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金陵十三釵》當顧問

經盛鴻（南京師範大學教授）

文│經盛鴻

來源│《中國國家歷史·叄》

東方出版社│2016年6月再版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2011年12月16日晚，張藝謀導演的新片《金陵十三釵》在南京新街口萬達廣場電影院舉行首映式，我被《現代快報》熱情的記者邀請去觀看。電影剛放完畫面，還沒來得及看片尾的字幕，我就被幾位記者圍著談觀感，回答他們提出的有關電影內容的種種問題。

我是充分肯定並高度評價《金陵十三釵》的。因為我歷來有個觀點，即凡拍攝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電視片，我都熱情支持、充分肯定甚至高度評價。我從事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已有多年，深感要將這場人類歷史上的浩劫、中國近代因為落後而挨打、而遭受日本侵略者所加予的民族災難，要將日本軍國主義對南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讓世界人民知道，僅靠我們學者的論文和著作，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有大量的文藝創作，尤其是電影、電視作品的問世。只有電影、電視作品，才能以文藝的形式，更集中、更典型、更深刻地反映那段悲慘的歷史，才能擁有最廣大的觀眾，才能使更多的中國人和世界人民重溫那段悲慘的歷史，正確認識那段悲慘的歷史，從而懂得國家必須要強盛，世界必須要和平，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法西斯罪犯必須要接受歷史的審判，而當今日本右翼人士妄圖否定南京大屠殺、推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判決，是多麼荒唐，是多麼不得人心，是多麼應該受到譴責啊！因此，在幾年前，當我聽說才華橫溢的著名大導演張藝謀要拍攝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故事片，是多麼高興、激動與寄予無限的希望啊！現在，這部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影片終於登場與世人見面了，雖然說它還有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個別史實搞錯，如影片一開始就稱「日本戰機對南京二十多天的轟炸」，實際上是日本戰機從1937年8月15日開始對對南京轟炸，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前後歷時四個多月。但瑕不掩瑜，《金陵十三釵》的成就是主要的！它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展現了那段悲壯、凄慘、血腥、永世難忘的歷史，講述了一個曲折動人的故事，塑造了幾個成功的典型人物，揭露了日軍大屠殺的殘暴和罪惡，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愛國鬥爭精神和人性之美。這是一部成功的影片！

回答完記者的採訪，回到家中，想不到就接到了朋友的電話，稱：《金陵十三釵》片尾的字幕，在本片的「顧問」名錄中，竟也有我「經盛鴻」的大名。我聽了真是又驚又喜，也有點慚愧，覺得老謀子確實是有情有義之人，我僅為這部影片出了些微之力，他就把我記到「功勞簿」上去了。我不由得想起在《金陵十三釵》醞釀和拍攝期間，我與劇組幾次的接觸和談話。

那是在2009年的一天吧，我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說是北京著名的電影故事片編劇劉恆要來南京找我。我感到奇怪，我與他素未謀面也素不相識啊。但我對劉恆是有點了解並十分敬仰的。他是《菊豆》、《集結號》等享有盛名的影片的編劇，在影視界和廣大觀眾中極有影響。那他找我做啥呢？

過了幾天，劉恆從北京來了。他帶著他的夫人、他的助手，還有一個司機，駕著一輛黑色轎車，來到了南京。我們先在市中心的「大洋百貨」見面、午餐；後又轉移到另一家咖啡館，邊喝咖啡，邊談；晚上到華僑路的「新上海」飯店晚餐，接著談。原來他是要寫一部以南京大屠殺為歷史背景的電影故事片劇本。我一聽，大喜，立即盡我所知，向他介紹從南京保衛戰到南京大屠殺的來龍去脈、歷史背景、前後經過、中日兩方的典型歷史人物、重要歷史事件等等，並回答他提出的種種問題。他問得可真多、真細啊。但他沒問南京民國時期妓院和妓女的問題，他也沒透露是張藝謀要他改編嚴歌苓的小說。因此我以為他會像以前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故事片那樣，編寫一個普通南京人家的故事，而沒想到他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一群民國南京妓女的曲折經歷與不幸遭遇，來表現那場歷史悲劇。

