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知命之年

1929年，陳獨秀正是「知命之年」。這一年，他早已被排斥於中共中央領導層之外，隱居於上海的一條里弄里。「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獨立顧八荒。」每每想起一生的追求與奮鬥，竟然還在不定之天，不免湧起惆悵悲涼的心緒。他不是一個知難而退的人，在使命和理想的驅使下，又在漫漫的征途上求索。

陳獨秀像

抵抗最長久的是陳獨秀本人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前，共產國際考慮到黨內意見的分歧，曾經特別提名陳獨秀、蔡和森、彭述之、羅章龍、張國燾、鄧中夏出席會議。陳獨秀對去莫斯科討論中國問題，向來有莫名的抵觸情緒。為此，他當面向中央負責人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了解還是外國人了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他雖拒絕去莫斯科，卻對「六大」存有善意的展望。他一再要求其他5位去參加六大，並對張國燾說，「六大」可能改變瞿秋白的盲動錯誤。他表示將繼續為中央刊物寫些短文，但如今再也不願意參加中央的領導工作，也懶於為自己辯護，也不會出面去批評別人。如果「六大」的成績不錯，將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持合作的態度。

中共「六大」結束時，王若飛從莫斯科寫信給他，向他介紹「六大」的情況，勸他不要消極，應站在「六大」路線上重新工作。此時，他的心情似乎比較平靜，很長一段時間內，再沒有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評說是非曲直，認為「六大」路線有所進步。他高興地說：「幸而六次大會對於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對於機會主義一樣，加以相當的矯正。」「六大」批評了盲動主義，使他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有所期待。所以，當黨內有人鼓動他領頭反對「六大」選舉出來的中央時，他明確表示拒絕的態度。

中共「六大」後，他閑暇無事可做，便靜下心來從事文字學研究，完成了《中國拼音文字草案》。「無窮山色，無邊往事，一例冷冷清清。」難道他真的就此冷清下去嗎？不，他背的歷史包袱，即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已經壓得他喘不過氣來。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他一直走在時代的風口浪尖，轟轟烈烈而又出生入死，早已經成為他生命的底色。他於沉寂中思索，於冷清中尋覓，期待著有人來化解他心頭的疑惑和憂懼。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期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已呈公開化，鬥爭也是日益激烈。大革命時期尤其是「四一二」政變後，托洛茨基就堅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而其分析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更是直截了當：「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並指出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蘇共和共產國際的出爾反爾、自相矛盾的政策，「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的領袖」。

這一套說詞，正是陳獨秀常年鬱悶於胸的難解的結，而他對托洛茨基理論的了解和認同，那還是幾個月後的事情。

中共「六大」期間，一些留學蘇聯的年輕的中共黨員，利用會務工作機會，閱讀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並互相傳遞。文章的論點引起他們的共鳴，也正是在他們之中產生出中國最早的托派分子。1929年4月，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在油印刊物上，大量翻譯和刊載托洛茨基的文章。他通過尹寬和鄭超麟讀到托洛茨基的文章，他們常常聚會在彭述之和汪澤楷家，共同閱讀和討論托洛茨基的文章。據鄭超麟回憶，陳獨秀對於托洛茨基思想的認識，是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他說：

「抵抗最長久的是陳獨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寬談話，都提出不同意見，經過尹寬解答後，還是不同意，但下次談話，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了，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洛茨基的意見）為基礎，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一層一層地討論下去。到了我們其餘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時，他個人還有不同意見。」

在一次次的討論和辯難之後，他也一步步地向托洛茨基靠近，而造成他倒入托派的最根本的原因則是：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文過飾非，推卸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托洛茨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尤其是在大革命的緊急時期，更是迫不及待。

他終於茅塞頓開，如釋重負，對托洛茨基真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難怪他高興地說：當共產國際「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他從困惑迷茫中清醒，從沉寂落寞中振作，完成了一次轉化，而這一轉化，並非像彭述之所吹捧的那樣，「是他的政治生活還在向上的象徵」，恰是造成他歷史悲劇的最重要的起因。

他擔心把中國做成塞爾維亞

這一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中東路事件」。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曾經聲明：中東鐵路將「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可這僅僅停留在口頭上。1924年，中東鐵路又暫由中蘇「共管」。1926年3月，蘇聯為中東鐵路共管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中蘇共管變成了蘇聯獨管。

