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鑒定《讀詩疏箋鈔》想到的

近日翻閱舊時筆記，多是上世紀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所見善本圖書的記錄，尤其是1978年至1985年者為多，蓋其時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初審、複審、定稿時所記。其中有些記錄是在審校善本圖書以卡核書時所發現的問題，有的是根據複印件或照片做出判斷的不同版本特徵，有的是請教顧師廷龍、潘師景鄭、冀淑英等先生後所得。當時隨手做的記錄中，涉及書估（同「書賈」——編者注）作偽、著錄錯誤、著錄不妥的較多，這在今天看來，或許對有些研習版本鑒定者，或圖書館專業人員有些借鑒。反之，如若當年不及時記錄，那也就煙消雲散，記憶不再了。

《讀詩疏箋鈔》版本的鑒定

上海圖書館藏的《讀詩疏箋鈔》不分卷，題清程晉芳撰。卷一第一頁有「歙程晉芳學」，並鈐有「魚門」白文小印。原著錄作「手稿本」，1961年時定為二級藏品。1981年，我在複審此書時，調出原書細看，發現「歙程晉芳學」之「歙程晉芳」四字系挖補後所加，欄線接縫緊密，初看無隙。如此，作程晉芳「手稿本」就有疑問了。一般來說，作者都很重視自己的著作，所以在第一頁上書寫自己名字以示慎重，而此本卻在作者名字上去作挖補，那就有問題了，因為從未有作者本人在第一頁作者項處對自己名字寫錯並挖補的。此書有鈐印，為「磊所見」「陳氏審定」「魚門」。「陳氏審定」的印鈐在「程晉芳」的中間。

此書後以「手稿本」而被誤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第98頁。此書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里未收，蓋當年認為是「清抄本」而刪去。

程晉芳，字魚門，安徽歙縣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是重要的四庫全書纂修官。實際上，這部書並非程晉芳的著作，作者應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人，書之第一頁上原應為「學」。只是因為書上鈐有「魚門」的印，別有用心者就將「」剜去，另配相同紙色補寫「歙程晉芳」，加上有程氏「魚門」之印，這樣就可以使人認為這是程晉芳的稿本。對於書估來說，只要能賺錢，他必定會使伎倆發揮作用，而購書者稍有不慎，或眼力不濟，那絕對是會上當受騙的。

版本鑒定非一朝之功

版本鑒定是一門學問，說是學問，就是說裡面有許多問題還值得研究，有些前人早已涉及了，有的則沒有，還需要將來有人再做下去。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寫過一篇《古書的研究》，他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版本鑒定不容易。一是說葉德輝舊藏《韋蘇州集》，葉的《郋園讀書志》中稱之為「北宋膠泥活字本」，後來書歸周越然，周細細審察，知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說四川重刻《唐詩紀事》，前人斷定原本為「宋刻」，因字之缺筆避諱，統與其他宋版書相同之故。實則原書系明嘉靖二十四年張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見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斷。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誤。

由此而想起，1979年12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會議在江西南昌舉行。某圖書館為了配合會議，臨時做了一個善本書的展覽，將館藏的一些重要版本和有特色的書請與會人員觀賞。那天早上，沈燮元拉我去看展覽，並說有一部書你看看是什麼版本。原來那是一部《大廣益會玉篇》30卷，在說明卡片上註明是「元刻本」。我一看就說這部書不收。這是一部日本刻本。因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收外國圖書，所以就不入目。沈又說：（北京某館）認為是元刻。後又請丁瑜來看。丁瑜看了，意見和我相同。事後，我告訴沈燮元，這倒不是我高明，而是事前我曾做過功課。因為前不久我在四川省圖書館也看到這書，也是作「元刻本」，當時覺得有疑問，那時沒有複印機，我就記下該書卷一第一頁和其他頁的特徵，回到上海後，即調出上海圖書館藏的元刻本和日本刻本，仔細比對特徵，再請教潘師景鄭先生，原來川館所藏是一個日本據中國元代刻本翻刻的本子。日本早期翻刻中國的書，字體極似舊本，但用日本皮紙，較中國皮紙更韌，此種圖書，稍一疏忽，即會走眼。