以後幾天，劉恆帶著他的助手等人，在南京實地調查採訪當年從南京保衛戰到南京大屠殺的遺址遺存，調查採訪當年從南京保衛戰到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還去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我想他一定是大有收穫、滿載而歸回北京的吧。

《金陵十三釵》海報

轉眼間到了2010年秋冬間，從報上得知，張藝謀導演率領《金陵十三釵》劇組的大隊人馬，來到了南京，進駐溧水拍攝基地。我像許多南京人一樣，充滿了興奮與期待。只是張藝謀導演和《金陵十三釵》劇組的保密工作十分嚴厲，使我們對他們的拍攝工作一點不了解，覺得十分神秘，更加好奇。就在這期間，一天，電話響了，是江蘇電視台的一位編導打來的，他正為張藝謀導演和《金陵十三釵》劇組做服務工作。他告訴我，張藝謀導演和《金陵十三釵》劇組想了解南京大屠殺前後，南京的一些情況，特別是關於那時期南京妓院和妓女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在日本侵略軍攻佔南京後她們的遭遇，以及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的有關情況和細節，等等，想採訪我，因為張藝謀導演和《金陵十三釵》劇組了解到我是研究南京大屠殺史和民國史、南京史多年的專家，出版了《南京淪陷八年史》等多種有關論著。我未加思索，立即爽快地答應了，因為這是我多年養成的習慣，只要是宣傳南京大屠殺歷史的事，我都願意做。於是約定日期，他們上門來採訪。

過了幾天，在約定的下午，他們來了，來到了我位於秦淮河西清涼門大街的家。張藝謀導演因正忙於《金陵十三釵》劇組的拍攝事情，也怕暴露行蹤，引起社會轟動與麻煩，沒有能來我家，而是派遣他的副導演李爽來了，陪同的是那位江蘇電視台的編導。李爽約三十多歲，面孔白凈，清秀帥氣，既有文藝界人士的聰慧，又有知識分子的沉穩。他們覺得在我家中談有許多不方便，就拉上我來到一家茶社的二樓，揀個清靜的位置坐下，就談起來。李爽副導演向我簡略地介紹了《金陵十三釵》的大致的情節和人物，然後就根據他和張藝謀導演擬定的提綱，向我提出了一個個的問題，其內容主要是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前南京的妓院分布和妓女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以及她們在日本侵略軍攻佔南京後的遭遇，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等等。我盡我所知，向他們作了詳盡的介紹，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內容：

《金陵十三釵》劇照

第一，關於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南京妓院和妓女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在日本侵略軍攻佔南京後她們的遭遇。

我說，南京在歷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娼妓業一直很興盛，娼妓活動由來已久。狎妓之風，南朝已盛。明清時期，南京娼妓業空前繁榮，秦淮河艷名遠揚。明永樂年間，在城南以東，內秦淮河沿岸的武定橋兩側，有胭脂、粉黛、翡翠、鴛鴦等妓院24樓。在明代中葉，南京秦淮河兩邊的夫子廟一帶青樓林立，鶯歌燕舞，色情業達到鼎盛。夫子廟可以算作當時中國最大的「紅燈區」了。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寫道：「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凄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裡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捲簾開窗。河道里焚的龍涎，沉、速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裡月色燈光合成一片。望著如聞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妝炫服。招接四方旅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文中提到「那十六樓官妓」，說明娼妓這一行業在明代是合法化的。