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全面反蘇反共，策動了一系列的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撤回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及商業機構。1929年7月10日，國民政府指使東北當局以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非法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同時，北平、天津、哈爾濱、上海等地舉行反蘇大會。中蘇爭端已至白熱化。7月17日，蘇聯政府宣布與國民政府絕交。

共產國際對此迅速作出反應，指示各國共產黨要發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中央立即響應，發表宣言、決議和文章，提出：「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中東路事件，就是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反對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號召人民「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甚至還強行組織群眾遊行罷工，「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

如此宣傳，一開始就受到陳獨秀的質疑，他認為中東路事件發生在中國，黨在宣傳上就「不能像別國的兄弟黨那樣簡單」，如果僅僅以空洞的口號去回應群眾，那是「不能夠解答群眾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實際問題」。7月28日，他致函中共中央，指出中央沒有向群眾講明這樣的道理，即：「在未推翻帝國主義宰制以前，中國真能收回中東路是怎樣的一個幻想，而且這一幻想必須釀成中國民族的莫大災難。」拋開「群眾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實際問題」，而高喊一些空洞的口號，無疑是「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他在信中說：

「此時中國大多數民眾，尚在眼前的具體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這一層必須向他們解釋清楚，使他們在實際利害上權衡一下，他們明白了中國自己收回中東路，在此時的確是有害無利的幻想，他們才能夠了解蘇俄和帝國主義不同，才能夠了解蘇俄是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才能夠了解蘇俄是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的領導者。」

他提醒中央注意，宣傳口號是有針對性的，「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的口號，一般的群眾就未必可以接受。國民黨正是拿最簡便明了的口號「擁護中國」來和「擁護蘇俄」相對立，群眾肯定會選擇「擁護中國」，如我們還在高喊「擁護蘇俄」，那麼將會「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

他對新的中央還是有所期待和信任的，否則是不會提出如此中肯的意見。他還「希望能夠把我的意見全文都在黨報上發表出來」。然而，他的期待、信任又能換回什麼呢？中央很快對他的來信作出回復，非但不接受他的善意的批評，反而對他上綱上線，說他的信是「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理論的基礎……幫助了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宣傳」等等。8月11日，他再致信中央，解釋自己僅僅是提出中央「宣傳方法的缺點」，並不反對原則上的「擁護蘇聯」，但是，「在策略上戰略上，這一口號應用到夾有民族問題的中東路這個特殊事件，為爭取廣大群眾計，便要小心，單是這個口號便不夠了。」

他認為，應該向群眾講明中東路事件的國際背景，即「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固然應該告訴群眾，同時帝國主義之間爭奪中東路而戰爭的危險，也不能不告訴群眾。」兩種危險都可能引起國際糾紛，而結局卻都是「要在中國做戰場，把中國做成塞爾維亞，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

他一再表明：中央所提「保護蘇聯」的口號，「在原則上自然不錯」，而只是在宣傳方法上，「未曾有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可是，中東路事件宣傳口號的爭論，卻上升到路線是非的綱。中央機關報《紅旗》特辟《兩個口號——誤國政策與擁護蘇聯》專欄，公布陳獨秀與中央來往的信件，發表了多篇討伐文章，火藥味十分濃烈，其中尤以王明的文章：《論撒翁（即陳獨秀）同志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最為狠毒。王明首先給陳獨秀的意見定性為「反共產國際」「反蘇」和「機會主義」。

真理是需要時間的檢驗。時至1987年，中東路事件宣傳口號之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當年蘇聯舉行的共產國際歷史研討會，終於得出這樣的結論：「把『保衛蘇聯』的口號當作共產國際的頭等任務，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利益。」歷史證明在「民族利益」的大節上，陳獨秀的意見是正確的，而更為可貴的是，當時他正傾向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也恰在此時指示中國托派要「保衛蘇聯」「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他完全沒有響應，而是自成風骨，特立獨行，這正是他的可貴之處，也是他與其他中國托派分子的明顯區別之處。

