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中西交通及其特點與作用

摘自《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1期，注釋從略。

清代的中西交通，在中國對外交往或關係史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具有其獨特的時代特點，並對中國社會產生重要而深遠的歷史影響。

現今，我們一講到「交通」，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們出行時的交通工具以及與交通運輸相關的問題。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正確的。但是，八九十年前，卻並非如此。

20世紀20、30年代以前，日本學者將日本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稱之為「東西交通史」。中國當時一些學者，許多論及中外交往的史學著作，皆冠以中外「交通史」之名，而不是中外交往史或關係史。

當時許多學者之所以將中西交往史，或是中西關係史，稱之為中西交通史，除了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交通」一詞非常契合中國文字、文化的內在語義。

清代中期以前，「交通」一詞的含義是有別於「交往」的。「交通」二字，當然也包括「交」，即相互交往的意思，但更多更主要的則在於「通」，基本屬於將交而未交的時態。

「中西交通」一詞，較「中西交往」或「中西關係」，更能體現近代中國中西交往初始階段的時代特點包含有較為明顯的此時尚未交往或即將交往的狀態。

20世紀50、6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以後，雖然很少再有學者使用「交通史」，而是以「中外關係史」來命名自己的著作了，但學界並未完全摒棄「交通史」的稱謂，更未否定「交通史」的研究成就。

緣此種種，以中西交通為名，並不過時，也並非文不對題的信口雌黃，任性而為。

清代的中西交通，主要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民間的交通形式。

在清代民間的交通、交往方式中，中國民人主動前往的地區，主要是集中在東南亞一帶，但很少有人遠涉重洋到西亞甚或更遠的歐洲。

除了造船與航海技術的限制，以及路途遙遠等原因外，其中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在於，清代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禁中國沿海的民人百姓製造大型船隻，進行遠海的漁業捕撈和貿易經商清廷的各種限制，雖然並未完全隔斷中國與歐洲各國的交通，但這一交通的主動者，卻並非始自中國人民，而是西方殖民國家的冒險家和商人，呈現出單向，而不是雙向互為交通的情況。

第二種，是官方的交通形式。

在談到清王朝的對外態度時，人們大多論定，清廷長期以來實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若就中外的官方往來而言，除了外國的使臣來華之外，清廷也曾向西方國家派遣過自己的使團和使臣，開展過一些外交活動。

清代中西交通的路徑或道路，主要有陸路與海路兩條。

第一條，陸路通道。在現今人們的心目中，從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前往歐洲的道路，似乎應該是自北京向西，走河西走廊，再經過新疆，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俄國國境，再向西，抵達莫斯科，而後再至歐洲的其他國家。

中國古代從中原地區通往西域各國，如西漢張騫通西域，或是古代的絲綢之路，大致就是這樣的，只是起點略有不同而已。

陸上絲綢之路起源於西漢（前202年—8年），是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

另外，還有一條陸路通道的路徑同樣鮮為人們所知，即是從北京或中原地區，經過內、外蒙古至俄國，再到歐洲各國。

第二條，海路通道。在清代，西方國家來華的荷蘭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皆是通過海路而來，其基本路線是從歐洲各國南下，沿非洲的西海岸線，繞過好望角後，折而向北、向東，再經過馬六甲海峽，北上中國廣東，沿中國東南海岸北上天津、北京。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以後，西方來華的路線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不再繞行好望角，而是直接通過蘇伊士運河，沿南亞海岸線東行，中西交通的路程大大縮短。

清代的中西交通與古代的中西交通歸納起來大致有五個特點。

第一，中西交通的主動力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明代以前，中國始終是當時世界上政治制度先進，社會經濟發達，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先進國家。然而到了清代，伴隨著英國、法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起，中國漸漸地落後了，但當時的中國人並未很快意識到這一點。

清代中後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攫取廉價的生產原料，開闢廣闊的商品市場，開始大規模地向東方擴張，逐漸成為中西方交通的主動力。

第二，中西交通的主要道路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中國古代，中西交通的主要道路是陸路，其後，雖然仍有陸路的中外交通，但此時的海路交通也開始發達起來。

到了清代，雖然陸路的中西交通仍然存在，但主要是維持與俄國的交通往來。中西交通的主要道路是海路，無論是西方國家的商人，還是外交人員，甚或是對華侵略的軍隊等等，大多是經由海路而來。

第三，中西交通的區域範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中國古代，中西交通的區域範圍，大多局限於中國現今的版圖之內，然而到了清代，中西交通的範圍擴大到了歐洲各國，且不論歐洲各國的商人或是外交使節自西而東來到中國，即是中國的外交使節，到了1876年以後，也逐漸擴展至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

第四，中西交通中的官方，或是官商結合的色彩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西漢時期的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各國，雖然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原地區與西域各國的文化交流，但卻基本不具有商人或商業貿易的色彩，其官方的軍事、外交色彩極其濃厚、明確。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至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圖為唐代海上絲綢之路）。

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無論是否包含有追求商業利益的色彩，其官方的政治色彩仍十分明顯。

到了清代，就中國方面而言，中西方的交通，在陸路上基本是清政府官方的對俄交往與交涉；而在海路方面，主要是派遣官員考察西方各國，或是向西方各國派遣常駐公使，官方的政治外交色彩仍是不言而喻的。而就外國方面來說，則始終呈現出官商相結合的色彩。

第五，中西方之間交通的時間大大縮短。

在清代的前期，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來往交通，主要是自中國的東北，經西伯利亞向西至俄國的西部。

這一陸路的交通，一般需要一年或是更多的時間。但是，後來中西方開通了海路交通的路線，特別是蘇伊士運河開通以後，自歐洲到印度或中國的距離縮短了五六千公里，用於路途中的時間也大大縮短。

清代的中西交通，不僅影響作用於中國，而且影響作用於全世界。清代中西交通的歷史作用與影響，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第一，中西方不再是重重的阻隔，而是從此開始了密切聯繫的全球一體化進程。

在古代的人類社會中，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極度低下，世界各地區，甚至是各地區內各國人民的交往能力受到極大的限制，後來，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們有了來往於世界各國、各地的可能，清代的中西交通，打破了中西方交往的地理空間障礙，加快了中國與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聯繫。

第二，在中國對外交通、交往的歷史長河中，起到了承前啟後的歷史作用。

清代的中西交通，是中國對外交通、交往這一整體鏈條中重要的一環，起著極其重要的承前啟後，上下聯接的作用。

第三，改變了中國傳統的閉關鎖國政策，加快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過程，雖然中國並未能與世界的發展速率同時、同步，但卻保持了與世界各國發展的同一進步方向。

第四，清代，特別是近代以來的中西交通史告訴人們，以往人們所追求的閉關鎖國年代，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面對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任何一個不想被他人滅亡的國家或民族，必須與時俱進，不斷進行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必須融入世界的發展進程之中，這樣，才能真正在世界民族的發展道路上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END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原文載《晉陽學刊》2016年第6期，原文約1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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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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