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記憶中的幾件事

「文革」爆發的1966年春夏之間，我在讀初二，這裡只記一點與學校相關的幾件事情，藉以「管中窺豹」。

一次「鬧課」

運動的第一波衝擊到我們偏僻的農村中學應該是5月中下旬時候。當然這是我作為一名學生的感覺，5月份以後學校的文化課已無法上了。我記得代數教材的最後一單元是函數，至少要學半月以上，再留一二周時間複習後是學期大考，而我只學了函數單元的開頭，後面內容就沒學了。語文課的停止倒有一件印象深的事情。一次，語文課的施茂松老師來給我們上教材上的課文，遭到了戴同學的當場抵制，施老師那時才是20來歲的青年教師，雙方在課堂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辯論，逐漸都情緒激動起來，施老師氣得夾著課本離開課堂。他們辯論的內容已記不得了，以當時的個人感覺，班上大多數同學都認為「鬧課」是不對的，覺得公開頂撞老師也有些過分了。那時我們這些農村孩子對老師向來是尊重的。現在來看此事，我早已不從師生爭論的雙方誰對誰錯上來判斷了，因為這種判斷太膚淺了。為什麼呢？當時報紙、廣播整天價地宣傳反對這個，打倒那個，目的又是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有著一腔熱血、最聽黨的話的青年學生怎麼能夠按捺住那種「正義的衝動」不起而「造反」呢？所以，好端端的教學秩序一下子被打亂的終極責任並不在那些「造反」的學生。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口號的蠱惑下，青年學生只有、只能、也一定會去充當運動的工具。事後看，「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口號真是無理之極，因為什麼行為屬於「革命」，那是沒有一個標準、也無法用一個標準去確定的，全憑自個兒口說。誰都可以以「革命」為標榜，去革別人的命，去造反，以致後來的派性爭鬥、打內仗，各派都稱自己是「革命派」，漫罵對方是保皇派、反革命派。所以，我認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一種赤裸裸的教唆。年輕學生在此口號之下，根本沒有認知能力、也不需要去認知，只管高喊著口號去「革命」「造反」，學校、社會秩序不亂才怪。

批鬥老師

整個6月份的上課是分組學習討論，學習材料主要來自報紙上。開頭還是由老師指定討論題，大家端著凳子聚在三個班教室前的桃樹林下，自由得很。印象頗深的是參加了一次批鬥老師的會。批鬥對象是學校李東祥和曹樹貴倆老師。李老師是當時初三班主任，學生平時很崇拜他，但他老婆是個摘帽右派分子的小學老師，他自己大概屬於學校的「反動學術權威」（很可笑的稱謂），所以成為批鬥對象；曹老師雖然只是總務處一名會計，但他出身在江蘇鹽城街的大地主家，屬地主兒子，按照「階級鬥爭」理論，他也必然成為被批鬥的對象。批鬥會的中途，不同觀點的學生先由吵鬧，繼而雙方打起來，幾個人揪在一起，動用拳頭，滾在地上。那時學校一個年級就一個班，全校一共才3個班級，大家都是同學或很熟悉的校友，雙方都不想大打出手，混亂了一下，紛爭很快被拉開了。批鬥會照常進行。斗李老師時還算文明，主要是李老師平時教學水平較高，待學生也好，農村學生也純樸些，還念點師生感情。學生喊口號質問，他一一回答，記得他還拿著一份稿子作檢討，低頭弓身。對曹老師就不同了，他在總務處工作，平時管食堂伙食，沒有學生是他直接教的，所以師生感情方面自然要淡薄許多了；更兼他是地主兒子，所以他被斗得很厲害。記得他被人反剪雙臂，站在批判席上，一會兒就涕淚流得很長。還記得有人上去動手打了他，聽到他的哀求聲，讓人不免心生惻隱之情。

「文革」運動，首先要找到「階級敵人」，也就是有了鬥爭的對象，「革命、造反」也就「順理成章」了。在當時及以後很長時間，我和一些要好的同學每議論那些打人的學生，總是怪責他們心太「狠」了。再後來，我突破了原來的那種膚淺認識，並不只責怪那些下手「狠」的運動積極分子。那時的批鬥都是相互效法，批鬥成風了，當批人、斗人成為「革命行動」時，能有多少人會去懷疑這樣的「革命」是野蠻、錯誤的？尤其是不諳世事的青少年，他們都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百分之百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忠誠，尤其是對「偉大領袖」的絕對忠誠。歷史已昭示，具體打人者固然有錯，但真正有罪的不是他們而是「精神教唆者」。更何況，那些當年最早的運動積極分子們，大多數沒過多長時間也都成了被批壓的對象，由先前「斗別人」變為「被別人斗」。大到北京的「五大學生造反領袖」，小到各地方的大大小小的造反頭目，無不如此。實際上，大家都充當了政治家的玩偶。在多少年之後，我曾經讀到著名作家馮驥才的一段話，該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到問題的實質，不妨引用如下：「文革，不僅調動了人性的弱點，如人的自私、貪慾、怯弱、妒嫉、虛榮，連人的優點，如忠誠、善良、純樸、勇敢，也化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兩極都被利用，才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

