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圻：我對功名利祿沒興趣

時尚 06-12

現在社會給到年輕演員的機會讓我非常羨慕，那麼年輕就有那麼多句台詞了，真好啊。我和李雪健年輕的時候在節目單上有個共同的名字, 叫本團演員，我們演得最多的角色其實是群眾甲乙丙。

上一次我做導演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拍《太陽鳥》。當時楊麗萍聽過我的觀念之後，覺得和她的想法也挺切合的，就這麼來了一道。我記得第一天到了現場互相介紹，說這是導演的時候，我還下意識地在往旁邊看，找人呢。突然聽見有人喊，說你呢，王學圻，你就是導演，我臉一下子就出汗了，那一刻好像有點兒見不得人似的。

拍那部戲的時候，第一天，我就在現場發火了。發著火呢，我自己就樂了。心說剛才我還不好意思呢，怎麼就發火了呢？後來想明白了，一開拍就進入創作了，沒顧慮了。

我更喜歡演戲，我沒有當導演的癮。

我做導演沒什麼企圖，也沒有什麼預期，基本都是邊做邊學。干導演這個工種真的挺不容易的，因為你什麼都要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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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戲這事兒從我在部隊的時候就開始了。那個時候這個組織還叫文化工作隊，在長春機械局的一個廠子裡面。那會兒我還不到20歲。說叫文化工作隊，陣容也是太奢華了，所有部隊文藝團體解散之後的骨幹都在這兒呢：唱歌、舞蹈、京劇、相聲、影視劇演員甚至是軍樂團，都是在最好年紀上的一批人。毫不誇張，我們當時在天安門前排了《紅色娘子軍》的第二幕。

我沒有不良習慣，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唯一會的娛樂項目是撲克牌里那個爭上游。

宣傳畫里貼著，我是控煙大使，任何時候都不能拿煙。拍高希希導演《遊戲規則》的時候出了點狀況：在戲裡面，我演一個黑社會老大，劇組給我買了很多雪茄。我說導演，雪茄我可不能碰。最後你看戲，一個黑幫老大的手下都在抽雪茄，自己反倒不抽。

我拿煙的角色，還真有，演李富春，那是個煙鬼。拍戲那段日子，我天天兜里裝著煙、打火機還有火柴。太難受了，每天嗆得鼻涕眼淚橫流，也學不會。不過拍出來聽人家說你演得還真像。再告訴你的就是，我一點兒都不會打麻將。

人的性格這種東西一輩子都很難改了，我是太較勁了。

我的個人愛好就是打掃衛生。只要我在家的時候，別人問我兒子，你爸爸在幹嘛，一定是在打掃衛生。這些都是十五六歲起在部隊養成的習慣，和條件反射一樣。強迫症，家裡不能有一點塵土，不能有一點不整潔。兒子說我們家擺放得比最整齊的商店還整齊。

我在後來能真正做了演員，還要感謝八一廠的王蘋導演。是她找到了我，我跟她說我喜歡做演員。我說你要覺得我不是這個材料，我就干別的去了。王蘋說我是個苗子，之後再去她家的時候，她也常鼓勵我。當時我也不懂為什麼自己就是個苗子，我不過是喜歡演戲，做別的事業會有點兒陌生。做演員，我是做著做著直到知道好壞之後才越來越喜歡的。

我一生遇到過很多特別好的老師。有一個小時候聽到的故事我一直都記得：一隻青蛙掉進牛奶缸里，它不停地掙蹦，牛奶變成了乳酪，這個青蛙就跳出來活了；可是它要不動喚呢，就封死在乳酪裡面了。這事兒說起來挺糙的，但道理擺在那兒呢，不停地動不就是奮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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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演員這一行太殘酷。比我好的演員比比皆是，他們是真正的大藝術家。可是陰差陽錯沒趕上機會，等到舞台重新對我們這一代人開放的時候，比我厲害的人年歲大了，退休了，我只是趕上了好時節。

人的成功需要努力加上機會，這倆元素缺一不可。聰明人未必一帆風順。

我不鼓勵家裡人走我這條路，如果他們決定了，我會提醒他們當演員不容易。和我年輕的時候比，現在環境大不一樣了，選擇的機會太多了。

說起從前，李雪健、濮存昕還有我，我們老哥仨是一撥兒的。從裝置組干起。裝置組的一項工作就是在演員上台謝幕那一刻，我們要爬上台頂，等主演們的那一個躬鞠完起身，合上大幕，趕緊下燈。直到現在，在台上謝幕那一刻，我會經常下意識抬眼看一下台頂，那是我開始工作的地方，我想看看現在還有沒有小朋友在等著我們謝幕，能走到今天這一步不容易。