清初，妓院逐漸移至淮清橋、釣魚巷一帶。

太平天國佔領南京後，厲行禁娼。1864年7月清軍攻佔南京後，南京飽經戰火破壞，秦淮兩岸更是一片荒蕪。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救市為名，重整畫舫，再攬歌妓，夫子廟恢復市容，妓院又部分移至石壩街周圍。乾嘉以前，妓女散處各地，如姚家巷、東關頭、東釣魚巷、武定橋等；光緒中葉以後，改為群居制，一院數十人，群居於釣魚巷。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下關正式開闢為商埠；1908年和1911年，滬寧鐵路和津浦鐵路南段相繼通車，下關成為南京水陸交通樞紐，商賈雲集，市場繁榮。隨之，在下關龍頭房附近有娼妓聚集。

入民國時，南京妓院生意最好的共有四家。其中以「四喜堂」最大，因這裡妓女多，年齡又小，所以生意最旺。另外，下關的大馬路、商埠街一帶妓院也較多，是當時南京又一主要紅燈區。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開始，對娼妓實行所謂「寓禁於徵」的公娼制度。1927年6月，南京市第二次市政會議通過《南京特別市財政局徵收花捐章程》，規定本市妓館分甲、乙兩等納捐：甲等妓館每月繳納銀元24元，乙等妓館月捐12元。妓女則分一、二、三等，各納月捐6元、4元、1元，限1927年8月10日前向市財政局登記、納捐、領取執照。妓女初次納捐，應繳4寸半身照片2張，一存備查、一粘於執照，隨身攜帶，以備財稅稽查或警察核查，違者罰銀1元。1928年2月起，增加「借用執照或徽章者處罰10元」的條款。

妓女生活高下區別，更是鮮明對照。

名妓，就是納月捐6元的高級妓女，紅妓，人長得漂亮，文化素質也較高，住所叫「香巢」，多在秦淮河邊，房間里有琴棋書畫，有女傭服侍。進出有人力車甚至小轎車。來這裡的嫖客都是衣冠人物，就是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來此尋歡取樂，一擲千金。鴇兒把這種紅妓看做搖錢樹。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每逢農曆新春，妓院大門貼上「日進斗金」四個大字，大放鞭炮，通宵達旦，叫做「接財神」。活財神（嫖客）接到了，無非花天酒地，紙醉金迷，任情揮霍，終至傾家蕩產，流落街坊，比比皆是。誠然，妓院是「銷金窟」。

月捐1元的妓女是所謂下等妓女，多在下關一帶活動，主要為社會底層人服務的。妓院簡陋不堪。

但不管是高級妓女，紅妓，還是下等妓女，都是因家庭窮苦，或個人失意，被賣，被騙，被迫淪入風塵。她們幾乎都有一本血淚史。她們是那個不幸時代的犧牲品。她們中的許多人，竟通過刻苦學習，掌握了琴棋書畫甚至英語。尤其可貴的是，她們中有許多人雖文化不高，卻深明大義，懂得人間善惡，富有愛國、愛中華民族的精神與志氣，痛恨侵略者和漢奸。明末清初著名的李香君、柳如是等秦淮八艷，就是她們的典型代表人物，她們的事迹至今流傳不衰，令人敬仰。有人說拍攝妓女題材的南京大屠殺影片是情色愛國主義。那是胡說！眾所周知，晚清北京著名的賽金花，雖為風塵妓女，但也有顆中國人的良心。她曾說：「我雖然是個妓女，卻究竟是個中國人，遇著可以幫助中國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比起當時清廷那許多錦衣玉食、腦滿腸肥、父蔭子襲、夫榮妻貴的官僚貴族、紈絝子弟來，她在人格上並不遜色，也許還要勝於他們千百倍。讀賽金花與秦淮八艷的史料，使人常常不期然想起法國作家莫伯桑筆下的那位不幸的妓女羊脂球，想起圍繞在羊脂球身邊的各式人等，特別是那些大人先生們。她們雖因國情、人生有所不同，無法完全比擬，卻都令人生出無限感慨。

