別赤水，經重慶抵達宜昌，準備乘船經漢口返鄉的經過，並就未來學校複員沿途所應注意之事項提供了切實的建議（第二十八通）。對於私立大學而言，戰後復校單憑自身實力很難實現，必須爭取國家撥款支持。

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大夏董事長孫科在致校長歐元懷函中稱，已簽發致教育部長朱家驊「請撥本校複員旅運費函」，並邀請歐元懷到時親自來重慶洽談（第二十七通）。除向國家爭取經費外，在校友中募集復校基金亦是一途。大夏法學院1937屆畢業生、台灣嘉義商業職業學校校長白志忠在致魯繼曾、吳浩然信中稱，已暫在台灣校友中募集復校資金兩萬餘台幣（摺合法幣二十餘萬），到時募集到原定之百萬法幣當無問題（第二十九通）。內遷各大學在複員過程中，多面臨校園被破壞、教學儀器丟失等問題。時任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在覆歐元懷函時允諾將偽上海華中礦業研究所所存儀器撥給大夏，以供教學之需（第二十三通）。而通過孫科至歐元懷的信可知，1946年11月下旬，所有大夏黔校師生均已安全抵滬（第三十四通）。

以往歷史或教育史學者對國家教育制度、課程設置規定等問題已做過不少研究，為研究具體大學問題提供了宏觀指引。

然而，典章制度以及行政命令等並不等於同於實際的歷史實踐，即所謂「活的制度」。如1931年全國多地發生水災，教育部「有令行各私立學校酌免災區學生本年學雜費」。時任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致函大夏大學校長王伯群，諮詢大夏如何應對教育部關於酌免災區學生學雜費的命令（第二通）。王伯群則回函表示，教育部向來並未補助常年經費且災區學生眾多，大夏無力遵辦且欲聯合上海各私立大學呈請教育部撥款補助。與制度推行類似，制度形成前的「運作」也同樣值得關注。如光華大學的課程設置雖在年刊中能夠見到，但為何如此規定則不易得知。近代四大史家之一的呂思勉，曾長期在光華大學歷史系任教。該書收有1941年呂思勉致光華校長張壽鏞函，他在信中就該校必修課以及選修課設置的內在理路作了闡述，並讓我們得以了解當時教授在學校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五十五通）。

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

此外，由於民國時期要人手札常用任職機構印製的專用箋，故影印手札亦是歷史人物人生履歷的直觀證明。書中所收部分機構用箋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用箋（蔡元培）」、「貴州省政府教育廳用箋（歐元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箋（何應欽）」、「中華學藝社用箋（周昌壽）」、「立法院用箋（孫科）」、「交通銀行總管理處用箋（錢永銘）」、「陸海空軍副司令用箋（張學良）」、「教育部部長室用箋（朱家驊）」、「國防部預備幹部管理處用箋（蔣經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任鴻雋）」、「晨光出版公司用箋（趙家璧）」。除私人專用箋外，一般都是個人所在任職機構（或機構加職務）用箋，不過偶爾也會臨時借用他箋。如翁文灝1945年致歐元懷函時所用為「經濟部部長室用箋」，但其中一張卻為「經濟部次長室用箋」，不過他用筆將「次」改為了「部」（第二十三通）。

該書所收雖為大夏以及光華大學檔案，實際所提供的史料並不限兩校，還涉及滬江大學、金陵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如1934年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致函歐元懷，聘其擔任滬江畢業實驗委員會校外委員（第六通）。有鑒於此，若要更好地了解民國時期大學之間以及大學與政府的互動關係，還需更多大學史相關檔案的出版。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1期第8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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