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畢業後,我成為一名紐約公立小學教師
從哥倫比亞大學「雙語-雙文化教育」研究生畢業後,王軼群成為一名紐約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的孩子大多來自社會低階家庭,教學因此意味著同時還要處理多動症和原生家庭的種種問題。
漸漸地,她覺得自己被賦予了一種教學之外的使命:帶領他們探索未知,並引導他們不斷尋找自己的生活和價值觀。
紐約的9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彼時夏日的酷暑餘溫已逐漸消退,而冬季的漫長寒冷還在未抵達的路上。在這樣一個秋高氣爽的清晨,我早早地起床,梳洗和整理完畢。看著鏡中成熟卻略顯稚嫩的臉,我有些恍惚,覺得自己彷彿還是那個剛剛踏上美國求學之路的少年。一轉眼,我已經是一所公立小學的教師了。
然而,在開學的第一堂課上,我發現自己幾乎沒辦法完整地講話超過5分鐘。
「Johnny,請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嗎?」「Johnny,可以先聽完其他同學發言嗎?」「Johnny,說話之前要先舉手。」「Johnny……」一節課下來,我累得口乾舌燥,精疲力竭。而他還上躥下跳地滿教室跑,有著使不完的勁兒。
放學後,我十分沮喪地走進了校長辦公室。「課程完全沒辦法進行下去,」我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我覺得他也許更適合『1對1』的教學方式。」校長不置可否,只是讓我再想想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圖片來源:中國僑網
// 中國,陌生的故鄉 //
那是我整個職業生涯的第一天。3個月前,我剛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在兩年的「雙語-雙文化教育」的研究生學習期間,我去過三所公立小學做實習教師,教過中英雙語課和科學課,見過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種族和不同年齡的孩子。
其中有些學生,到了四年級還不能準確地區分左右手;更多的則是一些在中國出生、剛來紐約州的華裔孩子,從來沒有聽說過西遊記和水滸傳。
有次上地理課,我給他們講解水土流失的環境問題。整個班級陷入一片死寂,大家都直勾勾地看著我,彷彿我正用外星語言講著一件不存在於地球上的事。
「中國也是水土流失問題很嚴重的一個國家,每年都會有很多農民失去他們的田地。你們覺得應該怎麼辦呢?」說著,我像變魔術似的從教案中拿出幾張圖片,貼在了黑板上。「你們看,這是什麼?」
孩子們的目光立刻被這些照片吸引了過去。「這是中國雲南的梯田,是一些很有智慧的農民伯伯想出來的解決辦法。有了它們,水流的落差和速度就會減小,那麼土地的流失也會減少啦。」我趁機介紹道。他們看著那些蜿蜒迂迴的梯田連綿成片,在絢麗陽光的照射下呈現魔幻般的寶石藍,不禁對著行雲流水、巧奪天工的大地雕塑發出由衷的讚歎。
漸漸地,我發現了孩子們的變化:他們開始主動了解自己的故鄉,會在白紙上畫出五指山峰,然後給我講很多年前在那裡曾經壓著一隻美猴王;也會在我提起中國的「月老故事」時,激動地舉手告訴我這是西方的「愛神丘比特」;還有一個小女孩拿著相機,記錄了她奶奶摔傷之後,用雞蛋敷在傷口上揉搓以化解淤青的過程。
這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顯得平淡無奇的事情,對於那些從小在美國生長的華人學生來說卻十分新鮮。多元文化的交流與碰撞,讓學生們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也讓我欣喜於「文化共情」給他們帶來的影響。
他們慢慢發現,濃厚的文化底蘊源於自己的國度,而有趣的科學知識就在身邊。
王軼群和學生一起完成的美國殖民時期展示會
平靜如一潭死水的課堂也能在我的「攪動」下變得風生水起;跨越將近一萬兩千公裡帶來的語言和文化的鴻溝也能被我輕易化解。
// 第一堂課 //
可是在終於成為一名正式的公立小學教師的第一堂課上,我就遇到了從未想到過的棘手難題。
紐約的秋天涼風習習,天黑得也不算太早。我一個人坐在燈火通明的辦公室里對著學生的作業出神,想著我在實習中曾經遇到的那些孩子。我突然意識到,我從來沒有時間和機會去真正了解他們,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我對於他們的印象,僅僅停留在課堂表現和課後作業。
而Johnny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與眾不同的孩子,我覺得我應該試著換一種思路。如果我沒有辦法直接從他身上找出問題所在,那我也許可以從他的家庭和父母身上得到答案。
第二天,我見到了Johnny的母親。這是一位看起來有些態度強硬的女人,在交談中的口氣顯得不容置疑。我得知他有個年紀尚小的弟弟,剛剛開始上幼兒園,因此理所當然地佔據了大量和父母相處的時間,這導致他很渴望獲得額外的關注。更令我意外的是,Johnny的母親說,她曾經帶著Johnny去醫院做過檢查,結論是他可能患有輕微的ADH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也稱多動症)。
於是,我開始上網查找ADHD的資料,看一些相關的書籍和錄像帶。這讓我了解到許多人都有ADHD,其中不乏那些頗有成就的人。他們也有類似的癥狀,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成為科學家、藝術家或是企業家。他們仍然活得充實且豐富多彩,所以ADHD並不可怕。
圖片來源:https://goo.gl/pfp6ob
我想起在教室里,老師們一般會在黑板貼上所有學生的名字,如果受到了表揚,就會將他的名字放在「Good Job」一欄;反之,如果他表現不夠好,就可能會移到「Warning」或者其他的地方。我覺得,這也許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
