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批評江青：我們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老婆

新中國成立以後，宋慶齡除了參加國務活動外，將很大精力放在婦女兒童事業和對外宣傳工作上。中福會（全稱中國福利會）便是她親手創辦並直接領導的工作平台，中福會下設的《中國建設》（英文版）社、幼兒園、託兒所、兒童藝術劇院、《兒童時代》社、少年宮，還有她用斯大林和平獎金建造的婦幼保健院，這些機構均設在上海，她常往返於京滬兩地，她常說，北京後海是她的辦公地點，上海則是她的家。

可是，「文革」狂飆襲來，她苦心孤詣創建的中福會及下屬單位的一些人便起來要與她劃清界限，使她十分寒心。

「文革」初期，一波接一波的紅衛兵叫嚷要衝擊宋慶齡在北京的府邸，身為國家副主席的她，不得不撤下室內牆上的畫和架上的工藝品，換上毛主席語錄。「文革」大動亂，雖說未直接驚動她，但舉國大亂，友人「失蹤」，社會無序，物資緊缺，使她的心情十分壓抑。她的書信中，表達了對「文革」的種種不理解和鬱悶。

「文革」期間，宋慶齡當然不可能認清這場「大革命」的實質，許多事情使她對國家的命運備感憂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宋慶齡也和許多人一樣，開始時對這一事件渾然不知。1971年年底到1972年1月，她才在信中告訴陳翰笙：「我每天都在參加『九一三』事件會議，但從外國報紙得到的消息卻更多。」「當我們再次見面時，我有很多關於林、陳那些壞蛋的事情要告訴你。」在另一封信中，說到人們對此事件感到「迷惑不解」。

眾所周知，江青在「文革」中做了許多壞事，宋慶齡對此人有敏銳的評論。1974年6月，有一個美國人訪問宋慶齡談及協助其拍攝一部有關中國的電影，可是，「後來我被告知我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我不該觸犯她！！」

同年9月，在一次晚宴上，宋慶齡遇見江青，信中說：「江青從天津為她自己定做了100件衣服！她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穿襯衫和裙子，可我認為我們目前的這種服裝風格看上去並不舒服。」這是「文革」期間宋慶齡在私人信件中對江青這個「風雲人物」直截了當的評論。

「四人幫」粉碎後，可以公開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的罪行了，因此，宋慶齡在信中以不屑的口吻稱江青是「我們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1977年5月），並說「康生是江青企圖奪周總理的權的幕後策劃人」（1978年12月）。

有一封信引起筆者的注意，1972年3月24日的信中說：「唐明照三天前來看我，說他將去聯合國六個月，擔任我們代表團的秘書長。他還告訴我，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們的《中國建設》缺少幹部。」

我們知道，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一場「動亂」、「浩劫」，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事，在1972年的書信（雖說是私人信件）中竟然使用這樣的語句，是令人詫異的。筆者特地查對了原文，宋慶齡使用的是「holocausts」一詞，翻譯還算貼切。她用這個詞描述「文革」，是耐人尋味的，雖則很難認為敘說者當時已經對「文革」持有鮮明的否定態度，但至少說明他們對「文革」中大批幹部受到迫害有很多疑慮和不解。

在公眾的印象中，宋慶齡是一個高雅嫻靜、端莊大方、慈祥仁愛的偉大女性，從這些書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她也與普通人一樣，在摯友面前，她訴說自己被多種傷病折磨的痛楚，訴說自己獨處高層而備覺孤寂的心境，訴說自己對國家動蕩的憂慮、煩惱和困惑。可以看到，由於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她對時局的某些看法不免也有偏頗之處，但晚年宋慶齡書箋中透出的憂傷，卻是這位偉人憂國憂民情懷的真實寫照。

解讀人物傳奇、揭秘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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