今天給到年輕演員的機會讓我非常羨慕，那麼年輕就有那麼多句台詞了。我和雪健年輕的時候在節目單上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本團演員，我們演得最多的角色其實是群眾甲乙丙。

我是我們三個（和李雪健、濮存昕）裡面第一個有台詞的，也是第一個把名字寫上節目單的。導演說，來兩人在台上走一下，我想好不容易上台了不能白走啊，就一邊走一邊嘀咕。有時候會被導演一聲大喝：說什麼呢，快下去；有時候嘀咕被導演聽見了，哎，這句不錯啊，我就賺了一句「水詞兒」。那時候的我可不覺得什麼是「水詞兒」，那都是正兒八經要講的詞兒，自己給自己爭來的。

拍電影《赤道》的時候，最後一場戲，我和張學友演的教授在火車上遇見。張學友那個角色為了隱藏身份剃了光頭。我突然冒出了一句：「你脫了馬甲我就不認識你了？」學友聽完就愣住了，現場靜悄悄的，半天導演走過來說：「王老師啊，學友沒有穿馬甲啦。」我說這是個梗，香港的文化氛圍不一樣嘛，我記得後來學友找我，他憋紅了臉跟我說：「我實在是沒有穿馬甲啦。」我也沒法解釋，後來有天我們一起在北京的電影院里看這場戲，大家哄堂大笑。

我喜歡接觸新東西，骨子裡喜歡那些好玩的事兒，不是那麼嚴肅古板的。

隨性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加在戲裡的大有人在，每個人關注的點不一樣。有人在場景裡面加入了很多美學的細節；有人就多寫了幾個小節的音樂；我這人演戲的時候是喜歡往裡面放點兒接地氣的梗。

和雪健在團里跑龍套的時候，一場戲下來我們倆的衣服比主演多。凡是劇里出現的形象都被我們承包了：要飯的，看熱鬧的，匪兵，紅軍……他是匪兵甲，我是紅軍甲，經常要死一個，死之前就是給自己加戲的時候。聽到導演喊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夠了夠了王學圻你該躺下了……所以後來，王學圻這三個字第一次在節目單上出現是演一個烈士。

後來慢慢有了大角色，真挺不容易的。那個年代裡主演要干最多的活，卸了妝，趕快去幫著拆場，搬道具，義不容辭，還特別開心，使不完的勁兒。為什麼？一晚上你在台上演戲，大夥在台下陪著你服務，你好意思不幹活么？我總是想：不能驕傲，不能翹著尾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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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當導演拍電影的時候，姜文過來看過我，他說哥你太狠了。90年代拍電影使膠片的比例是3:1，一條戲最多過三遍，多拍一條就超支了，膠片貴啊。拍《太陽鳥》，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些條省下來給楊麗萍。演員出身的導演都這樣，姜文拍《鬼子來了》，自己都是一條過，別人就能多來幾遍。

導完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之後。我說過以後不再當導演了。因為第一部片子剪完了之後大家都說不好看，我是第一個承認這個事實的。慢慢時間過去了，我意識到文字語言和鏡頭語言是不一樣的。做所有的事都是有個從不懂到懂的過程，不管結果怎麼樣，這個過程你學到了東西，成不成的，試過了不遺憾。

男人做的很多事情是給逼出來的。我講了這麼多拍戲的過程，有開心有沮喪，但你們聽我說得簡單，真的做下來的感覺就很不一樣。經歷這麼多，是這麼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至於功名利祿，我對那些東西其實沒什麼感覺。

三十年之後，我答應下來拍《以父之名》是因為太喜歡這個題材了。結構和故事自己又喜歡，戲劇化不做作，就看這三個女間諜怎麼就跑到這個老男人這兒來了呢？太難得了。沒人編劇，我說自己來吧，寫一場念一場，寫了一年多。

這次做導演，我沒三十年前導戲那麼較勁了，可最後殺青前的一場戲還是發了通火。從布拉格回來，有人跟我說，王老師你最後一天發火有什麼用，人都散了。我也挺後悔，就跟身邊的人說：以後我脾氣再上來一定別順著我。我說我這脾氣，可能從年輕時候就愛著急。演戲這行，我看見過好的，知道什麼是好的，做不好我就是著急。

平常我愛說話，之前在空政藝術團里，也愛好給小朋友們講講段子。下午他們碰見我，可能要聽我聊上一個多小時，直到導演在旁邊來一句：行了么？拍戲。才算結束。這個歲數了，我不把自己當老爺子養，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留著的。

一輩子像我這麼過也挺好，少誘惑就少苦惱。

編輯暖小團

攝影高遠

採訪 Mino

化妝劉鑫

髮型李鵬坤

統籌傲寒

服裝造型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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