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建議列強佔領、監管中國五年」，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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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1924年，孫中山，攝於廣州

文 | 諶旭彬

孫中山「建議列強佔領、監管中國五年」之說廣為國人所知，與埃德加·斯諾的回憶錄《復始之旅》被翻譯進中國有關。

斯諾在該書中寫道：

「孫博士甚至在同俄國人達成了協議之後，（1924年）還向美國駐華公使雅各布·吉爾德·舒爾曼發出最後一次呼籲，要求他促成大規模的國際干預，這種規模的干預甚至連俄國也從未試圖進行過。他建議英、法、美三國佔領中國五年，消滅軍閥，跟國民黨合作，建立一個公正的政府，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選舉的準備。舒爾曼先生並沒有認真地對待他的夢想。然而，俄國人卻採取了認真的態度。」

宋慶齡晚年，對斯諾的這種說法持否定態度。

宋辯駁道：

「孫博士從沒提議讓外國列強佔領中國，而是主張幫助國家的發展。」

那麼，孫中山究竟有沒有「建議英、法、美三國佔領中國五年」呢？

舒爾曼(Jacob Gould Schurman)自1921年至1925年間，出任美國駐華公使。1924年1月6日，曾赴廣州大元帥府，與孫中山有過一次密談。在場者，還有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宋慶齡、陳友仁、伍朝樞以及孫的美籍顧問諾曼（Robert Norman）。

據詹金斯在1927年披露，此次密談中：

「孫逸仙所提出的計劃要點包括商請列強組織聯軍進駐各省省城，以及軍隊控管所有的鐵路、河川、港口與電信。聘請美國與歐洲的專家前來中國擔任中央與各省之軍事、財政、防汛、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的顧問，為期五年。在這列強共同監護的五年期間，應舉辦全國性與各省的選舉，將控制權逐漸轉移給民選的領袖。……華府曾經就此計劃探尋過歐洲各國的意見，但均未獲得正視。」

美國作家Lyon Sharman在1934年出版了「美國第一部認真研究孫中山的著作」《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A Critical Biography》。該書利用詹金斯所披露的資料，「指出中山先生曾有請列強各國對中國作五年干預，以便實行選舉的提議」。

斯諾的回憶錄《復始之旅》1958年在美國出版，他說孫中山「建議英、法、美三國佔領中國五年」，史料源頭應該同樣是詹金斯。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詹金斯的這番披露，是否真實呢？

圖註：美國駐華公使Jacob Gould Schurman。Schurman對孫中山觀感不佳，曾對柯立芝總統形容其談話態度瘋狂，可能有精神疾病

1924年1月13日，《民國日報》（國民黨機關報）對孫中山與舒爾曼的密談內容作了公開報道。

該報道無一字提及「建議英、法、美三國佔領中國五年」，但卻披露孫中山非常希望由美國牽頭，聯合列強支持何東的「和平會議計劃」。

何東是香港富商，與港英政府關係密切，與孫中山也頗有交情。

1923年7月，何東致電全國實力派人物及各省長官，提議召開「國內領袖聯席會議」，用和談的方式來結束軍閥割據，並「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陪席與議」。孫中山率先表態贊成。

9月，何東親自北上推動此事。不過，這一倡議，遭到了國內左翼政治力量的極力抵制，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等，均多次刊文駁斥，指責何東請列強參加會議，是讓外國來做「監督和仲裁」，是在干涉中國內政。

舒爾曼在1924年1月29日給美國國務院提交的正式報告中提到：

「（在1月6日的密談中，孫中山）以殷切的態度大略地提出邀集中國各方領袖舉行會談商討中國統一與裁軍問題的計劃。孫渴望由美國政府出面與列強協調後召開。」

該報告沒有提及「建議英、法、美三國佔領、監管中國五年」之事。

略言之，「建議英、法、美三國佔領、監管中國五年」之說，見於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詹金斯之披露，但不見於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的正式報告，也不見於中方材料。