1928年7月3日，南京特別市政府開始轉而實行禁娼政策，令警察局，限兩個月將公娼、私娼一律查明廢止。勸其改業或習藝、擇配，如逾期仍未改業應即驅逐出市；又令財政局自8月1日起停徵妓館、妓女捐。南京市內娼妓聞訊大起恐慌，在兩周內離開南京的佔十分之三。8月11日，全市舉辦娼妓登記，原有一、二等娼妓300餘名，第一天僅有雙福堂、四喜堂、青樓閣、芝軒別墅等30餘人前往登記，大部觀望疑慮。至9月1日廢娼日止，娼妓活動趨於隱蔽。9月19日，據娼妓較為集中的東區警察署報稱：自禁娼後各娼妓有則另租房屋變作私娼，有則逗留旅館秘密賣淫，近日茶館中更是娼妓參雜其間，以致點戲爭勝之風大滋。在禁娼三年之後的1931年,首都警察廳廳長仍然頻頻頒布訓查禁私娼,但私娼人數依舊直線上升。據估計,1933年南京市約有私娼3000多人。

當時南京市政府缺乏足夠的財力物力與收容所來完成禁娼工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警察常借禁娼為名，「無故侵入人民住宅或旅館房間」,甚至藉機敲詐良家婦女,而對真正妓女則「罰款了結」。因此,禁娼不僅收效不大,反而成為擾民之舉。由於禁娼後娼妓依然泛濫,而秦淮商業卻因禁娼而變得蕭條,商家紛紛呼籲開放娼禁。甚至連一些積極主張禁娼者也主張馳禁。南京市政府面對困局,曾多次考慮開禁,並於1933年11月擬定於次年開始實施《禁娼救濟辦法》,規定夫子廟、秦淮河以南釣魚巷等區域為娼妓營業區,同時限制娼妓年齡,試圖有限度地開娼禁。這一做法遭到社會輿論，特別是女界的強烈反對,結果此事也不了了之。

此後，1935年、1937年，民間屢有娼妓開禁的傳言，但南京市長多次出面予以否認。這樣，面對禁娼後的娼妓泛濫現象，南京市政府束手無策，儘管它在表面上聲稱毫不妥協，但在事實上已經無力把禁娼政策徹底貫徹下去。妓院在某種程度上在南京復活。

日軍佔領南京後，公然派人到各難民所，強行「徵召」中國婦女作慰安婦。其中，有許多南京妓女被迫淪為「慰安婦」，遭日軍蹂躪侮辱。

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軍某師團派一名高級軍事顧問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所，公然向該所的負責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要求挑選100名中國婦女去充當日軍的慰安婦。魏特琳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

10時，我被叫到我的辦公室，與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會晤，幸好他帶了一名翻譯，這是日本使館的一名年長的中國翻譯，他要求我們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出100名妓女。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後，我們允許他們挑選，在這期間，這位顧問坐在我的辦公室里，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於找到了21人。

在日偽當局的引導與鼓勵下，沉渣泛起。為了給日軍士兵提供性服務，漢奸喬鴻年先後在城西鐵管巷（現四環路）瑞福里（現四達里）、山西路路口開設「上軍南部慰安所」和「上軍北部慰安所」。1938年4月12日，喬鴻年向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呈請在南京夫子廟一帶開設人民慰安所。這一要求隨即得到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的批准。從其標榜的繁榮市面、振興商業、調劑人民生活等來看，人民慰安所實際上就是一家妓院。

日軍慰安所規定報告

1938年6月中，曾長期在南京經營妓院的孫錫臣、姚炳華等人，向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呈文，要求開辦妓院，並以繁榮市面為標榜，猛烈抨擊原南京國民政府的禁娼政策，為開放娼禁尋找歷史佐證。其後，在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的批准與推動下，一些妓院在南京相繼設立。