隔天上課之前,我走到Johnny的座位旁邊。「Johnny,老師想和你打個賭:如果你今天上課時,能做到在發言之前先舉手,並且不隨意亂走動,那麼老師就讓你親手移動自己的名字。」
他突然就挺直了腰板,端正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眼中隱隱透出興奮的神色。移動黑板上的名字一般是老師才有的特權。能由自己來親手完成,對他而言絕對是一種額外的獎賞,也是一件極具吸引力的事情。
於是在那節課上,他第一次安靜了下來,認真聽講,沒有隨意走動,也沒有再打斷其他同學的發言。下課鈴聲響起的瞬間,他就箭一般地衝到我面前:「Ms. Wang,我都做到了!我可以移動自己的名字了嗎?」
「當然,這是你應得的獎勵。」我看著他激動地從「Warning」一欄摘下自己的姓名牌,然後粘在了「Good Job」的下方。那一刻,他揚起了滿足的笑容,眼裡閃閃發光。
從那之後,他身上開始發生各種潛移默化的改變。起先,他被獎懲措施所激勵,課堂表現和作業完成情況越來越好;到後來,他會和我、和他媽媽表達自己的想法,比如寫作業和玩遊戲的時間,並希望徵得我們的同意;現在,他已經能自己規劃假期的學習生活,主動對自身行為進行約束管理。
其實孩子們要的不多,甚至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會聽取父母和老師的建議。他們只需要感受到,自己的優點得到了肯定,自己的情感得到了尊重,而自己的意願也得到了聆聽。
在那之後的某一天,我覺得是時候可以和他聊聊這個話題了。關於ADHD,關於他和父母的關係。「Johnny,你有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嗎?」
「Ms. Wang,我媽媽跟我說,其實我的ADHD沒有那麼嚴重。我只是有時候真的控制不住自己。」Johnny睜著淚汪汪的大眼睛,可憐兮兮地跟我說。
我從沒想過,他竟然對自己的病情有一個懵懂的認知,只是不明白應該怎樣去做。
其實回想起來,他還真是個挺可愛的小男孩,會在校門口碰到我時,大聲地跟我打招呼說「Good morning,Ms. Wang!」;會在我偶爾表揚他的時候,露出一臉俏皮的笑容和兩顆歪歪的小虎牙。雖然比多數孩子更加焦躁和多動,但他身上還是有著這個年齡的活潑與純真。
也許不把ADHD當作一種病,而將它看成是一種個性特徵或者身體狀態,對孩子來說會是一種更好的選擇。仔細想想,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不同,有著各自的長處與短板。而這個社會往往急於給我們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籤,以便分文別類。
// 原生家庭 //
得到了Johnny的啟發,我也開始試著了解班上的其他學生。隨著接觸程度的逐步加深,我慢慢意識到,原生家庭帶給一個孩子的影響,已經滲透進了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且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大。
在美國讀公立小學的孩子,大多來自社會較低階級的家庭。他們的父母可能在另一個城市過著每天打三份工的艱苦生活,為生計而四處奔波;還有一些是歷經千難萬險,通過非法途徑才來到這裡的。對於這些孩子而言,學校是他們唯一能夠學習的地方。
原生家庭教育的缺失,不僅給他們帶來知識體系的斷層,而且更容易造成性格方面的創傷:許多孩子可能因為缺少父母的關心而變成一個「Attention Seeker」(渴求關注的人,編者注)。
我在哥大的教授曾經說過一句話,讓我至今印象都尤為深刻:Students not loved at home should be loved at school。那些無法在家庭生活中獲得足夠關愛的孩子,他們的缺失應該在學校里得到彌補。
家是我們的鎧甲,卻是他們的軟肋。
而學校的環境也並不總是令人愉快的,由於社會階層的落差和局限,有個別少數種族的孩子受到歧視和孤立,另一些學生會在無意中流露出對部分藍領工作的貶低與不屑。儘管他們可能就來自這樣的家庭,但自尊心與自卑感的矛盾與衝突,讓這些孩子在難以形成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掙扎。
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時,我都會很認真嚴肅地告訴他們,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或者一份工作,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我盡最大的努力給他們傳遞這樣的價值觀。雖然這種觀念的形成和普及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尤其是這裡的很多孩子們都面臨著「種族」和「階級」的雙重社會壓力。
我也知道或許未來的某一天,現實的殘酷會讓這些期待潰不成軍,但我仍然希望在校園生活里為他們保留這樣一份純真與美好。因為只有引導他們從小形成發自內心的自我認同感,才能真正給予這些孩子一副堅硬的鎧甲,去面對以後的兵荒馬亂與荊棘叢生。
在教學過程中,「因材施教」和「授人以漁」一直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兩點。每一個孩子都是平等而獨立的個體。我希望有一天,當他們離開學校之後,依舊能保持對知識的好奇心和獨立學習的能力。原生家庭的很多問題也許沒辦法得到完全解決,但我希望在學校的這些經歷能夠給他們或多或少帶來一些幫助。
面對這些孩子,我常常會覺得被賦予了一種使命:帶領他們探索未知,並引導他們不斷尋找自己的生活和價值觀。在這條道路上,我希望幫助他們走得越遠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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