如此，就存在多種可能。比如：1、詹金斯之言，是否存在斷章取義或者誇大其辭，尚未可知——注意，斯諾說的是「佔領」，詹金斯所說則是「監護」，此中區別已然很大。2、是否孫中山在密談中確曾言及此事，但舒爾曼因某些原因（如視之為異想天開），而未將其寫入報告？

可以確定的是：孫中山當日確曾請求美國出面，邀集列強促成中國的「和平會議」。

這一建議，被當時的左翼力量解讀為邀請列強來「干涉中國內政」。孫中山自己的解釋則是：

「為今之計，只可利用列強之勢力，……如列強不即加以助力，遲至明春，中國又將見戰事，且不止一處。」

此次左翼力量針對「和平會議」的反對浪潮，實是一次有組織的集體行為。孫中山雖已於1923年初開始運作「聯俄容共」，但這一次，左翼力量完全站在了孫的對立面。

圖註：蔡和森撰文諷刺孫中山所倡導的「和平會議」，是「唯恐外人不干涉內政」、「只想建立洋大人統治之下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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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埃德加·斯諾，《斯諾文集1》，新華出版社，1984，P110。鄧廣殷/口述，鄭培燕/撰文，《永不飄逝的記憶 我家與宋慶齡事業的情緣》，東方出版中心，2013，P103。張忠正，《孫逸仙博士與美國 1894-1925》，（台）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P467-468。李雲漢，《中山先生護法時期的對美交涉（1917-1923）》。收錄於《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七輯 護法與北伐》，1982，P246。與美使舒爾曼的談話，1924年1月6日。收錄於《孫中山全集 第9卷》，中華書局，1986，P24-26。《何東提倡聯席和平會議的討論》，《東方雜誌》1923 第17號。蔡和森，《由華盛頓會議到何東的和平會議》，1923年12月1日，收錄於《蔡和森文集》，1980。張忠正，《孫逸仙博士與美國 1894-1925》，（台）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P452-453。與胡特的談話，1924年1月13日，收錄於《孫中山全集 第9卷》，中華書局，1986，P55-56。參見：《團香港地委報告（第二號）——反對何東和平會議事》，1923年10月29日。收錄於《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1922-1924 甲》，P165。

附文

「孫大炮」考

文 | 楊津濤

孫中山為什麼被稱為「孫大炮」，其原因眾說紛紜。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出自唐德剛《袁氏當國》一書。該書稱：袁世凱聽了孫中山的鐵路計劃後，「背後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諢名，據說就是袁世凱叫出來的」。

至於「孫大炮」一詞的內涵，今人亦多認為名副其實。如有網友說，「用在這人身上倒是再合適不過了，孫中山那麼大名氣……好說空話忽悠人，實際辦成的沒幾件」。

揆諸史料，以上說法，並不成立。

1、將「孫大炮」和鐵路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是革命黨人，而非袁世凱

所謂「大炮」，來源於粵語「車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說大話，後來也被客家話借用。

孫中山給人留下「車大炮」的印象，始於他在海外宣傳革命時期。當時華僑上層人士多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使革命黨的活動難以開展。1910年，孫中山在芝加哥拜訪華僑時，一個開洗衣店的華僑對他說：「你不要進來，我不聽你的『車大炮』，你要進來，我就用燙頭擲你！」孫中山只好「很誠懇地笑笑、點點頭」。這位華僑顯然是用「車大炮」質疑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主張。

孫中山被視為「車大炮」，還與他民國初年提出的《建國方略》有關。胡適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學問，三十年的觀察，作成種種建設的計劃，提出來想實行，萬不料他的同志黨人，就首先反對。客氣的說他是『理想家』，不客氣的人嘲笑他是『孫大炮』！」孫提出「知難行易」的觀點，也有回應這種嘲笑的用意在其中。

在所有的「建國方略」中，孫的鐵路計劃最為人所詬病。有人回憶，「由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分子複雜，中山先生提出建設鐵路計劃等等，內部就有人詆毀中山先生為『孫大炮」「總理主張修建十萬英里的鐵路，許多人認為總理理想太高，不能實現，加他以『孫大炮』的諢號來譏笑他」。