第二、是關於南京保衛戰的情況。

我說：1937年11月12日日軍攻佔上海後，南京國民政府拒絕求和乞降、堅持抗戰的強硬態度，使日本最高當局更加惱怒。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為了進一步實施對中國的武力征服與戰爭恐怖威懾政策，為了更快地實現「以戰迫降」，只攻佔北平、天津，甚至攻佔上海，還是不行的，必須攻佔南京，才能迫使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迅速而完全地屈服。在日本當局對中國實施的武力征服與戰爭恐怖威懾政策中，攻佔南京被認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南京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古都之一，而且濱江近海，地處中國最富饒的江南經濟帶，扼制著津浦、滬寧、寧蕪三條鐵路線與長江的交匯點，具有極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與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它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軍事中心，是指揮中國軍隊與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司令部與大本營；同時它又是各國駐華外交使節的集中地，是國際觀瞻所在地——因而攻佔南京必將在中國國內與國際上產生極大的震撼力與極大的政治、軍事影響，對中國廣大軍民與中國政府的心理產生巨大的衝擊與壓力，使他們在失掉了經濟中心上海後，又失掉了政治中心與首都南京，才會深切地認識到抗戰是沒有前途的，抗擊強大的日本只能是自取滅亡，從而放棄抗戰，向日本求和乞降。正像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Teddy White）所分析的那樣，日本最高當局「覺得中國首都之攻陷已經剜掉了中國抗戰的心臟，覺得蔣（介石）會願意講和」。1937年12月1日，由裕仁天皇親自批准，加蓋日本國璽，日本最高當局正式下達了攻佔南京的書面命令——「大陸命第8號」的敕令。其主要內容是：「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佔敵國首都南京」。日「華中方面軍」司令部立即行動，除以第101師團留守上海一線外，「華中方面軍」所轄兩個軍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到進攻南京的戰役中去。1937年12月5日晚，日軍各師團在日航空兵的配合下，向南京外圍防線各陣地開始發動猛烈的進攻。——舉世矚目的南京攻防戰役開始。

1937年12月日軍在南京中華門與國民黨守軍交戰

松井石根等日軍指揮官率十數萬裝備精良、窮凶極惡的日軍，挾戰勝之威，對困守南京危城的中國守軍是十分輕視的。他們認為，南京守軍多是從上海戰場後撤回來，殘缺不全，或是臨時從各地抽調拼湊，裝備簡陋，戰鬥力不強，在日軍的重拳打擊下，將不堪一擊。因此，他們估計南京守軍在日軍兵臨城下之時，或將開城乞降，或將棄城而逃。他們預計攻略南京的戰役將在較短的時間內順利結束。

但中國守軍抱著守土抗戰的決心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以血肉之軀和低劣的武器，在南京城內外各陣地上頑強地抗擊日軍的攻擊，進行著奮勇的拼殺，「反覆肉搏，奮勇衝殺，屢進屢退，血肉橫飛」，「悲慘壯烈，天日亦為之變色」。許多高級將校與許許多多的官兵血灑陣地，戰鬥到最後一息，壯烈殉國：第87師第259旅旅長易安華少將、第260旅第519團團長謝家詢上校、教導總隊第1旅第2團團長謝承瑞上校在光華門犧牲，第88師第262旅旅長朱赤少將、第88師第264旅旅長高致嵩少將、第88師第262旅第524團團長韓憲元上校、第87師第264旅第527團團長華品章上校在雨花台犧牲，繼任團長李傑上校在大校場機場犧牲，第51師第151旅第302團團長程智上校在賽虹橋犧牲，第51師第153旅第306團團副劉歷滋中校、第3營營長鬍豪中校在中華門犧牲，第74軍58師147旅副旅長劉國用少將在水西門外犧牲，……。12月12日，南京保衛戰到了最後關頭，許多中國守軍毫不畏懼，在各陣地捨生忘死地進行最後的的抵抗與反擊，在日軍突破的地方進行反衝鋒，企圖奪回丟失的陣地。12月12日下午5時半開始，中國守軍奉命放棄陣地，開始突圍與撤退。第66軍、第83軍這兩支粵軍部隊，從太平門出城，從正面衝破日軍戰線，經紫金山麓，沿寧杭公路，向浙皖邊界突圍。他們在太平門、岔路口、馬群等地遭到日軍的瘋狂阻擊，與日軍展開了拼殺血戰。第66軍第159師代師長羅策群少將奉命打前鋒，在紫金山北麓的岔路口遇敵火力封鎖，數次衝擊不果。羅策群用粵語對部下高呼：「弟兄們，跟我來，幾大就幾大，勿好做衰仔呀！（意為「死就死，不要做懦夫呀！」）」帶頭向敵衝鋒，不幸中彈殉國。在羅策群於岔路口犧牲前後，第83軍156師參謀長姚中英少將、第66軍160師參謀長司徒非少將、第83軍第156師468旅旅長李紹嘉少將、第66軍159師477旅副旅長黃紀福上校在太平門等地犧牲，第66軍160師956團團長蔡如柏上校在湯山犧牲……。無數官兵的鮮血染紅了突圍的道路。