他公開亮出黨內反對派的旗幟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向全黨發出警告：「無疑義的在中國的反對派要同樣的成為中國統治階級反對革命破壞黨的工具，所以黨必須堅決的予以制裁，以鞏固黨的組織。」這樣嚴肅的警告，陳獨秀一定是心知肚明，可他卻顧不上禁忌，由7月28日的信，專議中東路事件的宣傳口號，發展到8月5日，再給中央去信，全文約一萬四千字，專題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全面亮出與中央的分歧意見。他在信中說：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失敗，其主要原因，是黨的整個政策是機會主義」。「當廣州暴動前後，我感覺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錯誤的估量，遂至有錯誤的政策，曾寫了幾封不避忌諱的信給中央，指出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快的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樣高昂，並且我們已失了和廣大群眾的聯繫」。可是，「當時的中央對於我的意見，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

他指出，左的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大凡盲動主義的決策者都自以為一貫正確，手中揮動著「機會主義」和「觀念不正確」的大棒，強力推行盲動主義。這樣就產生了命令主義，從而「抹死黨內德謨克拉西（即民主，作者注），排除一切意見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狹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他在這裡提出的黨內民主，是極有針對性，也是有一定的事實依據。

由於黨內缺乏民主氣氛，同志間盛行自由主義，他曾誠懇地希望同志應直接向中央陳述，或者在黨的會議上討論，而不能犯自由主義的毛病。可是，這位同志卻告訴他：「你的話原則上是對的，可是在事實上只要你一開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調到萬難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遠地方去，甚至教你從黨滾出去；我們是不忍心離開工作的，……大家也感覺到這不是好的現象，然而沒有辦法！」

他對政治高壓極為厭惡，渴望「真正的黨的一致」，而維護黨的民主制度，又是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出於這種思想基礎，他才無所畏懼地寫了這封長信。他在信末寫道：

「因為我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的在不正確的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來慎重考察的結論，寫這封信貢獻於你們，希望你們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狹性，平心靜氣地把我的意見詳細審查一下，並希望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

此信發出前後，他便要求加入「我們的話派」。這是中國最早的托派小團體。這些年青人以正統托派自居，非但不對陳獨秀的加入表示歡迎，而是採取拒之千里的態度，竟然把陳獨秀等的加入，說成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向我們托派投機」，並要求首先承認「我們的話派」的正統地位。如此排斥和刁難，陳獨秀都一一忍受，顯現出少有的雅量。可是，他的追隨者彭述之、尹寬卻以黨內老同志自居，看不慣這幫年青人的驕橫做派，認為他們「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只能受我們領導」。談判陷入僵局。

恰在此時，托派分子劉仁靜等從蘇聯回國。劉仁靜在回國途中還繞道土耳其，拜見被斯大林驅逐出國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將由自己起草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派（反對派）綱領》交給劉仁靜，並讓劉仁靜以Lels（列爾士）的化名，擔任他在中國的通訊員。劉仁靜回到上海，以「老托代表」的特殊身份調解陳獨秀派與「我們的話派」的關係。

劉仁靜以為憑藉「老托代表」的身份，可以促成陳獨秀等和「我們的話派」的聯合。沒想到「我們的話派」中的梁乾喬比他還橫，橫豎不吃劉仁靜的那一套，就是以中國托派「正統」領袖自居，唯恐陳獨秀的加入，會危及目前的地位。這才一再給陳獨秀等設置障礙，先是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繼而又提出在承認其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個別的而非集體地加入，後又提出更為苛刻的條件。

劉仁靜看不服了，這班人太毛躁，太不知深淺，簡直是「孩子們胡鬧」。他又以「老托代表」的身份提議召集會議，改組「我們的話派」領導機構，吸收陳獨秀等參加。「我們的話派」更是慌張了，就像《水滸傳》中的王倫那樣，害怕陳獨秀加入後，會像宋江那樣搶奪了他的交椅。這樣才一輪又一輪地談判，一回又一回地拒絕，談判仍是無結果而終。

陳獨秀煩怒了，也等不及了。你能成立，難道我就不能成立？1929年9月，陳獨秀與彭述之等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亦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通過由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的門羅主義；選舉產生了常務委員會，由陳獨秀任書記，彭述之、尹寬、馬玉夫、羅世璠為常務,秘書長為吳季嚴。這是繼「我們的話派」後,中國出現的第二個托派組織。