破「四舊」

破「四舊」之風突然興起，大批「封資修」。同學們從各種途徑得知，哪些歌曲不能唱，哪些書籍不能讀，哪些電影不能看……。除了古書、古戲一律禁止外，像《林海雪原》《紅岩》《鐵道游擊隊》《青春之歌》等這些我們最愛看的書也說是「有問題」不能看，甚至《歐陽海之歌》也「有毒」。許多戰爭題材的電影都被認為有毒。社會上抄家之風驟起，不斷有風傳某某村、某某人家被抄出了銀元、反動書籍，還有查出叫什麼「變天賬」的（大概是地主、富農家解放前的記賬本）。當時，抄家行動很簡單，簡單得讓現在的青年人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會不相信。比如，如果有人提議某某家可能有「封資修」，再有幾個人附和，馬上就可以上門去抄，有時還一路打著鑼敲著鼓去，以壯聲勢，不需要任何行政手續。

我的父親在鄉村算是一個讀書人，曾保存了許多解放前讀過的書報，平時打成包擱放在家中很高的隔牆上。為防止有人來抄家，父親關門閉戶，將大多數舊書報都焚燒了，留下了一些私塾教材及少量捨不得毀掉的線裝舊版書籍，如《康熙字典》《古文觀止》《增批歷代通鑒輯覽》《三國志演義》《東周列國》《綉本西廂記》等。《康熙字典》共有2套，是光緒二十年石印本，一套袖珍小開本的後來給弟弟送給他同學了，一套我至今珍藏。我保存的那本，其天頭、地腳處留有前人閱讀時批註者的眉批原跡，是用纖毫寫的端莊、娟秀的蠅頭小楷，每個字的長寬大小僅以毫米計。每條批註下方都注了批註者的姓，共有三人，分別為馬姓、史姓、王姓。這都是我後來自己查閱時發現的，共有約百數十處。我曾經想整理這些批註作些研究，但一直怠於沒做。

還有一本舒宗喬編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16開漆布燙金精裝厚冊 ，1946年的版本。現在我在孔夫子舊書網上得知，此書原版本已經找不到了，只有複印本，所以很珍貴。「文革」中我翻看這本畫史總是關門閉戶，因為裡面有大量的蔣介石領導抗戰的事迹、照片，還有毛澤東和藍蘋（江青）的照片和八路軍抗戰的內容。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本書是絕對的「反動」禁書。當時知道我有這本書的只有幾位最鐵杆朋友，並私下觀看議論過。圍繞這本畫史，還有一段小故事，暫不詳說。

我還記得，《東周列國》在「文革」前被父親的表兄（我的表叔）住在魏家大隊土橋的汪學仁借去了，破「四舊」時，汪學仁的家被魏家大隊的造反派抄了家，把擄去的書放在大隊部的一個角落裡，後來被我在魏家當會計的大姐夫胡詩偉發現，私下帶回來。此書是線裝散冊，共有20多冊，每冊上都用毛皮紙訂了套面，並用毛筆寫上書名和父親的號名「德卿」字樣。否則，姐夫胡詩偉也不會知道這書是我們家的。父親這些沒焚的書籍，除了《古文觀止》《歷代通鑒輯覽》他會在每年春節間自己偶爾翻閱幾天外，基本都交給我管理，所以，這些書籍成了我輟學後重要的「秘密」讀物。那時的破「四舊」、批「封資修」陣勢很大，連顏色鮮艷、式樣新奇的服飾都被包括在破、批之內，情景可想而知。保存這些書籍很是「冒險」。

一點反思

現在許多青年人都不知道「文革」是什麼回事，經歷過「文革」的人大多不僅健忘更沒有從本質上認識「文革」，甚至於認為「文革」是反特權，是民主，那就是大錯特錯了。「文革」是一個製造混亂的時代，許多荒唐的事情都在那時發生。「文革」結束後一段時間，中央將其定性為「人類歷史上一場浩劫」，很準確，而後來因種種政治因素，對「文革」的清算太不夠了，以至現在許多人面對社會存在各種矛盾時，尤其是在憎恨官員貪腐現象時，都莫名其妙地希望「再來一次文革」，那是有病找錯了藥方，治病吃錯了葯。我的觀點是，我們老百姓不管「政治的深意」，反正「文革」是不能再來的，因為它對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沒有、也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但有一個誤區要說明，在「文革」運動之初，老百姓確實曾經「興奮」了一下，興奮什麼呢？興奮「民」能反「官」，那時叫「斗走資派」。於是有人以為，「文革」時「官」的日子不好過，哪像現在的官貪污受賄……這是認識上的一個很大誤區。其實，那時基層社會挨斗的「走資派」，除了因階級出身或所謂的「歷史問題」外，都很快陸陸續續被「三結合」進了領導班子，即原來的領導照樣當領導。至於當時全國範圍內普遍開展的「斗走資派」運動，那是為了扳倒「最大的走資派」而導演的一出政治遊戲，或說是政治悲劇。可見運動的始作甬者真的歹毒無比，故且不去細說了。總之，「文革」之初的「斗走資派」，確也迎合了老百姓的一時需要，這有一點與魯迅小說中那個阿Q聽說「革命」來了產生的一時興奮心理極其相似。阿Q不會因為「革命」來了會改變他的狀況；同樣，再來一次「文革」，不會給弱勢群體的老百姓帶來利益，只會帶來災難。道理很簡單，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法治，不講秩序，壞人作惡的機率會更大，其付出的成本反而小；而安分守紀的老百姓是最脆弱的，不僅不可能得到任何好處，而且最易受到傷害。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橋平，生於江南農村，退休語文老師一枚。一生躬耕講壇，寒暑四十春秋。平時喜閱雜書，不求甚解；偶寫小文，撫今追昔，聊以自遣。願跟年輕人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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