再就是1980年的事了，北京某大學圖書館藏《中吳紀聞》6卷，宋龔明之撰，明正德九年龔弘刻本。卡片上寫有「據宋本校及清黃丕烈校」，並有李盛鐸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何金文（四川省圖書館古籍部）在審閱此書卡片時，覺得「黃丕烈校」有疑問，就請教也在編委會工作的該大學館某先生。某先生說沒問題。也很巧，過了些日子，我和沈燮元去該館看一些有疑問的版本圖書時，何金文便委託沈燮元順便也審看一下黃跋的真偽。黃丕烈是清代大藏書家，他的題跋一直為後人所重視，而沈是研究黃丕烈的專家，幾十年來一直在和黃氏進行跨時空「對話」，所以他對「黃體」太熟悉了。果不其然，書一打開，他是一眼定「乾坤」。黃跋的字有點像，但沒有黃的韻味，那當然是後人摹寫，而非黃氏手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收入此書，但刪去黃跋之語）。

那一天，沈燮元和我還看了該館原作明抄本的《嘲頤》，一冊，也有黃丕烈校並跋，紙較新，黃字是比黃丕烈還黃丕烈，又是書估作偽的小技（後因抄本不舊又有偽黃跋，刪去不入目）。又《廣韻》原作元泰定刻本，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裝訂形式悉日人所為，每頁均裱糊，實非中國刻本，而為日本所刻。翁方綱《復初齋詩草手札》，20餘札，甚拙劣，俱清末民初書估所偽。

多看真跡、多加比勘得真知

黃丕烈是大家，名聲遠播，所以有的書估即摹黃跋作偽。而黃丕烈在他那個時代，也見過不少書估的欺詐手段，《蕘圃藏書題識》卷七中跋宋刻本《碧雲集》中就有記載。癸未，道光三年（1823），距南宋約700年，與我們今日見到的明初刻本在時間上差不多。黃見古董鋪中所售之書，題宋版者，多為不真之物，文中所云「近日覆刻本」當是嘉慶、道光間的仿宋刻本。所以書估作假唬人的把戲，只能騙騙一般的讀書人，或新的沒有實踐經驗的藏書家，而碰到像黃丕烈這樣的「老眼」，就不行了。

作偽者總是有著碰運氣的想法，20個人中只要有一位上當，他也就能如願得逞。然而這種人，逞其心力，仿作前人之跡，用紙可以尋覓，但筆墨韻味則很難達成，尤其是一氣呵成，甚或是用筆的牽絲及轉筆處，作偽者的破綻必定在此敗露。一般來說，仿者不過刻求字體形似而泥其跡，從不究其所以然，而這個「所以然」往往就突顯作者的學術水準。蓋前人讀書心得、靈機妙緒，借筆墨以傳之，那是應腕而來。而後人看重前人手書，更是貴在其精氣，而贗字偽跋，盡失前人靈妙之趣。所以偽者所書，用筆輕飄，故顯軟弱無力，又因為字乃照樣摹寫，定呆板做作，水平低下。所以，一本書有跋，且是名人之跋，你就要注點意，如你是專家，當能一眼看穿真偽；若是新手，或經驗不多者，則應細看。一般來說，偽跋放在面前，會有滿紙牽強之感。

當然，對名人題跋的鑒定，如要真去掌握，只有一條，那就是必須多看真跡，甚至還要設法將偽作放在一起多加比勘，方能得出真知。上世紀70年代，我就曾為弄清黃丕烈跋的真偽，專門調出上海圖書館藏的全部有黃跋的善本書，包括過錄黃跋的書，細細比對，尤其是字形、起筆、轉筆以及捺筆等，花了不少功夫，方才略知一二。

在對古籍善本的鑒定上，每個人的經驗都很有限，都必須藉助各種工具書、參考書，記得上世紀70年代末的幾年中，每次追隨顧師廷龍先生外出講課、開會，無論四川、浙江，江西、江蘇，他老人家都帶一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碰到問題，臨時可救急。當然，我也有過鑒定上的錯誤。有些事，真的是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信然。

（本文選自沈津著《書海揚舲錄》，有刪節，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17年1月出版）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