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新政」是救國還是誤國

一段清流史，說透節操事。本人主講的十集新《東林沉浮》，5月26日—6月4日，已於中央電視台12套《法律講堂》文史版（首播22:40 重播7:22、16:08）播出，以下是全本節選1——

「東林新政」是救國還是誤國

天啟元年至天啟四年，是東林黨人的輝煌歲月。史書描述這個時期用了四個字：東林獨盛。大明政壇內閣、中央六部等關鍵部門，遍布東林黨人。

那麼，在這個「東林獨盛」時代，東林大臣到底要干哪些事，有哪些政治作為呢？

有人說，東林黨人在大明政壇除了熱衷黨爭，黨同伐異之外，什麼也沒做。這不是事實。事實上，從天啟元年到天啟四年，這四年東林輝煌期，憂國憂民的東林人在政治上還是做了些大事。諸如開放言路，拯救道德風氣，評價不錯。

但是「東林新政」有兩項內容，爭議很大，有人說是救國，有人卻說是誤國。

那是哪兩項新政呢？

一是整肅吏治，對官員進行政績與道德品質考核。

這個值得好好說一說。

我們知道，官員考核，在歷代王朝都是一道必做的重點題。秦漢時期,就有對官吏實行考課制度。以考課結果決定對官員的賞罰升降。到了我們眼下所說的這個明代。就更加精細了。

明朝的官吏分為九品十八級。先分級別，再按種類考察。四品以上為高級官員，五品以下為中下級官員；這是級別，什麼是種類呢？就是按地區劃分，分為京官與外官。明朝對官吏考核的部門主要是兩個：一部一院，由吏部、都察院共同負責。那麼，這一部一院，在東林施政之前，具體是怎麼考核的呢？

據《明會典》記載，對於官員的考核，吏部設考功清吏司,「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而都察院「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黜陟，就是升遷。一個管升遷，一個監督升遷，形成考滿與考察相結合的明朝官員考核制度。所謂考滿，就是任職期限結束的考核。相當於現在的述職報告加離職審計。所謂考察，就是全國性的定期幹部考察。相當於現在的中央巡視組對地方政府與官員的考察。主要在「德、勤、能、績以及身體」這幾個層面打分。京官六年一考，是為京察，地方官兩年一考，是為外察。

可以說，在明朝統治的二百多年間，對官吏的考核從未中斷。但其狀況並不是一直都好。為什麼？因為明朝的政治制度使然。

眾所周知，明朝實現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這種體制有兩個特點：一是權力都集中在皇帝一個人手中，官員的工作熱情很低，而且生怕犯錯。什麼人不犯錯？一是死人，二是不做事的人，所以明朝官員因循守舊，普遍不作為。二是低薪，明朝官員工資是封建王朝有史以來最低的，低到什麼程度？一位縣官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現在，一個月也就兩三千塊錢樣子。這是編製內的，編製外的一個籽沒有。縣長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多事情怎麼一個人完成，所以要找人幫做，招師爺招小工不發工資也沒人來，這個錢國家不給，自己掏腰包。這些開銷倒是小事，最要緊的，是上貢，上級決定你的升遷，逢年過節、迎來送往，不孝敬行嗎？這樣一路算下來，兩、三千塊錢的月工資，不等於讓縣長做無米之炊嗎？

所以明朝整個官僚體制效率低下，貪污受賄是唯一工作動力。毫無疑問，這是底薪養貪體制。拋開官員的道德品質不講，僅就制度環境而言，有權位無高薪的官吏們必需貪污受賄，否則很難生存升遷。

到了萬曆年，低薪養貪愈演愈烈，吏部和都察院官員甚至拿考核幹部當買賣做。對幹部的考核，已經變為斂財和排除異己的工具，大張旗鼓的考核只不過是走過場。還有，明朝中後期官場腐敗加劇，買官賣官已經半公開化，明朝白話小說《醒世姻緣傳》對當時的賣官鬻爵有這樣生動描述：