也就是說，將「孫大炮」和鐵路計劃聯繫在一起的是革命黨人，而非袁世凱。

圖註：孫中山在檀香山宣傳革命的舊址

2、孫中山自己，常在演講中用「孫大炮」這一綽號自我調侃

對於「孫大炮」的政治含義，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

（1）反孫者將「孫大炮」作為一種侮辱性稱呼，視孫中山為「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毫不尊重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回國活動，「車大炮」這個稱號也隨之被帶回國內，並進一步變為「孫大炮」，成為政敵對他的常用蔑稱。

1913年，孫中山赴北京會見袁世凱，在宴會上，有北洋系軍官高聲議論「共和是北洋之功」，「孫中山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面對此情此景，孫中山表現「從容如常」。

譚延闓早年身屬晚清立憲派，當時在他看來，「孫是只會講外國話而沒有讀多少中國書的一個革命黨人」，「所以也就開口閉口跟著一些人罵孫中山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亦呼孫中山為孫大炮」。後來譚延闓改奉革命理論，回顧說：「我自追隨孫先生左右，朝夕領教以來，才逐漸認識到，孫先生是不如我從前所聽說的孫大炮，而確實一個文通中外、學貫古今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排滿、反袁、打倒北洋軍閥的一個真正領導人。」

早年投身革命的袁同疇則回憶，陳炯明不滿孫中山，「開口閉口都稱『孫大炮』」，他當時「雖不是國民黨黨員，聽起來也刺耳。無論如何，孫先生總是上官，陳氏總是部下，部下對上官可以這樣侮辱嗎？」顯然，在革命黨人眼中，「孫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

（2）挺孫者認為「孫大炮」綽號表現了孫中山的理想主義精神；而孫中山自己也不因有這樣一個綽號而生氣

在孫中山黨人、政敵之外的第三方人士，提到「孫大炮」這個詞時，多少是含有一些讚許之意的。

1919年，陳獨秀在文章中說，「有一班人因為孫中山好發理想的大議論，送他一個諢名，叫做孫大炮。威爾遜總統的平和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這裡，陳獨秀是用「孫大炮」形容孫的理想主義。

1926年，張友漁曾甚至撰文為「孫大炮」這個綽號辯護。張說：「今日的中國，實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社會上，都有許多洗不盡、掃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轟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孫中山被稱為大炮，適足見他的偉大，放冷箭的人們，可以休矣！」在這裡，「孫大炮」被視為了一種讚美。

其實，孫中山本人對於「孫大炮」這個綽號，也並不十分在意。他常在演講中拿這件事自我調侃，比如：「廣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孫大炮』，好吧，現在我就要開大炮了」。「人說我孫中山車大炮，但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實心彈，乃用開花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營陳家軍（陳炯明部隊）變為泥粉。」

圖註：1929年，在中山陵舉行「奉安大典」

3、胡適：中山先生所受最大冤枉，就是被指為理想家，不是實行家

（1）孫是一個放炮者，也是一個實踐者。

孫中山讓人覺得是「車大炮」，處事過於樂觀，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是一個重要原因。

如1918年，早先對復辟態度曖昧的徐世昌當選北洋政府大總統，孫中山對參與非常國會的議員丁超五說：「我們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謹慎地回答：「我們沒有這個力量，不應當說這個話。說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擊。」孫中山不以為然，反問說：「難道我們連說話的勇氣全沒了么？」丁超五後來頗為感慨地回憶，「先生被有些人譏誚為『孫大炮』，其實，他是正氣充沛，敢於表達自己的見解。」

孫中山是一個放炮者，也是一個實踐者。自1894年創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至1911年黃花崗起義，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次起義。1910年芝加哥華僑覺得推翻滿清是不現實的，期望穿著從保皇黨那裡獲得的官階、官服，以後回鄉光宗耀祖。誰知道沒有兩年，清廷就倒台了，「車大炮」成了真。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為實現共和理想，在十幾年間，發動「二次革命」，興兵討袁，兩次領導護法運動，三次在廣東建立軍政府。孫中山晚年所心繫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後不久，獲得成功，使中國統一在國民政府名下。

2、「十萬英里鐵路計劃」，其實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離譜

孫中山的「十萬英里鐵路計劃」，是今人嘲笑其乃「孫大炮」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據。