從《告全黨同志書》到《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1929年8月11日,中央發出第四十四號通告,明白無遺地表明了態度:「如果發現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對派的思想宣傳,有任何小組織的秘密活動,黨除了對於其思想給以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陳獨秀並沒因此而警覺和醒悟,反而更加緊了黨內反對派的活動。中共中央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8月28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代表約陳獨秀談話，再次當面提出嚴重警告。他仍然沒有改弦更張,而是繼續固執己見，對中央的警告滿不在乎。

中央不同意在黨內公開來信，他索性把寫給中央的信，任意地在黨內傳閱。更為嚴重的是，自他與彭述之組織發起托派小組織後，又利用自己多年在黨內的聲望，公開進行有組織的反對派活動，一些支部因他而與中共宣告脫離，實際起到了分裂中共的效果。中共中央有鑒於此，又於10月5日作出《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決議》，對反對派作出三條決定：

一、必須馬上解散；二、繼續固執己見的，「應毫不猶疑地開除出黨」；三、「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的反黨宣傳與活動。」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致函陳獨秀：「中央決定你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限定你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這已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了。

陳獨秀接到來信，氣不打一處來，立刻明確表示：「我此時已根本承認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張是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如何能說和自己意見相反的假話。」10月10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白表示，自己將「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並嘲諷道，「你們既然代我決定了意見，還要我做文章發表意見做什麼？我真想不到你們現在竟至發狂鬧笑話到此地步！」他還在信中，批評中央領導經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義」「警察政策」對待同志，破壞了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

針對反對派的頻繁活動，中共的警告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字和口頭上了。10月21日，中共江蘇省委作出決議，開除彭述之、汪澤揩、馬玉夫、蔡振德的黨籍，並「要求中央開除陳獨秀」。氣氛越來越緊張，而他卻無絲毫的回心轉意，相反更是理直氣壯。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聯名致信中共中央，宣稱：「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

正是這一天，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指示：「黨應當實行無情的鬥爭，來反對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主張」；「黨應當剷除自己隊伍內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最高權威機關都已作出如此明確的指示，中共中央沒有理由猶豫和怠慢，立即向全黨發出公開信，號召各支部都要積極開展與反對派的鬥爭。中共的反對托派的鬥爭由此而拉開序幕。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1月15日作出決議，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的黨籍。決議羅列開除陳獨秀等黨籍的八條理由，其中最核心的是，陳獨秀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黨所開除的托洛茨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決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9年前，他在上海籌創中共時，恐怕怎麼也想不到如今的結局。他此時此刻的複雜心境是難以言表的。12月10日，他發表《告全黨同志書》，算是對被開除黨籍的回應。他說：「我知道中央開除我的黨籍，完全是少數人為掩護他們自己錯誤的一種手段。」「拿開除我向黨員群眾示威。」他繼續批評中央，把向忠發、李立三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機關比喻成「斯大林的留聲機器」。他還說，「我此時已根本承認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張是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太率性而為了，就憑稱托洛茨基為同志這一條，放在共產國際的任何支部，都是開除黨籍沒商量。

距《告全黨同志書》僅5天，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尹寬等在上海昆明路開會，正式選舉「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常委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會議通過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又稱八十一人聲明）。這是陳獨秀被開除出黨後，與中共論戰的第二份文件，也被稱為陳獨秀派的政治綱領。這份文件，洋洋洒洒二萬六千多字，分為：「一、中國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二、黨的現狀與危機——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與官僚主義」；「三、國際機會主義的根源與蘇聯危機」；「四、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兩個路線的鬥爭」；「五、我們的態度與建議」。

他在意見書中，將李立三控制的中央稱為「官僚統治機關」，並號召：「一切有政治自覺的分子，都應當及時奮起，從黨內推翻它，才能夠將我們黨從墜落而危亡的現狀中拯救出來！」他還提出，給托洛茨基等反對派恢復黨籍、恢復領導工作，公布反對派文件和「恢復中國黨因反對中央機會主義路線而被開除的同志之黨籍」等要求。

托洛茨基來信了，對「陳獨秀站在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大致已與我們的主張接近了」，表示出熱情的歡迎態度。自此，陳獨秀與他所創立的黨漸行漸遠，正式融入反對派的行列之中，走上了一條崎嶇曲折、命運多舛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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