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學史的糾偏

《中國「60後」作家訪談錄》是一本文學史家做的研究性訪談，自然處處有史家見地。但這本書里卻沒有我們熟悉的蘇童、格非、遲子建、畢飛宇、韓東、李洱等「60後」作家的中堅力量的身影。放心，一個專業的文學史研究者不可能出這麼大的紕漏，只能想他是有意為之。考慮到周新民教授文學史研究專家的身份，也考慮到他的訪談還在進行中，至少可以這樣想，他所做的工作對文學史有補遺和修復的意義。事實上，完整的「60後」作家版圖，如果僅僅是上述我說的這些所謂中堅作家，放在20世紀90年代，差不多是可以的，但現在看是已經很不完整了。如果仔細看當下正活躍的「60後」作家名單，現在談論得最多的大多出生在1965年之前，成名於20世紀90年代之前，其後「70後」「80後」作家接踵而至。作為代際鏈條的「舊人」，晚出的「60後」當然不再是關注的中心。雖然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新生代」會把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作家納入其中，詩歌界甚至提出「中間代」來專門命名20世紀60年代後期出生的詩人，但終究世界是他們新人的，最遲到1998年前後，中國文學的興奮點早已經是「70後」們。因此，從代際的角度，一個作家成名要趁早，真的是事實。看周新民訪談的「60後」作家，確實不是他們寫得不好，以我對中國文學的了解，東西、艾偉、邱華棟、葛水平、曉蘇、葉舟、王躍文和陳先發、安琪等都是相當出色的小說家和詩人，有的甚至已經是當下中國文學的代表。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差異，有一點是文學史可以對遺忘的、忽視的或者錯過時代潮流的作家予以追認式的肯定。從這種角度，被《中國「60後」作家訪談錄》追認和肯定的「60後」作家並不算晚，畢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出生的作家現在才五十歲上下，正是寫作的黃金時代。因此，這本書，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已經經典化的「60後」之外「60後」的集體命名。我想有一天，周新民教授在完成了「之外」的工作，還會不會重新返回並審視那些已經在「60後」之內的「60後」中堅力量，從而繪製完整的「60後」作家的文學版圖。

進一步，我們可以思考迄今中國文學研究依然盛行的代際研究。是的，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意識到文學代際命名的局限，但為什麼還是固執地進行文學的代際命名？因為，從人與時代的關係考察，「同時代人」是客觀存在的。文學的代際命名就是尊重這客觀存在的「同時代人」現象。但另外同樣是事實，總會有人溢出「代際」，何況以「十年」為刻度的代際命名，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快速的代際更新。在今天，已經不需要漫長的「十年」刷新一個代際。五年，三年，甚至更短，就有一代新人的湧現和登場。而且，某種程度上，作家的成長和代際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更新還不一定同步。應該充分地注意到，有的作家成人在「代」，但寫作卻不在「代」的現象。可以說，現在《中國「60後」作家訪談錄》的有意擱置和強調，做的是文學史上的糾偏。文學批評家要盡量地靠前到文學現場，而文學史研究者是不放棄歷史遺址的勘探的。

再說文體意義上的訪談和對話。周新民將《中國「60後」作家訪談錄》定義為「對話批評」。所謂「對話」，在我的理解中是一種以「將心比心」為前提的彼此打開、交流、印證，不排除辯論、交鋒和修改。《中國「60後」作家訪談錄》並不缺少「人文」的視野，這本書的每一篇訪談，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追溯作家的精神起源，但這不是這本書最引人注目之處。《中國「60後」作家訪談錄》內在的對話邏輯是作家的「個人文學史」。而這對一個作家而言應該是「文本史」，所謂時代和個人的精神當然是附著在「文本」上的。換句話說，一個作家的精神史，其實是「文本的精神史」。周新民教授充分地注意到並尊重這一點，看得出，他所有的訪談都做過訪談對象細緻的文本編年閱讀。如此的「問」和「答」是發生在文學行家之間的證實和證偽，辯護和重新命名。因此，怎麼問和如何答，《中國「60後」作家訪談錄》提供了文學問題首先要從文學內部解決的範例。至於大於文學的「人文」，則是文學理所當然應該通向的遼闊和豐饒，或者是文學得以遼闊和豐饒的「人文」。

（作者：何平 系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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