南京保衛戰中華門戰鬥-小磯良平繪

陷入重圍之中的其他中國官兵進行了最後的抵抗。正撤退至下關江邊的憲兵副司令肖山令少將指揮余部與敵人拼殺，「雙方展開近距離的衝鋒肉搏戰，無奈眾寡懸殊」，「血戰五小時後，我軍彈盡援絕，在江邊的官兵，沒有一個生還，肖將軍為人民盡忠」。一些官兵冒險跳入寒流滾滾的長江，向江北游去，大多被江流吞沒。

第三，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

我說，日本在對華侵略戰爭中，其戰略策略，不僅包括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戰場上擊敗與殲滅中國的軍隊，顯示其不可戰勝的「武威」，還包括在戰後對拒不乞降、敢於抵抗的中國軍民實行嚴厲的「膺懲」——中世紀式的屠城與法西斯的燒殺淫掠。從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日本當局以數十萬日軍燒、殺、淫、掠所製造的「恐怖的時代」就開始了。

進攻的日軍在13日清晨分路從各城門沿著馬路與街巷，攻入南京城內。他們面對的是南京城內的大量手無寸鐵的普通民眾與業已潰散的、放下武器的、甚至脫掉軍裝的中國軍隊官兵或戰俘。作為戰勝者的日軍在佔領南京後，理應按照國際公法與人道準則來對待南京普通民眾與處理戰俘問題。但是在日方當局既定的「膺懲」方針與恐怖威懾政策指導下，進入南京的日軍官兵立即對手無寸鐵的民眾與放下武器的戰俘進行瘋狂的血腥屠殺，伴之以對南京婦女的不分老幼的姦淫，對南京房屋財產、工商企業、文教勝跡瘋狂的搶掠與焚燒，形成了自古未有、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暴行。日軍的恐怖暴行遍及南京城內、城郊每一塊地方、每一座房屋，時間則延續了六周，甚至更長的時間。在這漫長的可怕的時間中，南京成了一座人間的「活地獄」。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大規模集體屠殺共有28案，屠殺19萬多人；零星屠殺有858案，屠殺約15萬人。其中集體屠殺的地區有：