常見的意見有二：

1、孫在民國初年提出的「十萬英里」這一數字太過浮誇，須知，至1950年，全國鐵路通車總里程尚只有22238公里。至2015年初，中國鐵路總里程才突破11.2萬公里。

2、孫刊登在《建國方略》中的鐵路規劃圖，「與其說是鐵路規劃，還不如說是各大中城市之間的連線遊戲……相信施工人員看到那麼多筆直線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孫的鐵路計劃之里程，有兩個重要數據。

一是1912-1913年間，孫多次對外宣傳「我十年之內必能為中國造二十萬里鐵道」、「期限十年，壯二十萬里之聲勢，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脈」。

二是1919年在《建國方略》中所設想的「若以此十萬英里之鐵路，在十年內建築之，機關車與客貨車之需要，必當大增」——據孫的描述，其設計的鐵路系統，合計7.6萬英里，但因「多數幹線當設雙軌，故合數計劃路線計之，至少當有10萬英里。」

不管是「二十萬里」，還是「十萬英里」，日後中國鐵路的發展速度都遠沒有達到孫的期望。從這個角度來看，孫被稱為「孫大炮」，似乎也是無可厚非。

不過，值得指出的一點是：孫當年特別參考了美國鐵路的發展史——譬如，孫曾聲稱「如美國現有鐵道二十餘萬哩，合諸中華里數，則有七十萬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國。中華之地五倍於美，苟能造鐵道三百五十萬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強國。」——考慮到美國在1880-1890年間，所建造的鐵路確實超過了二十萬里，而孫又一再強調自己的建設計劃的核心，旨在通過出讓一定年限的經營權，引入美國資本、法國資本乃至日本資本來為中國修築鐵路，則所謂十年建造「二十萬里」、「十萬英里」的鐵路，雖然不太現實，卻也還算不上非常離譜。

圖註：美國鐵路里程變化圖。轉引自歐國立，《軌道交通經濟學》，中國鐵道出版社，2014，P61

至於孫所設計的「鐵道線路規劃圖」，倒確實存在著非常多不專業的地方。

端納曾陪伴孫做過一次北方鐵路考察之旅。他親眼見到孫坐在列車裡繪製線路圖，「小小的鐵路建設者坐在他的地圖前，在一處標上一條新線，把這條線取直，又把那條線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夢想中，沉浸在那種使你脈搏跳動、血液沸騰的夢想中。最後所有的省會都被幹線連起來了，所有專區城市都用小線連起來，在各個方向還有分支，就象大榕樹一樣，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製作。」端納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認為孫在畫線時並沒有考慮到懸崖或峽谷、山嶺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博士，那條繞過西藏的鐵路永遠也沒法建成。你可以用毛筆和墨水來建，僅此而已。你的線路要經過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但孫中山繪製的畢竟只是一張粗糙的示意圖，而不是精確的線路施工圖。對示意圖裡的「直線」，似不宜苛責過多。（見下圖）

圖註：孫中山繪製的鐵道線路規劃圖

最後，關於「孫大炮」這段歷史公案，不妨以胡適對孫的評價作結：

「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最大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著耳朵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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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梅斌林：《關於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在美國芝加哥活動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頁；胡適：《知難，行亦不易》，朱正編選《胡適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頁；朱蘊山：《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追憶宋玉琳與韓蓍伯》，《朱蘊山詩文集》，團結出版社2008年， 第113頁；《總理遺囑的意義》，朱燕平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文獻類編1927—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頁；張國淦：《孫中山與袁世凱的鬥爭》，劉萍、李學通主編《辛亥革命資料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16頁；方鼎英：《譚延闓的湘軍及其與孫中山的關係》，《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上）》第1卷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頁；張朋園等記錄《袁同疇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張友漁：《革命黨與大炮》，《張友漁文選（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頁；段雲章、沈曉敏編著：《孫文與陳烔明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頁；丁超五：《護法時期追隨中山先生瑣記》，《文史資料選輯（第103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 ，第74、75頁；胡適，《〈孫文學說〉之內容及評論》，刊於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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