說有個叫晁思孝的老秀才，是個官迷，但是屢試不第，於是湊了三千兩銀子，弄個知府噹噹。起初，老秀才心疼錢，只取二千兩銀子，通過中間人向兩個要員行賄，結果要員把兩千兩銀子撇出來了，說：「這是五千兩的缺」，看中間人面上，最低價三千。無奈晁思孝只得再取一千兩，全部上交，於是得償心愿。

這個白話小說，對明朝官場交易描寫得再清楚不過了，明朝各個官職背地裡皆有定價。

這個樣子的大明政府，再不改變，就要散攤了。

於是，東林內閣的第一把火，就是嚴格官員考核制度，整飭人事腐敗。

掌握了組織人事任命大權的東林黨人，選拔幹部的第一標準是清廉，因為高攀龍和楊漣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們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東林組閣期間，「外察」和「京察」 在東林時期執行得最嚴格，而且做了特別標記，官員一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罷官，終身不再起用。

主導官員考核的是時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面對腐敗官場，趙南星「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治。東林內閣的考核官員，絕對是動真格，不惜傷筋動骨。天啟四年二月，東林內閣公布考核結果，因「素行不謹」等問題，北南兩京官員被彈劾處理的官員達338人，人數創有明二百年來之最。

如此，確實令官場出現了「君子入仕」的盛況，當然，同時也留下了一個嚴重隱患，那就是樹敵太多。有人說，東林這種做法是排除異己，我說他們這是「為淵驅魚」「水至清則無魚」。

這是東林新政頗受爭議的第一件事。

那麼，第二件爭議政策是什麼？

那就是保護工商業，提高商人地位。

我們知道，中國曆朝都是重農輕商的，商人地位極其低下。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不是農民就是地主，本質是小農，小農最重視的是土地，最藐視的是商業。在以地主或農民組成的統治者看來，農業不只是解決肚皮問題，它還擔負著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製作安份守已的良民。而到處遷徙的商人，則是「社會不穩定因素」。集中國傳統黃老思想之大成的《呂氏春秋》就曾對農商兩業前恭後踞：

「舍農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徒，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

意思是說，商人都是不安分，應該用農活來收容他們。又云：

「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商人都是奸人，商業做大了會動搖朝廷統治基礎，所以，到了一定時候，政府該收拾就收拾他們。

基於這種思想，歷代王朝統治者對商人大都採取打壓政策。諸如漢高祖劉邦，就下過「賤商令」，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生意人本人及子孫「不得仕宦為吏」。不準商人穿絲綢的衣服，不準商人乘坐馬車，並且對商人施加苛捐雜稅，讓商人子弟世代不能做官。

到了明朝，情況並未出現改觀。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商人說過這麼一句狠話：「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朱元璋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種田而專門做生意的話，這種人就是「遊民」，我們要將這種人抓起來治罪。

朱元璋的子孫在輕商上，比起老祖宗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明武宗朱厚照曾經「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把商人和戲子娼妓劃為一類，不讓他們穿貂皮大衣。

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更狠，對商人施加各種苛捐雜稅，千方百計地打壓商業，明萬曆二十七年，巡鹽御史應朝卿，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經指出：「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應朝卿的這個報告，道出了觸目驚心的商人慘景：萬曆年間由於政府的苛捐雜稅，在民間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減少60-70%，大部分的商人都破產。

這種局面在晚明終於得到改觀。

這與東林內閣的商業政策息息相關。東林元老、吏部尚書趙南星明確提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也就是說，工商業和農業，對國計民生同等重要。他們反對加重工商戶賦稅負擔，要求皇帝「愛商恤民」。

對於東林黨護商之舉，也有人認為他們出於一己私利——維護本集團利益，說他們代表了江浙工商地主集團利益，但是我認為，評價一項政策的好壞，不應該搞「誅心論」，而要看它的大方向。實事求是地說，東林黨護商客觀上促進了近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大方向是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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