1、城北長江沿岸：屠殺戰俘與難民15萬多人，其中：

（1）中山碼頭 9000餘人；

（2）魚雷營、寶塔橋一帶

30000餘人；

（3）煤炭港 3000餘人；

（4）草鞋峽 57400餘人；

（5）燕子磯 50000餘人。

2、城南雨花台、花神廟、鳳台鄉一帶：屠殺難民5000餘人，戰俘2000餘人。

3、城西

（1）水西門外至上新河一帶

屠殺中國軍民28000餘人；

（2）漢中門、漢西門一帶

屠殺平民、警察2000餘人；

4、城東：中山門外至卯山、馬群鎮一帶：

屠殺中國軍民約數萬人

總計日軍屠殺中國戰俘與難民達30餘萬人。

南京大屠殺現場， 江邊屍橫遍野

日軍對中國婦女實施大規模的、持續多日、毫無掩飾與毫無節制的瘋狂強姦、輪姦和姦後摧殘、屠殺。南京大屠殺同時也是一場南京大姦殺。1946年2月，《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指出：「整個屠殺期間，共有8萬名婦女遭受到強姦」。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認定：在日軍攻佔南京後，「強姦事件很多。……在（日軍）佔領後的一個月中，在南京市內發生了二萬左右強姦的事件」。日軍的瘋狂姦淫活動，也是日本最高軍政當局在攻略南京中實施的恐怖威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最高當局要讓中國人民認識到，日本軍事力量的強大與恐怖，不僅有戰爭、屠殺、搶劫與焚燒，還有對中國婦女的威脅。進佔南京的日軍提出的口號是：「征服中國女性！」「憑力量找女人！」因此，日本軍政當局對日軍在南京的瘋狂姦淫活動，不僅不認為是一種罪惡、是一種恥辱，不僅不加以禁止或節制，反而認為是一種戰勝者的榮耀與征服者應享有的戰果，是「增長士氣的一種必要手段」，進行公然的倡導與縱容。許多南京婦女，由於堅決抗拒日軍的強姦，幾乎都被日軍殘忍地殺死。她們的屍體還被日軍剝光衣服，割乳剖腹，陰道里被插入竹竿木棍，遭受到種種侮辱。至於被逼自殺的中國婦女就更多。

日軍對中國婦女大規模的瘋狂強姦與輪姦，不僅暴露了日軍的兇殘無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嚴厲譴責，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軍各部隊中迅速流行。應該指出，性病的根源是日軍官兵。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聞報，當即命令組織醫官至所轄各部隊分別抽樣調查。調查的結果令日軍上層很是震驚：在進攻南京的日軍南路兵團——第十軍的第6、第18、第114師團及國琦支隊，北路兵團——「上海派遣軍」的第3、第9、第11、第13師團及重藤支隊里，均發現各種性病如瘟疫一樣迅速擴展。如此嚴重的情況，使松井石根等人不僅擔心國際輿論的譴責，更為憂慮軍隊秩序的破壞與戰鬥力的嚴重削弱，擔心重演二十年前日軍出征西伯利亞時期性病蔓延的悲劇，決定加速實施慰安婦制度，抓捕大量中國婦女，在南京建立了多家慰安所。

南京大屠殺的兩個孤女

日軍在侵佔南京後所瘋狂進行的燒、殺、淫、掠等戰爭暴行，使南京變成了人間活地獄。拉貝寫道：「這是一個無休無止的歲月，無論人們怎麼想像都絲毫不會過分」。

我從下午講到晚上十時，李爽都認真地記錄著，還不時不厭其煩地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民國南京妓院的布局和高級妓女們房內的陳設、物件等，他問得更細。我深深感受到張藝謀團隊認真負責、細緻入微、一絲不苟、精亦求精的工作作風。好在我研究南京大屠殺史和民國史、南京史多年，史料熟悉，記憶力又好，總算不辱使命。李爽很是滿意。數小時談話中間，吃了點心，喝了咖啡，算是休息，在這時，李爽給我講了他們劇組和張藝謀的許多趣事，時時引得我捧腹大笑。當我與他們揮手告別時，已是夜色沉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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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上午，我國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下水儀式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大連造船廠舉行。這艘航空母艦由我國自行研製，2013年11月開工，2015年3月開始塢內建造。目前，航空母艦主船體完成建造，動力、電力等主要系統設備安裝到位。出塢下水是航空母艦建設的重大節點之一，標誌著我國自主設計建造航空母艦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

★1644年：崇禎把房間打掃乾淨，李自成把床鋪好，張獻忠替人家寬衣解帶，最後多爾袞興沖沖地雲雨巫山，……而這一切都與我們有關

翻開一部中國歷史，1644年也許是最奇特、最不可思議的一年。這一年，在西安、瀋陽、北京、成都四地，分別有四個不同的年號：「大順永昌元年」、「大清順治元年」、「大明崇禎十七年」、「大西大順元年」。這一年，中國有四個皇帝：李自成、順治(其實是多爾袞)、崇禎、張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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