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那麼多人反對巴黎協定？

要讓技術進步和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前提就是市場信號能夠未經扭曲、並暢通無阻地傳遞到各交易主體那裡，其中包括能源的供應者與消費者。

冰川思想庫研究院 | 陳季冰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並不能算是一件多麼令人震驚的事情。這只是特朗普兌現了自己在大選期間的一項承諾而已。

《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是國際社會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問題而達成的一項具有歷史裡程碑意義的共同行動指南，它於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並於2016年4月22日在紐約正式簽署。共有195個國家接受了這項協定。

到目前為止，超過3/4的參與國議會都已批准了該協定。在美國退出之前，全世界只有敘利亞和尼加拉瓜兩個國家不是巴黎協定的參與國。

但美國的「變卦」毫無疑問將使這項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合作應對人類面對的共同問題的計劃前景蒙上一層濃厚的霧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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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是美國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第二次毀約了。

讓我們將時光倒流整整16年前。2001年初，共和黨人喬治·布希從民主黨人比爾·柯林頓那裡接過了美國總統的權杖。不久，他就宣布美國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京都議定書》——那是在1997年聯合國京都氣候大會上通過的，當時的柯林頓政府代表美國簽署了這份議定書。

當年小布希的大多數措辭，幾乎可以原封不動地用在今天特朗普的演講中。

美國曾經兩次締約，但隨著政府更迭又兩次毀約。從這裡我們便可以看到，氣候變化問題在美國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而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

主流科學界認為，當下的氣溫升高是溫室氣體過度排放所致

首先必須客觀地說，對於地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是不是人類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溫室氣體排放）這個問題，國際學術界至今仍有爭議。

有一派學者堅持認為，從幾百萬年、幾千萬年、甚至數億年以來的地球氣候變化長期周期來看，這主要是太陽系和地球自身的變化造成的。至於它的原因，人類迄今所達到的科學水平還不足解開。因此，就氣候變化而言，人類活動即便是因素之一，也不是主因，不然就無法解釋人類紀元之前的那些地質年代——例如寒武紀、侏羅紀——中地球上發生的滄海桑田變遷。

持這一派觀點的人中有自然科學家，但歷史人文學者更多。中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先生就曾撰文指出，即便是在有史以來的短短几千年時間裡，我們也能從考古成果和古籍資料中尋找到大量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我國西周以來就曾經歷過好幾個冷暖交替周期。

但這個領域中的更多科學家普遍相信，當下的氣溫升高的確是溫室氣體過度排放所致。他們的證據在於，已經有許多權威科學研究表明，工業革命廣泛興起以後的19世紀後期至今這150年里，地球平均氣溫大幅上升了大約1攝氏度；這期間，海平面上升了約20厘米。

科學家指出，海平面每年都在逐漸上升

並且，這種趨勢還在加速，目前的海平面上升速度差不多達到了每100年50厘米。科學研究還顯示，僅過去幾十年中，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密度就已翻倍上升，而這與南極和格陵蘭冰蓋日益呈現出來的不穩定趨勢高度吻合。

基於上述這些原因，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已成為全球主流科學機構和絕大多數國家政府的官方觀點。即便是持「地球自身因素決定論」的懷疑派學者大多也同意，在更多可靠的科學研究結果得出之前，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至少不失為一個穩妥和保險的做法。

一部分持「人類因素決定論」的科學家們則悲觀地認為，即便現在立即執行《巴黎氣候協定》，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到可能的最低程度，海平面的上升仍將延續很多個世紀，最終將比目前上升整整1米！這無疑是一大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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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原本是一場科學爭論，但由於爭論的結果必然會影響政府行為，因此這場爭論在世界上科技最領先的美國從來就是尖銳的意識形態鬥爭。

在這條政治光譜的右側，反對政府採取任何強制性減排措施的，是美國共和黨保守派的正統觀念。出於這一政治目的，他們中有些人乾脆全盤否認氣候變化這個事實。

特朗普在去年大選期間就曾主張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但仔細甄別美國保守派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我們不難發現，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否認全球變暖以及人類活動與之有密切關係這個事實。他們的主要擔心在於，就此採取行動會損害經濟。他們認為，徵收「碳排放稅」等措施意味著高昂的經濟成本，並加重千百萬人的生活負擔。

如果說這是不負責任的短視態度的話，那麼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另一層嚴肅認真的思考：強制減排必然要求政府大規模干預市場，而美國保守派普遍信奉自由市場理念。他們相信，政府干預會造成比「市場失靈」更大的破壞性。從樂觀的一面來說，這部分人士或許還深信，市場的自發力量以及技術進步最終會自動克服氣候變化這樣的外部性問題。

而對大多數民粹主義的擁躉來說，由於他們深陷各種反精英的陰謀論中難以自拔，科學家的話他們根本就不願意相信，也聽不進去，所以他們可以睜著眼睛否認一切事實。既然連奧巴馬出生在外國的謊言他們都深信不疑，氣候變暖是一場騙局就更不在話下了。

在這條政治光譜的左側，民主黨人則是一邊倒地支持採取積極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在柯林頓和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政府曾兩度簽署氣候變化協議，他們都是民主黨人。這也與他們的意識形態高度相關，與保守派人士相反，民主黨人歷來主張依靠政府力量推動（甚至是強行推動）各項「進步」事業。

不過需要客觀地指出，由於為數不少的熱心主張應對氣候變化的左翼人士都對市場經濟持懷疑態度，甚至懷有很大的敵意，他們遭到美國右翼的反對是不足為奇的；而且，由於他們的事業還得到了一大批華爾街金融大亨和矽谷科技新貴的慷慨解囊，他們受到許多美國普通民眾的反感也是不足為奇的。

唐納德·特朗普並不是一個擁有多少共和黨正統價值觀的政客，這使得他經常與黨內建制派格格不入。特朗普的世界觀是徹頭徹尾交易型的，他將制定政策的過程視作買賣；特朗普的方法論是把任何議題都引向不可能證明（或證偽）的陰謀論，以迎合自己的粉絲。

作為一個民粹主義煽動家，特朗普比所有共和黨政治人物都更沒有興趣討論氣候變化背後的科學問題，他更願意將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倡議描述成其他國家為了削弱美國的一個陰謀，這當然也是他最駕輕就熟的。

特朗普曾在Twitter指責「全球變暖」是中國故意製造的概念

在2016年競選期間，特朗普誓言退出巴黎協定。他堅稱這是中國搞出來的「騙局」，並認為它將傷害到美國經濟。而在更早的2012年，他就曾在Twitter上的一條帖子中寫道，「全球變暖是中國為了自己的利益生造出來的概念，目的是讓美國製造業缺乏競爭力」。那條帖子被轉發超過10萬次，獲得點贊近7萬次，可見這種觀點在美國國內確實擁有很強的民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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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話說，我本人並不百分之百地確信人類活動是全球變暖的主因，因而也並不百分之百地確信人類的努力能夠有效地阻止這一趨勢；我也同樣擔心，大規模的政府介入會造成許多複雜的新問題。但我還是相信，只要方法得當，這一的努力是值得嘗試的。

縱觀世界能源發展史，煤炭取代木材、石油取代煤炭的過程，基本上都是市場自然選擇的結果，我們沒有從中看到多少政府干預的成分。這種自發機製為什麼就不能適用於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過程呢？

隨著地球上不可再生化石能源儲量的日益枯竭，它們的價格必定會越來越昂貴，最終被更具競爭力的其他新型能源所替代。

問題在於，要讓技術進步和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前提就是市場信號能夠未經扭曲、並暢通無阻地傳遞到各交易主體那裡，其中包括能源的供應者與消費者。

然而，真實情況是：我們一邊在不切實際地期盼在國際上籤署一份強制減排的多邊協議，一邊又在國內動用巨額國家財政去持續補貼傳統礦石能源的消費。這豈不是滑稽的自相矛盾嗎？在這種情況下，締結減排協議所導致的化石能源使用成本的抬高，一轉眼又被政府補貼所抵消了。

2010年的一項統計表明，全球每年用於對化石燃料補貼的金額總計超過了3000億美元。不妨來看看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的情況——

在美國，石油巨頭通過對國會的遊說獲得了每年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稅務補貼，而其他各種名目的燃料補貼以及遠比歐洲低廉的汽油稅則被當作是幫助窮人的救濟手段。

在中國，成品油價格甚至都沒有完全市場化，依然是國家控制的，被稱為「兩桶油」（現在應該是「三桶油」）的幾大國有行政壟斷煉油企業因為承擔了「社會穩定」的政治任務而總有數不清的理由伸手向國家財政索取直接補貼或注資。

兩桶油一直獲得政府補貼

另外，中國的資源稅改革起步不久，在此之前，國有能源巨頭們幾乎可以無償地將任何一塊國土之下的寶貴的煤炭油氣財富據為己有而不必向國家交納一分錢開採費用！與這種力度的補貼相比，國家花在電動汽車之類上面的清潔能源補貼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無論是顯性還是隱形的補貼，它們都嚴重扭曲了礦石能源的價格信號和供求關係，使之在市場上總是能夠低於其真實價格出售，最終不僅助長了消費者對它們的依賴和浪費，也增添了溫室氣體排放，更使得新能源的技術創新和生產在與傳統礦石能源的競爭中處於嚴重的不平等地位而難以發生、發育和成長。

因此我始終認為，當前最迫切的是首先剝除各國政府加諸傳統化石能源之上的巨額補貼，給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讓它們最終自然地取代礦石能源。我們甚至未必需要花太多錢去補貼它們，我們只要消除市場中的扭曲、停止對清潔能源的變相打壓就能做到這一點。

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

為此，各國需要簽署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限期逐步減少直至徹底取消對礦石能源的補貼。它所遵循的基本原則頗類似於WTO，後者也只要求締約國降低進出口關稅、禁止各種出口補貼。其實，只要真正不折不扣地踐行了這些承諾，用不著刻意制訂什麼「鼓勵政策」，國際貿易就一定會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活躍和繁榮起來。

如果企業和消費者有朝一日發現，生產和使用綠色能源是有利可圖的，而非僅僅出於社會施加的道德責任，那麼新舊能源的替代升級就自然會水到渠成。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技術進步和市場機制是完全有可能幫助我們實現這個目標的。

實際上，歷史經驗還告訴我們，阻礙這種進步的最大力量正是來自政府自身。19世紀末電燈發明後，英國議會曾經在相關利益集團的劫持下通過了一個在馬路上禁止使用電燈以保護傳統煤氣燈的法案。幸運的是，與今天的政府相比，當時的政府普遍要小得多，所能調動的資源也十分有限，因而無力長久地阻礙技術進步通過市場機制贏得最後的勝利。

電燈在19世紀末剛進入市場的時候，也曾受到抵制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控制社會的廣度和深度、調動資源的能力都是當時維多利亞女王的大不列顛帝國政府不能同日而語的。如果說人類能源史上的最新一次轉型升級的結果很可能比以往更加令人悲觀的話，原因就在於此。

即便如此，由於試探性地借用了一些帶有市場色彩的手段，如碳排放交易等等，近年來世界各地的清潔能源已經獲得了驚人的增長速度。

2010年以後，全球的清潔能源投資增長迅猛，目前非化石燃料能源已經佔到了世界新增發電能力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新能源的生產價格以幾何速度下降。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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